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岚熙

《監守自盗》

导演  |  查尔斯·弗格森

语言  |  英语

解说  |  马特·达蒙

分明是讲华尔街酿成的2008年金融危机，纪录片《监守自盗》却从世界另一端的冰岛入手，讲起这个原本富庶安稳的国家，如何在金融无序扩张中逐步走向致命的危机：“政府将本国三家最大的银行私有化，结果导致了金融界最违反常规的一次流动性宽松。”相似的情况在美国也发生着，可谓太阳底下无新事。最终贪婪击垮了定规，原本该是监管者的官员被“俘获”，成为金融大鳄们里应外合的默契伙伴。

冰岛危机：世界尽头的冷酷“仙境”

镜头下的冰岛，曾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之一，拥有完备的基础设施、清洁的能源、美丽的自然风光、健全的教育医疗。然而，2000年冰岛政府为了摆脱过分依赖渔业的现状，实施了一系列的解禁政策，试图从渔业转到能源型工业，允许美铝公司这样的跨国公司在当地建厂，利用地热能源、水电能源。但是，工业转型效果不是很好，于是冰岛开始效仿华尔街投行，利用金融债券赚取高额的收益。银行被私有化，冰岛推行了从未有过的财政宽松政策。这次转型看上去很成功，冰岛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似乎人人都有钱过上了好日子，但正如纪录片所说，这恐怕只是一个“巨大的泡沫”。

三家此前从未有冰岛之外运营经验的银行，对海外贷出了1200亿美元。银行家们大把地在自己身上、同行身上、亲友身上花钱。比如，一个叫约翰内松的年轻人，贷款数十亿美元在伦敦经营高端零售业，买了拉风的私人飞机、4000万美元的游艇、位于曼哈顿的顶层公寓，这些全靠冰岛银行错综复杂的金融产品予以支撑。当时，报纸的头条新闻经常是“百万富翁重金购买英国、芬兰、法国或者其他什么国家的公司”，但从未说明“这些钱来自本国银行的一笔笔糊涂账”。

在这个泡沫的形成过程中，会计师事务所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他们对冰岛银行和投资公司进行审计，宣称财务上丝毫没有破绽。信用评级公司也毫不犹豫地将冰岛的级别上调至最高的AAA，以便金融产品的发行能够畅通无阻。在纪录片中，事后人们反思，当时政府跟银行家们联袂上演了一场场公关秀，本应保护国民利益的政府监管机制完全没有发挥作用。甚至，冰岛三分之一的金融监管人员最终都跳槽到金融机构去工作了。

即使是在泡沫破灭后，从会计师事务所到评级机构，甚至到律师，都还在维护银行家，“你请了两位律师到银行去，商讨有关赔偿的事宜。等他们到了银行大门口，19辆高级SUV齐刷刷停在那儿。你进了银行，19个律师也齐刷刷地等在那儿，反驳掉你提出的任何诉求。然后，如果为投资者维权的律师干得够好，没准儿会马上被银行挖过去，加入对面的19个律师之中”。镜头下，泡沫破灭，潮水退去。成千上万的人失业，倾家荡产。然而那些裸泳者毫不在意，仿佛应该反思的人并不是自己。他们说：“冰岛不是孤例，这是个全球普遍的问题——在纽约，你们也有一样的麻烦，不是吗？”

分业混业之争：华尔街终于拆掉“隔离舱”

诚如斯言，冰岛出现的问题不是个案，华尔街也上演着相似的危机，并愈演愈烈，引发了那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而这一切，早在1989年的储蓄危机中就已“血腥味道可闻”。

当时储蓄贷款协会是危机的中心。这是美国特有的一种金融机构，它向居民吸纳存款，然后向社会释放住房抵押贷款。过去一直过着“363模式”的美好生活：3%的利率吸纳资金，6%的利率贷出去，下午3点轻轻松松下班去打高尔夫球。进入20世纪80年代，金融创新让储贷协会陷入了困境。ABS（资产支持证券）、MBS（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新产品先后问世，更多的理财选择让居民存款搬家，他们纷纷将存款投资到新的金融产品中去。

