马胜华，肖秋风

聊城市东昌府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山东聊城 252000

随着城镇化以及工业化的进程，人口流动的速度不断加快，跨区域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当前人口的一个主题。同时，在未来，我国还将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这也就使得我国人口流动问题进一步下沉，规模将会持续扩大，对人口流动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治理问题、卫生安全保障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是学术领域的一个热点[1]。 从目前获得到的卫生防疫数据来看，流动人口当中以青壮年居多，且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相对偏低，这些人口对于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的知识了解水平不足，自身的防护能力较差，且经济收入处于较低状态，没有时间、精力成本用于知识的学习和个人的保障[2]。 近些年，流动人口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不断的增加，这也成为当前社区传染疾病防控一个重点和难点， 该文主要结合2019 年6 月—2020 年5 月该卫生院防保科的实际工作进行数据分析，探讨如何在基层卫生防疫层面做好流动人口艾滋病的预防控制工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60 名流动人口，同时在该社区随机抽取60名本地居民，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进行划分。 本地居民为对照组，流动人口为观察组。 观察组男性29 名，女性31 名；年龄19～59 岁，平均（31.54±3.42）岁。对照组男性28名，女性32 名；年龄19～57 岁，平均（32.95±3.98）岁。

1.2 方法

应用数据分析方法了解流动人口对艾滋病的知识评分和行为评分，对比基层社区宣教之后，流动人口对艾滋病的知识行为评分变化情况[3]。

对照组行常规知识宣传与教育，讲座、张贴海报、现场活动、播放录像以及媒体宣传等。 讲解艾滋病的发病机理作用形式以及艾滋病对人体免疫系统的破坏程度，介绍患艾滋病之后感染肿瘤以及其他疾病的相关概率，同时分传播期，扩散期快速增长期，对于感染艾滋病之后的一些症状进行系统性的介绍，着重讲解艾滋病的危害性，尤其是普遍的易得性和威胁的长期性、控制与治疗的困难性、资源的消耗性、社会的毁灭性。介绍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包含血液途径、性接触途径、母婴传播途径，并介绍昆虫叮咬等非传播途径，避免群众对艾滋病产生过于恐慌的心理[4]。

观察组通过特征来对人口进行画像。 按照数据调查，获得流动人口的流动地、流动时间、流动原因、现居留时间、流动的频率、流转过的城市以及在流动的过程当中是否有同居配偶[5]。 通过这些流动人口的一般资料分析，确定他们的工作状态、生活状态、业余时间、生活方式、工作收入、生活压力以及配有的社会保障性问题等等。定期向流动人口发放避孕套，并与客运站等相应的交通枢纽进行合作，发放知识宣传卡片，印制二维码[6]。组织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各类社区服务机构与流动人口进行频繁密切的接触，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流动人口，设置专项知识宣传与教育，但也要注意对受教育者的隐私保护。

1.3 统计方法

采取SPSS 21.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 计量资料采以（±s）表示，采用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对艾滋病知识行为的了解程度低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1。

表1 两组艾滋病知识了解情况对比[n（%）]

观察组艾滋病知识、行为评分情况显著好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2。

表2 两组艾滋病知识、行为评分情况对比[（±s），分]

表2 两组艾滋病知识、行为评分情况对比[（±s），分]

组别知识 行为宣教前宣教后宣教前 宣教后对照组（n=60）观察组（n=60）t 值P 值8.12±1.88 13.12±1.59 15.730＜0.05 18.12±1.89 19.11±1.67 3.041＜0.05 6.89±1.46 15.42±1.79 28.604＜0.05 19.89±3.46 20.36±4.89 14.341＜0.05

