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迟子建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以下简称《右岸》）中，死亡不仅是物理形式的变化，更是哲学意义的重构与延续。死亡与新生交汇，自然和谐的生命力度，揭示出了鄂温克人自然本真的生死智慧。让我们从生死交替中理解迟子建所赋予这部作品的超然的生死智慧。

生命

有生命，就有死亡，这是永恒的真理。正是因为死亡的存在，生命才会充满了意义。因此，生存与死亡，是人类的一个恒久的主题。对于生死观这一概念，有学者把它界定为：“通过生与死的联系，建立起生与死之间的内在张力。从而可以揭示死亡的本质和意义，确立生与死的神圣性和生命的尊严，引导受教育者从死亡中看到生存的意义，提高生命和死亡的质量，进而促进完美人格的构成。”

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许多思想家和哲学家对生命和死亡发表了宝贵的见解。儒学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形态之一，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论语·先进》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人们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到“生”上来，探究死后的世界是无意义的。儒家提倡“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死亡观，认为人活着的时候要积极寻求正义、实践道德，为生活中的道义而努力，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只有这样，死去的灵魂才能得到安息，才能在生命终结的时候，心安理得地离开。生和死都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二者不可偏废，对死亡的重视，是对人生的笃信，是对生命价值的精炼。

在《右岸》中，我们可以看出迟子建并没有沉溺于哲学，也没有刻意谈论中西哲学对他创作的影响，但我们依旧能够从中看出儒家思想的烙印。她笔下的鄂温克人，认为“生存”是一种平静、奔流的“生活”。死亡是生命的终点，生命的意义只有在生命的结束时才能被照亮，而生命的深度在死亡的时刻才能得到充分的揭示。但死亡不是一切的终结，只是生命进入了另一个维度，并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存在。他们眼中的死亡不是灰色、沮丧的，而是明朗、轻快的。鄂温克人这种淡然面对死亡的态度，正是根植于儒家生死智慧的重要表征。他们认定万物都有灵魂，如山神、火神，是神主宰万物，管控世间荣辱的兴衰。主张人们以神圣的礼节尊崇它们，用真诚的态度对待神灵，鄂温克人还会与他们的伙伴和自然和谐相处，甚至在他们死后也以风葬的方式回归自然，生于斯归于斯。这些都体现了他们善良的本性和快乐积极的精神，甚至还可以从中体会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念。

生活在北国的鄂温克人有着超然的生死观念，这一生死观念的形成除了儒家思想的指引，最重要的是，“鄂温克民族对自然的依恋，崇拜以及深刻而原始的理解，孕育一种独特的萨满文化”。也正是因为这种文化的存在，才能养育出一代代敦厚、淳朴的鄂温克人。鄂温克族人认为大自然中的动物和植物充满灵性和神性。故而，黑熊与驯鹿都懂得人类，树木花草也会唱歌，月光雨露满溢着默默的温情，大地森林承载着生存给养。与大自然肌肤相亲的鄂温克人把命运、身体自发地倾注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江河湖泊的肌理中，梳理岁月留下的繁复的斑纹，却感受到了生命的气息。鄂温克人尽管生活在阔别现代文明的原始丛林里，但是在无拘无束的自然中，他们倾听大自然最纯净、最真实的声音，跟群山交谈，和动物为伴，与神灵同行，并将他们的精神本体和自然的原始状态融为一体。

死亡

《右岸》中，存在着许多人的死亡，如“我”不知名的姐姐只活了两天便因严寒致病而夭折;列娜在搬迁时睡熟了，从驯鹿上掉下去被冻死了;林克为换取驯鹿，在林中被雷电击中而死亡;妮浩萨满为了救人，使得果格力代替别的孩子去了天堂;打野鹿时，安道尔因被兄长维克特错认成野鹿所误杀;达西把自己当作自己临了的猎物，一枪毙命;杰芙琳娜为了给达西殉情，自己跑到林中吃下毒蘑菇而死;瓦罗加在和熊的搏杀中未能有幸逃生;维克特因酗酒过度而身亡;优莲在生下一对双胞胎后，死于大出血;给西班断奶后，马伊堪跳下悬崖自杀;依莲娜带着心爱的画笔葬身于贝尔茨河……

