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冠青

文科的春天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的主题，引发了有识之士的普遍关注。

在这次会议中，“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被作为核心议题重点学习。以如此高规格的方式进行关注，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目前的国际舆论场上，我们有时显得被动，“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國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成为当下重要且迫切的议题。

不难发现，近些年，“对外传播”“思想政治”“智库”等文科话题开始更多出现在国家的政策热点中。不论是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的重要指示，还是我国高端智库蓬勃发展，为公共政策和国家战略建言献策，其实都在指向同一个信号：文科，正在被国家所“需要”。

加强对文科教育的发展和革新，也逐渐成为高校及学界共识。“没有哲学社会科学、没有文科教育的繁荣，高等教育就是低层次的、初级阶段的教育。”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的这一强调，指出了国家大力加码文科建设的重要背景。

2018年，文科首次进入教育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吹响了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的号角。此后，相关积极信号不断释放。对文科院校而言，“钱袋子”的扩充是国家重视程度的直接体现。据媒体统计，近几年传统文科名校的财务预算增幅明显。2019年，北京师范大学的年度预算更是从66.12亿元猛增至81.85亿元，增幅近24%。

与此同时，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顶尖理工高校也呈现出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趋势，宣布大力发展新文科。在有“中国理工科最高学府”之称的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制度重新设立起来，并被给予与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院士相对应的待遇。在多个场合，理工科出身的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毫不讳言自己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视，直言“如果说上一个百年，清华是百年辉煌；那下一个百年，一定是人文日新”。

“文科重要”已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前段时间，央行某工作论文称“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引得众声“回怼”，在舆论场中全面“翻车”，许多人从事实和学理层面，批驳“文科无用论”的狭隘、滞后与肤浅，阐述文科的价值。

文科的复兴，也体现在整个社会人文旨趣的回归。从几年前爆火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到三星堆考古引发的全民追“星”潮，再到前些日子“承包”微博热搜的“唐宫夜宴”“水下洛神”，社会对人文社会领域的内容表现出愈发浓厚的兴趣。

数据显示，目前的消费者更愿意为高级的精神产品买单。其中最有趣的一个例子，莫过于《十三邀》《一千零一夜》等“知识分子”类节目的成功。当许知远在《十三邀》中与小众的人类学家、哲学家、编剧展开一场场反思性的、思辨的、严肃的探讨时，他的节目并没有因太过“形而上”而草草收尾。相反，不管是高达13亿的全网播放量，还是由此引发的“项飙热”“人类学热”，抑或是其在商业价值上的成功，似乎都在显示着看似“无用”的人文知识的强大吸引力与号召力。

文科人才、复合型人才对于社会发展的实用价值，也日渐被认识和体察到。以“事后之明”来看，即便是在文科生看似不占数量优势的科技和商业领域，也涌现出了不少为人称道的“文科CEO”们。

风险投资家斯科特？哈特利就在《文艺呆与技术宅：文科教育统治数字世界》一书中指出：尽管依赖于不断进步的技术，但在许多情况下，拥有艺术和社会科学背景的人，而不是技术背景的人，在开发最具创造性和最成功的新商业创意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中国，互联网等产业日益呈现出对文科生的需求。以精准内容推送为例，虽然强大的算法可以为用户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容，但很多时候机器无法真正判断内容是否真的优质、合理、有价值，这时候便需要文科生进行价值判断，从更加人性化的角度进行抉择。

1947年，面对科学昌明时代文科的相对黯淡，有学者提出“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的殷殷期许。如今，文科在各个层面的强势回归，正在让这份期待成为可以被触摸的现实。对此，我们不禁要问：文科，为何在今日受到国家、社会的空前重视和关注？新时代的文科，又当承担怎样的职责和使命？

文科之用

1917年，蔡元培履新北大校长，并对彼时的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由于文科“思想性强，对时代思潮及社会风尚的影响更直接、更有效”，成为蔡元培改革首选的重点学科。一时间，以北大为策源地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展开，也由此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6年，著名历史学家王汎森先生应邀作客北京大学，与陈平原等学者展开了一场座谈。这场活动的主题引人深思：“真正的北大，是看不见的北大”。王汎森指出，回顾北大校史，真正奠定其毋庸置疑地位的，恰恰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大学风气和人文向度，而无需用指标化的数据来论证。

这场跨越百年的回响，提供了一个体认文科之用的重要面向：若是从短期的、实际的、功利的视角看待文科，无疑会大大遮蔽它的真实价值。可若从历史的、潜移默化的、长时段的视角进行审视，便不难发现文科于国家、社会和个人的重要裨益。