3 讨论

3.1 流动人口与艾滋病传播的相关关系

从该研究获得到的调查数据来看，大多数的流动人口缺乏艾滋病的基本防控知识。不论是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一般性防护措施还是性行为、哺乳对于艾滋病的传播影响，流动人口的知晓程度都低于普通城市居民[7]。流动人口对非传播途径的知晓程度更低，仅为30%左右，对于艾滋病有着非常严重的恐慌心理，很多人在知识调查当中表示，艾滋病和吸毒性乱以及受谴责的行为是高度相连的，对患有艾滋病的个体呈现出严重的歧视倾向[8]。 对比观察组的研究数据以及我国其他课题研究项目组进行的研究数据可以看出，青壮年是流动人口的主要群体，其年龄较低，大多数处于性活跃期，且面临着较为严重的住房、生存、生活、工作的压力，缺乏释放压力和情绪的途径，成为相对自由和孤独的人群，且流动人口受到家庭的约束作用较小，很容易从事高危职业发生高危行为，这都大大增加了流动人口患有艾滋病的概率[9]。例如从2018 年《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可以看出，新发感染患者主要在过去3 年之内有吸毒、卖淫、嫖娼、男男性行为等高危行为。如果可以对流动人口的高危行为进行科学的引导和合理的控制，那么对艾滋病的防控效果将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通过控制流动人口，减少艾滋病传播的媒介，也就是降低桥梁人群的规模和数量，可以有效降低艾滋病的监控，控制和管理的难度[10]。

3.2 流动人口艾滋病干预防控现状

3.2.1 艾滋病干预防控开展成就 1997 年， 我国卫生部组织编写了《迎战艾滋病中国艾滋病现状和需求报告》，在此之后，国务院继续印发艾滋病中长期规划，对于艾滋病的防控问题进行系统性管理，尤其是在流动人口较为聚集的场所，通过系统性的宣传和精准的管理来提高民众对于艾滋病知识的认知水平。并且组织系统性的健康教育，外展服务，流动教育和同伴教育等方法，减少流动人口的高危人群数量，降低高危行为并推广使用安全套针具交换点以及美沙酮治疗门诊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武俊清等[9]（2020）在《中国艾滋病感染现状及安全套的使用》中认为从发展的情况来看，我国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防控知识了解程度在逐步的提高当中，然而当前的管理工作仍然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3.2.2 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治工作存在的问题 ①艾滋病目前的干预方式较为单一，干预的效果上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平，由于流动人口的防控管理难度较大，因而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实际管理的不可控因素。目前的宣传教育主要是讲座、张贴海报、现场活动、播放录像以及媒体宣传等方式，虽然这些活动有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教育效果仍然不够深入，教育的覆盖范围小，且大多数的教育都是一次性的，不能够持续跟进[10-11]。 针对流动人口，不能够渐进性地对这些人进行持续性地艾滋病宣传和知识的讲解[12]。 流动人口对艾滋病的防控形成一些知识之后，很难通过后续的跟进学习内化成为认知，最终展现在行为的改变上。很多人对于艾滋病的严重性已经有了清楚的认知，但是在实际行为当中，不愿意抛弃一些高危险性的行为，安全套的使用率整体普及较低。 这就反映出当前艾滋病防控工作的一个难点，知识数量的增多并不一定对应行为的良性改善。高危行为的发生也并不与低认知水平一一对应，从多因素控制的角度看待个体心理和社会因素的综合发展情况，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新视角[13]。

②当前艾滋病与流动人口的流动途径、流动环节高度相关，而管理工作是针对流动输入地而进行的，没有根据流动输出地和流动的过程进行艾滋病的防治。目前流动人口的综合分布特征对于艾滋病的发展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然而实际的宣传教育情况是在输入地进行的对应性分析，这就造成了结构性的不适应问题。 流动人口的每一个不同亚人群需求情况不同，适应性的干预策略也不同，如果采取原有的单一控制方式，那么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如果能够在流动前对流动人口的流动意愿进行调查，及时地采取干预，开展有效的知识和培训，减少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高危行为，那么更能够有效地控制艾滋病的发病以及艾滋病传播的大面积易感性[14]。

