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墨

中美关系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没有之一。所以，中美之间任何直接互动，总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7月26日的天津会谈，是继3月安克雷奇会谈后，今年两国外交层面的第二次直接沟通。中方向美方提出了两份清单、划定了三条底线，美方继续向中方表达明显带有不满的“关切”。从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天津会谈似乎延续了安克雷奇“针锋相对”的基调。

不过，如果把天津会谈放在拜登入主白宫以来中美互动和博弈的背景下来看，可以看出两国关系迈出了微妙的一步。其意义在于，第一，北京和华盛顿都明确了保持外交接触的意愿，都想为螺旋式下滑的双边关系“托底”。与之相关的第二点是，中美开始探讨如何定义和重塑双边关系，这至少意味着两国关系将结束此前的“漂移”状态。短期来看，就是为竞争树立边界，为合作创造可能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就此走上稳定轨道。

天津会谈

一波三折。天津会谈仿佛是对当下中美关系的隐喻。7月14日，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国务院二号人物、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将访华。当时，中美双方都没有对此发布官方消息。7月15日，美国国务院发布消息，宣布舍曼将于18日至25日访问日本、韩国和蒙古。行程里没有中国，有媒体分析称因“接待原因”导致舍曼访华搁浅。7月16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人问及此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应是“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北京时间7月21日晚，美国国务院网站上公布了舍曼访华的消息。数小时后的21日深夜，中方通过“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发布消息：“美方提出希安排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近期访华，同中方就中美关系交换意见。经双方商定，舍曼将于7月25日至26日访问天津。届时，中国外交部主管中美关系的谢锋副部长将与舍曼会谈。之后，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将会见舍曼。”至此，舍曼访华事宜才正式得到官方确认。

消息确认时，舍曼已经结束了对日本的访问抵达韩国。了解外交常识的人都知道，高官外访过程中“临时加塞”的现象并不多见，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外交。舍曼访华行程敲定的“滞后”，至少传递出两点信息。一方面，安克雷奇会谈后，中美关系在走低。自那以后，拜登政府对中国的高压姿态与外交打压，事实上没有丝毫缓和。这样的现状导致中美直接沟通很难做到“高起点”。舍曼访华前台面下的博弈，也就不令人奇怪了。

另一方面，盡管双边关系还在恶化，但中美双方都有直接接触的意愿。在舍曼访华被媒体爆出但尚未确定时，面对记者的追问，中美官方的公开回应都是“没有消息可以提供”。这种中性的表态，事实上也是一种默契。说明当时双方还在沟通协调，而且都希望舍曼访华能够成行。此外，舍曼访华是由美方提出的，以“临时加塞”的形式敲定，恰恰说明访问中国是她亚洲之行的重头戏。

不过，率先提出绝不意味着美方对改善中美关系有更多善意。拜登政府的真实意图是抢占主动，垄断对中美关系的定义权和重塑权。舍曼到达天津前，通过访问日本、韩国和蒙古，做了一趟“环中国行”。几乎是在同一时段，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新加坡、越南和新加坡（7月23日至28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印度（7月26日至28日）。对于美国高官密集的“环中国行”，有美国媒体称其为外交上的“全场紧逼”。

舍曼访华是由美方提出的，以“临时加塞”的形式敲定，恰恰说明访问中国是她亚洲之行的重头戏。

既主动提出要求见面，同时又搞“全场紧逼”。拜登政府所谓的“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对话的逻辑，在天津会谈这事上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也充分说明，目前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拿的是布林肯多次提到过的剧本，即“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必须对抗时对抗”。只不过，天津会谈证明，这个剧本在现实中演得远比美方所认为的要糟糕。舍曼到访前中方“不吃这一套”的表态，绝非外交辞令。

谁在建护栏

在抵达天津前，舍曼通过向媒体放话的方式，提出希望“负责任地管理中美关系”，希望能为两国关系建立“护栏”，以防止竞争演变为冲突。她的这种表态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拜登政府意识到了中美紧张关系需要管理。相比于前任来说，拜登这一点算得上是一种进步，因为特朗普从没有表现出这种管理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有让中美关系回到相对正常状况的可能性。

但另一方面，舍曼的表态本质上是在放高调，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美方在实质性地缓和中美紧张关系。作为国务院的二号人物，舍曼的角色是政策执行者，不是作战略决策。而为战略竞争设“护栏”，必然涉及战略议题上的磋商，这超出了舍曼的权限。拜登政府不仅是在唱高调，还有虚伪之嫌。无论是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还是拜登政府战略竞争的升级版，中美关系剧烈震荡的始作俑者都是美方。所以，舍曼所提的建“护栏”，在诚意上值得打个问号。

不过，从天津会谈可以看出，中美紧张关系的确在建“护栏”。只不过，建设者不是美国，而是中国。缓和紧张关系的前提，是找到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与舍曼的会谈中，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说：“中美关系目前陷入僵局，面临严重困难，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一些人把中国当作‘假想敌，企图通过妖魔化中国，转移美民众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不满，把美国内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甩锅到中国身上。”

