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瑞义， 郑 洪

(浙江中医药大学，杭州 310053)

自古以来，中朝两国医学交流不断，朝鲜医学的发展主要受我国医学的影响，《朝鲜医籍通考》中朝鲜版中国医书111本，而中国版朝鲜医书仅4本，便可见一斑[1]。朝鲜宣祖时期(1568-1608年)许浚编撰《东医宝鉴》中写道：“我国僻在东方，医药之道不绝如线，则我国之医亦可谓之东医”[2]。现代学者车武认为，朝鲜医籍《东医宝鉴》《医方类聚》《乡药集成方》三大巨著的问世，标志着朝鲜医学摆脱外来医学、正式走向朝医独立发展的道路[3]。在这一时期，作为两国交流重大成果的《东医宝鉴》多是以“摘录整合”为主，而随着明中后期我国医学的发展与医学书籍的传入，两国之间的医学交流发生了新的变化，朝医有了一定的自主发展意识，李圭晙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1 李圭晙与《医鉴重磨》

李圭晙(1855-1923年)，号石谷，为朝鲜后期著名的医学家，著有《石谷心书》《素问大要》《医鉴重磨》三本著作，后世学者认为李圭晙属“扶阳派”，其在《素问大要》中专设一篇“扶阳论”[4]。

《医鉴重磨》于1906年在琴川刊行，为李圭晙晚年所作。该书共三册六卷，是一本综合性的临床医学著作，其中卷一为脏腑经络篇，内容涵盖五藏六腑、经络理论，卷二为药性理论，卷三卷四为百病总括篇，论述各科疾病，卷五卷六为局方选录篇，专门论述方剂。目前该书藏于韩独医药博物馆中。

2 《医鉴重磨》前的中朝交流

朝鲜中期许浚的《东医宝鉴》最能反映中朝交流的成果，该书刊行后即被作为朝鲜医科教材，并影响了朝鲜后期的方书，李圭晙的《医鉴重磨》即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