③艾滋病流动人口的知识宣传多部门协同性不足。尤其是涉及到跨区域、跨部门的合作效率较低，推诿的情况长期存在。局部地区的基层组织在整个艾滋病的宣传和流动人口的防治当中参与的程度不够，对于自身所承担的职责认识不够到位，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待进一步提升，很多基层的工作人员甚至不能够透彻地理解国家在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治方面的一些细节性的政策。部门之间的沟通不足，沟通效率较低，沟通的层次比较浅， 很多基层人员仅仅是被动地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而没有主动地进行相关的疾病防治。除此之外，各部门的合作与协同也缺乏足够的财政支持和经费的补充，造成工作人员的职业认同下降，以及岗位职责划分不明确，责权利不清晰，缺乏对应新的考核机制以及保障措施。都使得基层的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治工作难以系统性开展[15]。

3.3 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治工作对策

①有的放矢地进行流动人口的艾滋病宣传干预工作，以提高不同亚群人口的知识知晓率，帮助其降低自身的高危行为，找到高危艾滋病发病因素。确定每一类人群在艾滋病防治和传染过程当中所处的阶段，从而降低整体的控制成本，提高针对性的干预效果。例如，观察组的社区卫生防治中心在流动人口的艾滋病宣传干预上，就通过特征来对人口进行画像。按照数据调查，获得流动人口的流动地、流动时间、流动原因、现居留时间、流动的频率、流转过的城市以及在流动的过程中是否有同居配偶。 通过这些流动人口的一般资料分析，确定他们的工作状态、生活状态、业余时间、生活方式、工作收入、生活压力以及配有的社会保障性问题等。 对于高危人群进行定点识别，了解他们对艾滋病的认识情况、知识情况以及具体的行为情况。并应用大数据筛查的方式进行流动人口的行为路径定位，包括他们对于不同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同伴压力、社会规则以及个人生活态度方面表现出来的倾向。根据这些倾向，选择不同的话术，对其发放针对性的人群知识行为宣传手册[16]。

②在宣传的过程当中，要兼顾不同区域的流动人口艾滋病宣传防疫合作，也就是在流出地和流入地进行双向的知识干预，弥补目前农村地区艾滋病宣传工作存在的空白和不足。成立相关的艾滋病流动人口防艾干预中心，在流出地区进行针对性的干预。 有助于流出地人群在流出之前更加了解艾滋病的严重程度，做好思想上和行为上面的准备，从而减少这些流出人口进入城市初期发生的一些频繁密集的高危行为，对自己和他人造成损失。同时，这种双向跨区域的合作宣传方式还有助于防止流动人口染病之后返乡，将疾病带回到农村地区，传染给自己的家人。 同时在联合合作的过程当中，要记录不同的部门如何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来，如何参与，参与的积极性如何，效果如何，由哪些地区的双向互动模式可以推广，并且本着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定岗定责的岗位责任制度。加强对于所有宣传人员的系统性培训，使其可以有主动性地参与到对艾滋病人群的宣传防治中[17]。

③完善多部门的协调配合，加强部门之间的系统性合作，尤其是掌握更多的流动人口艾滋病行为知识的监测数据。开展对应性的行为配合，还要对一些高危人群采取针对性的关怀和救助，形成一项系统性工作。 本着政府组织主导、 各部门通盘合作社会共同参与这一原则，开展系统性的艾滋病防治。 探索以社区为基础的艾滋病防治策略与宣传策略，号召所有的社区居民参与到艾滋病的知识宣传教育当中来，人人参与，就可以尽可能地扩展覆盖面积，建立一种人人相互关爱的人性化社会。防治工作并不仅仅是卫生部门和医务人员的工作，时至今日，艾滋病的防治具有普适性的社会价值通过多地联防联动，建设完善的以社区为基础的艾滋病防治策略，更有利于联动各方，提升管理的效率。 政府部门可以组织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各类社区服务机构与流动人口进行频繁密切的接触，发挥这些基层组织的组织优势、人员优势、技术优势和宣传场地优势。 对流动人口进行全方位的系统化艾滋病防治教育，探索社区参与模式，提升对艾滋病人口的防治宣传效果[18-19]。

综上所述，在社区内部，控制流动人口艾滋病预防工作，主要是通过贯彻基层社区管理的精神，针对不同特征的人群开展差异性的预防工作，兼顾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宣传教育，完善协调机制，建立数字化的信息控制平台，以提升综合防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