死亡在鄂温克人眼里是另一个开始，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就如四季变化、落叶归根一般是极致的自然规律。他们面对死亡时永远是淡然而豁达的，因为在他们的看法中死亡是此岸的终点，同时也是彼岸的起点。“每种形式的死亡都有迥异的色彩和深刻的含义”。生與死循环轮回，以新生感悟死亡，以死体验生的意义。死亡和新生交互，在死亡的基础上延续了生的厚望，使人获得积极向上的力量，拥有坚持生活下去的勇气。

在老达西、猎鹰奥木列与狼同归于尽之后，他的灵魂保佑多年不孕的儿媳玛利亚怀孕;母鹿因鹿仔之死而乳汁枯竭，但当被鹿仔所救的列娜死去时，母鹿的乳汁竟然再次恢复;“我”因狩猎时放过四只刚出生还未睁眼的小水狗，三年未受孕我，肚子里有了新生命的迹象;鲁尼和妮浩新婚之时，母亲达玛拉为自己无望的爱情忧郁地故去;妮浩萨满救活了别人，一次又一次地失去自己的亲生骨血;金得新婚时大家正为他祝福，他却为捍卫爱情的自由选择上吊自尽;驮载玛鲁神的玛鲁王在一个冬天里老死，来年春天一只雪白的小鹿诞生成为了新玛鲁王……“但我想生命就该如此，有生就有死，有愁就有喜，有丧葬也要有嫁娶，不应该有诸多忌讳”。生死存亡在他们眼里变得简单了许多。

不只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死生相依，人与自然也是如此。“风葬”是鄂温克人独有的丧葬形式：“找到四棵挺直相对的大树。将木杆横放在树枝上，做成一个四方的平面，而后将人的尸体头朝北脚朝南地放在上面，再掩盖上树枝。放上些许陪葬物品，并由萨满举办仪式为死者者送行”。这种风葬实际上阐明，鄂温克族人以来自自然又归于自然的生存方式，证实他们是大自然的儿子。除此之外，森林中的动物也是极为通灵的。为了完成主人报仇的愿望，猎鹰勇敢与狼搏斗，而那两只狼竟也是为了母狼复仇而来;马因主人受伤而自责直至求死;白狐狸化身为两个俊俏的姑娘，出现在曾经放生过自己的猎人的葬礼上……“动物都是富有灵性，能够呼吸的”。所以说生命与生命之间是生而平等的，每一个生命，它本身都有其无可取代的存在价值。并且动物同样是有爱恨情仇的，护佑弱小动物的人，才能够得到它们神性的福祉，人与自然就这样完成了协和共生共存。鄂温克人面对死亡异常从容，他们认为死亡是另一种生的开始，死亡之后的生命还可以得到另一种延伸，向死而生。

向死而生

“向死而生”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海德格尔为人类生存意义而做出的哲学释义， 他认为了解死亡是了解生命的唯一路径。人的存在就是走向死亡的过程，而死亡是一種不可分割的、不可避免的自我本性。但是《右岸》中的鄂温克人对死亡的沉思不仅限于此，面对死亡的不可避免，他们拥有“向死而生”的信念，积极谋划个体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体会着美丽的生命之味。死亡这一话题贯穿了《右岸》始终，但是鄂温克人的死亡展现的却是强大的生命张力。在这里，所有的生命在面对包括死亡在内的所有困境时，都会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正是这种意志力超越了死亡，为这个世间带来了更多的生机。

一方面鄂温克族这种蓬勃的生命力体现在带有一种宗教色彩的生活方式上，因为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还比较低，为了取得更多的生命来源，他们选择协作配合，互帮互助。采集、狩猎和捕鱼是他们主要的生活。“我”与姐姐列娜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跟着达玛拉学活计，学做鞍桥，给驯鹿挤奶，熏一些肉干，熟些皮子，还学做桦皮篓和桦皮船儿，缝制狍皮靴子和狍皮手套，烙好吃的格列巴饼等等。到了秋天，会进行特别的采集活动，此时的鄂温克人便一同到森林中去采集必备的生存用品，比如稠李子果、桦树皮、都柿。这么多的活动都是在他们的协作之中完成的。打猎时分，鄂温克人倾向于围猎。男人们出猎，通常组成三两个组合，大部分是三四个人一组……游猎的男人，是那些身强力壮的。瓦罗加乐意跟坤德、马粪包和维克特一组，鲁尼则喜爱跟达西、安道尔和拉吉米一组。寻找驯鹿时，“他们分成三路：哈谢、达西和伊万一路，坤德带着鲁尼和金得一路，拉吉达独自一路”。当夜晚来临时，鄂温克人会汇集在一起，在额尔古纳河上燃着篝火，吃着烤鱼，手牵手跳着“翰日切”舞。篝火的节奏和舞步拍打在一起，形成一幅生动的画面。他们的诸多活动，如婚姻、迁移、丧葬等都带有浓厚的群体性。他们不仅提倡群体美，而且崇尚和谐共生。每一个乌里楞都是一个融洽、温暖的整体。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父母之间，朋友之间，邻居之间，村庄之间团结协作，守望相助。