这话说得很直白，但也很难反驳。美国著名国际问题学者约瑟夫·奈在近期的文章中写道，“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所说，与中国进行大国竞争的目标不是要彻底战胜某种生存威胁，而是要创造一种‘有管理的战略竞争，而这需要美国及其盟友避免妖魔化中国。”从刻意凸显意识形态对立，到拉帮结伙对付中国，连美国人也很难否认，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以把中国视为“假想敌”、“妖魔化中国”为前提。

天津会谈期间中方明确向美方指出中美关系恶化的根源，事实上是“负责任地管理中美关系”、为战略竞争建“护栏”的重要一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会见舍曼时，就如何有效管控分歧，防止中美关系失控提出三点要求、明确三条底线，涉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权和国家主权。中方就国家核心利益明确底线，这也是在建“护栏”。如若不然，中美关系就可能滑向毫无底线的对抗。

建“护栏”的另一个表现，是天津会谈上中方致力于积极、健康的中美关系。对于拜登政府反复提及的“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对话，谢锋指出其实质就是居高临下、仗势欺人。西方媒体将此解读为中国态度“强硬”，但却选择性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的霸凌是国际政治不平等的根源。正如王毅所说，“如果美国到今天还没有学会如何以平等的态度同其他国家相处，那么，我们有责任和国际社会一道，好好给美国补上这一课”。

“竞争、合作、对抗”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剧本，中方在天津会谈中直接给予了拒绝。谢锋表示，“有求于中方时就要求合作，在自以为有优势的领域就脱钩断供、封锁制裁，为了遏制中国，冲突对抗也在所不惜。只想解决美方关切的问题，只想单方面受益，只想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坏事做绝，还想好处占尽，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这种“针锋相对”的另一面，是中方在主动塑造双边关系：如何定义中美关系，不能美国单方面说了算。

更明显的“塑造”，是中方向美方提出“要求美方纠正其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以及“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的两份清单。同样，西方媒体也将此解读为“强硬”。因为美国习惯了给别国列清单，“收到”清单的情况并不多见。但如果细究清单的内容可以发现，中方的要求在性质上是“防御性”的，并兼顾了原则性和灵活性。比如，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中，涉及签证限制、个人制裁、滋扰留学生等。无需经过国会，拜登就能兑现这些要求。所以，中方列清单“强势”的另一面，是在给拜登创造台阶。

十字路口

對于天津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7月27日的记者会上说，“外交中，有分歧和交锋不足为奇。双方都认为会见会谈是坦率、深入、建设性的，都认为中美保持沟通非常重要，双方需要开展更多开诚布公的对话。”不过他也表示，“中方认为中美关系目前面临严重困难和挑战，下一步是走向冲突对抗还是得到改善发展，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美方需要认真思考和作出正确选择。”

中方就国家核心利益明确底线，这也是在建“护栏”。如若不然，中美关系就可能滑向毫无底线的对抗。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的确走到了十字路口。目前的操作手法，不仅不太可能打破僵局，也实现不了其所希望的“竞争、合作、对抗”的定位。关键的原因在于，这样的定位以遏制中国为首要目的。《经济学人》杂志近期的文章，就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表现出失望，“尽管拜登政府放弃了其前任那种反复无常和任性倔强，但在某些领域却收紧了政策，执意制定对抗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框架”。

上述文章认为，拜登政府“遏制中国为先”的政策，甚至比特朗普政府走得更远。但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来看，这样的对华政策能持续多久都是问题。如果拜登政府依然像其前任那样，以安全视角来看待中美经贸关系，那么它必须保证美国企业界都愿意承受中美经济脱钩的代价。而这一点，靠战略规划是做不到的。正如上述文章所说，如果美国企业退出中国市场，其他国家的企业就会入场。

目前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在国内引发的反弹也越来越大。7月7日，美国40多个民间团队联名致信拜登和国会，呼吁他们避免对中国采取对抗的态度，优先考虑与中国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合作。这不是美国国内团体第一次发出这样的呼吁。今年6月，参议院重量级议员桑德斯，在《外交事务》上发表题为《华盛顿关于中国的危险共识—不要挑起另一场新冷战》 的文章，警告拜登政府不要被 “团结”所利用，导致犯下战略性的错误。

“我不知道美国人是否意识到，如果认定中国是敌人，他们将面对多么强大的对手。”这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8月3日出席一次学术会议时说的话。他还说：“我认为很难扭转目前中美关系出现更多问题的趋势，但许多国家仍然希望两国关系的恶化能够得到遏制。”“许多美国的朋友和盟友希望与这两个大国都保持广泛的联系。”李显龙这番话，事实上道出了拜登政府对抗、遏制中国战略的短板：需要借助盟友但未必能如其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