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宪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城市规模的发展方针曾有过波折。而如今，“大国大城”已基本成为共识，“大城”有三种存在形态：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其他常住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大城市。

目前中国有关规划和文件中先后认定的中心城市有九个：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和西安，这是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层级之上出现的“塔尖”，集中了中国城市在空间、人口、资源和政策上的主要优势。

2019年通过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正式提出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六个都市圈建设，并要求加强都市圈间合作互动，高水平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同年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建设港深、广佛和澳珠三个都市圈同城化区域，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实力和全球影响力。都市圈是规模大、功能全、发展水平高的大城。

中心城市和都市圈处于城市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在相对发达的地区，都市圈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形态;在相对次发达的地区，中心城市是城市化的主要形态。譬如，在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中心区，都市圈是城市化的主体;在成渝、长江中游和中原地区，中心城市是城市化的主力军。这是城市化演化逻辑的一个折射。从要素和产业的角度看，它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都市圈内部要素和产业的关系，以辐射、溢出和分工为主;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区要素和产业的关系，则是以集聚、吸纳和转移为主。

都市圈同城化是区域一体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集群形态，表现出多方面的价值，主要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石，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手段。以都市圈公共服务均衡普惠、整体提升为导向，统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一体化发展，持续提高共建共享水平，将为区域乃至全国共同富裕水平的提高作出贡献。都市圈可将基础较好的公共服务领域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着力在义务教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社会服务、住房保障、文化体育、残疾人服务等领域，切实提高均等化水平。

社会和生态的协同治理，有助于社会和谐和美丽。社会共治既是都市圈有机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整合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选择。新时代社会治理日益要求跨越行政区划，因此，在都市圈范围内完善区域协同治理意义重大。都市圈绿色发展实现协同治理，关键是探索统一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包括加快建立统一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和主要水体生态管控制度，加快建立统一生态环境标准、统一环境监测监控体系、统一环境监管执法制度，探索建立跨区域生态项目共同投入机制，以及探索碳达峰协同机制等生态治理新機制。

当下，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正成为空间布局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区域集群的本质是创新集群和产业集群。创新集群的规模和质量决定着产业集群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水平，进而决定着区域集群的高质量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头部”和“主干”企业，一般都存在于大国经济的核心区域，如中国的珠三角、长三角的各都市圈，它们是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的承载区和策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