另一方面这个民族的生命力体现在鄂温克人对待本民族的态度上。具有神性的萨满则是一个典型，萨满把人和自然联系在一起。尼都萨满唱着神歌，跳着神舞，用一只驯鹿将列娜的疾病送走，以一只战马为代价把吉田腿上的伤口愈合。尼都死后三年，妮浩接替尼都成为了萨满，成为新一任萨满后的妮浩肩负起保护整个氏族的重任，发誓要用神赋予的力量和自己的性命庇佑鄂温克民族，让氏族驯鹿成群、狩猎丰收，繁荣昌盛。这种责任感是妮浩一生的信念，甚至连生命的延续都是为了这个理想。作为一名萨满，她还有不得不忍受痛苦：为了拯救氏族成员，她不得不以失去孩子为代价。在一年的冬季，有个骑着驯鹿名叫何宝林的男人去到他们营地，他十岁的儿子高烧不退，不能进食，应是得了重病。何宝林此行的目的是希望妮浩萨满去救救他的孩子。普遍情况下，萨满都是情愿助人除去病痛的，可是妮浩萨满虽然允诺了，但是行为动作表现的却有些反常。她的丈夫鲁尼想着她应该是担心孩子，就安慰她说自己一定能把交库托坎和果格力照看好。妮浩带着她的法器和神衣动身前，将大儿子果格力抱在怀中，吻了又吻，眼里闪烁着泪水，离开营地很远了，她还时不时回头张望果格力，但是却并未理会在火塘边玩耍的小儿子交库托坎。此刻的妮浩清醒的知晓，她只有失去一个孩子，才能把那个孩子救活，因为“天要将那个孩子带去，我如果违抗天意把他留下来，我的孩子便会代替他去天上”。而她作为萨满不能也不允许自己见死不救。为救被熊的骨头卡着喉咙的马粪包，妮浩可爱的女儿交库托茨撞上蜂窝被蛰死;当妮浩和驯鹿因路滑跌入悬崖时，妮浩看见路旁的一颗黑桦树在瞬间托出了两只手接住了自己，与此同时儿子耶尔尼斯基和降生的畸形鹿被河水卷走;为了让偷鹿少年起死回生，妮浩再次失去了她的孩子，还未出世的孩子。妮浩作为一名萨满，在一次又一次的失去中变得悲凉，但孩子的寂灭也无法打败信仰的力量，妮浩虽饱经折磨，却也正是在一个个逆境之中展现出自己顽强的生命力。对萨满教的信仰、对整个氏族的使命与责任，支撑起她顽强地活下去，这种力量也超越了死亡带给她的伤痛。甚至最后为祈雨灭火牺牲掉自己的生命也无所畏惧。在妮浩身上，我们看到了作为萨满的无私的襟怀，通过坚守信仰、追寻生命的价值，从而超越死亡，坚守生命的尊严。

“生与死合而为一，超越了个体生命之维”。生死被纳入大自然的轮回之中，就像自然平衡本身，死生往复，因此才能做到万象更新，生生不息。

结语

这本书，我读了四遍。

愈发认为，在高度的现代文明之下，关注人类精神，关注心灵面对现代文明的困惑与荒凉，关注人类在现代文明面前的无能为力和精神死亡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只有我们人类愿意在精神领域追求“无限”，这个世界的春天才不会寂静。只有将对死亡的理解转化为生活过程和生命的动力源泉、转化为规划生命的资源和促进生命发展的动力机制，才能更好地安排好现世的人生，从而做到向死而生，获取精神生命的不灭与永存。

责任编辑   王小朋

时凤侠，女，安徽亳州人，就职于洛阳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