为了扭转局面，储贷协会开始游说国会放开对它们的监管。然而这并非易事，要放开监管，必须先绕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储贷行业投资端的限制。这部法案历史悠久，诞生于1929年，堪称美国历史上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法案。其最核心的精神就是将银行业务和券商业务完全划分开，两者不可有共同股东和关联利益。该法案推出后，美国几乎有50年没有发生过重大金融危机。事实上，整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华尔街都在试图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最终，通过游说国会，储贷协会达到了目的。信奉经济自由化的里根政府放开了对储贷机构的存款利率和投资方向的限制。储贷机构像所有的“投资大神”一样，承诺高额收益，将资产大量投入到各类高收益的票据、短期融资等金融资产中去。这些机构不惜花大价钱请经济学家为自己站台。

后面的故事人尽皆知。承诺了高收益的储贷机构最终大多陷入了类似于庞氏骗局的扩张中。由于无法兑现利润，他们不得不用更高的收益吸纳更多的存款。之后，整个储贷行业走到了破产的边缘，无法向客户兑付收益，无数人在这场储贷危机中损失惨重，这场危机的损失超过1240亿美元。然而，这似乎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储贷危机让华尔街认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可以绕过去的，这让觊觎投行业务的银行家们蠢蠢欲动。通过不懈地向国会游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撕开了口子。1986年，美联储允许银行业可以有5%的营收来自证券业务，潘多拉魔盒被打开后，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什么让监管者抛弃了“无用的道德与勇气”

1996年，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支持下，国会允许了银行控股公司设立证券业关联公司，同时让银行的证券业务营收比例上限提高至25%，《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至此实质上失效。1998年花旗银行和旅行者集团合并为花旗集团，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合并金额达700亿美元。当年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接到旅行者集团CEO桑福特·威尔电话告知将与花旗银行合并后，瞠目结舌地问：“你们是要买下美国政府吗？”

讽刺的是，一年之后，正是在这位财政部长鲁宾的推动下，美国众议院以214∶213票通过了允许金融企业同时经营银行、券商、保险业务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在2000年12月通过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中，明确禁止了对衍生型金融品的监管。更为讽刺的是，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取缔的几天后，鲁宾就接受了威尔的邀请弃政从商，成为花旗集团的二把手，在职期间收入达1.26亿美元。

纪录片还原了在危机发生前，华尔街的虚假繁荣与人心虚妄。五大券商、两大财团、三家保险公司和三家评级公司统治下的华尔街开始了金融衍生品的大跃进。次贷总额在十年间从每年300亿美元飙升至6000亿美元，华尔街的大鳄们在这场信贷泡沫中赚得盆满钵满，2006年标普500企业40%的利润来自金融企业。所有人都沉浸在繁荣里，华尔街扭曲的薪酬体系更成为这场全民狂欢中推波助澜的因素。当金融从业者面临高额的销售提成时，职业道德成为首先被抛弃的对象。

导演借影片中人的话说：“此时，道德已经成为懦弱无能、贫穷落后的代名词。信用评级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之所以渎职，因为他们已经看透了毫无任何物质意义的所谓道德和责任，自作聪明地盘算着：‘为财富拥有者们服务总比为广大无利可图的大众服务来得现实。”监管者也好不到哪儿去。在美国金融危机前，在联邦层面主要有七个监管机构对各类金融产业进行监管，这种专业化的分工和多重监管机制很长时间是许多国家效仿的对象。但在危机中，这套看似完善的监管体制却在功利主义的冲击下彻底崩盘——这就是所谓监守自盗。

甚至是在救市时，政府仍然从纳税人那里拿出7000亿美元救助华尔街。然而这笔钱却仿佛石沉大海，大量工人失业，无家可归。那些拖垮自己公司、让世界陷入危机的人，却毫发无伤地全身而退。镜头下，雷曼兄弟的五名高管在2000年至2007年间，将十多亿美元收入囊中，在公司倒闭之后他们仍可以保留这笔钱。美林的CEO在搞垮公司之后辞职，竟然还拿到了1.61亿美元的离职金。导演愤怒地说：“最穷的人们付出最多。”没钱没势的大众只能任人宰割，最终成为资本世界的牺牲品。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