构筑家国情怀、实现民族复兴，离不开文科教育的滋养和激荡。在追忆西南联大的纪录片《九零后》中，有这样一个触动人心的镜头：旷野树下，流水河边，伫立着风华正茂的杨振宁和邓稼先。这两位日后鼎鼎大名的物理学家，并没有在讨论专业研究和理科公式，而是一起感慨万千地朗读着《吊古战场文》：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

正如有人所说的：一个人读过辛弃疾，就不会不懂得忠义之心。文科的功用，绝不仅仅在于文辞的灌注，更在于对人之思想、理念和情怀的培养。可以说，正是当时对时局的关注、对历史感的培养和对家国的忧思，才让此后的邓稼先甘愿在楼兰古战场边隐姓埋名28年，终使中国“两弹一星”事业获得圆满成功。理科教育，给予了邓稼先报效祖国的能力；而人文教育，却是决定其人生选择的关键。

承继民族传统、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文科教育的依托。文化自信的前提，是充分的文化自知。在《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教育》中，钱穆先生就曾语重心长地说：“教育的第一任务，便是要这一国家这一民族里面的每一分子，都能来认识他们自己的传统……连自己都不认识，其他便都不必说了。”

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来都不是空洞、呆板、阻滞的，而是灵动、深邃且极富洞察力的。从《世说新语》中谢安遭遇波涛时“独啸长风还”所展现的魏晋风度，到苏东坡身处逆境仍畅言“何妨吟啸且徐行”的雅量高情；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天下情怀，到岳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慷慨壮烈；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家追求，到“读史早知今日事”的传统智慧……在文科教育中展开对为人之道、义利之辨、是非之分和家国之念的体认，我们才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开放气度，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才能更加坚实而有底气。

讲好中国故事、构建属于中国的话语体系，需要更好的文科来呈现。如今，我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可是要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却远非简单的硬实力呈现所能及的。如果在国际形象打造中仍是“他塑”而非“自塑”，便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失语就要挨骂”的问题。

春秋时期，曾有季札观乐的经典故事。吴公子季札出使鲁国，鲁国人为他表演周王室的乐舞。为之歌《唐》，他便听出这一定是历史美德悠久深厚的地方产生的音乐；看到表现勤劳的夏舞，他便感叹“非禹，其谁能修之”……一个国家的人文面貌，往往是最能展现其文明之所以然的窗口，也最能让人产生亲近感与感性认知。要想做好国际传播，构建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面貌，就必然需要文科的发展与助力。

让文科实现复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一方面，科技高度发达之后，已然到达亟需人文涵养的重要节点。携程网创始人梁建章就曾预言，未来理科可能会逐步被文科超越。因为当制造业越来越高效，人工智能的替代性越来越强，将来更稀缺的是有创造力的人才，是讲好故事的能力。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也会逐渐转向对精神和审美旨向的追求。潘光旦曾引用孟子“得我心之所同然”的说法，指出文艺之于情绪意志，哲学之于理智识见，历史之于行为事业的重要作用。

近些年，身边更多人开始关注看似“无用”的人文知识，比如去书店听一场有关傅聪音乐的付费讲座，在“遇见拉斐尔”“成为安迪？沃霍尔”等艺术展览前驻足良久。也许此前，许多中国人都处于埋头赶路的奔跑状态，无暇顾及自己的精神和内心，可是当教育和经济水平逐步提高，文科丰盈精神的独特作用必然愈发彰显出来。

如今，谈及西南联大那个大师成群的年代时，不少人都会心向往之。何兆武先生点出了其中关键：“他们都具有会通古今、会通中西和会通文理的倾向。”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总书记更是精辟地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

的确，文科除了能塑造人的价值观、带来精神愉悦外，更能避免思维方式的偏狭，引导人更加均衡且全面地发展。

1991年12月22日，在接受国家最高褒奖时，钱学森深情地提到了夫人——女高音歌唱家蒋英。他说：“她给我系统地介绍了古典音乐艺术，这些包含着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的音乐艺术，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

我的一位朋友在本科阶段学习机械，读研时又转学哲学。令他惊讶的是，随着哲学思维体系的逐步建立，他再回头看那些物理公式时，竟可以用逻辑思维自行推導出来了。

正所谓“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文科内容的融会贯通，其实更有利于人从“术”的层面上升到“道”的高度，使自己始终处于通达、“打开”的状态，继而实现人之潜能的全面激发、人之可能性的全面绽放。

由此可见，复兴文科，可谓正当其时。

新文科，大未来

文科要发展，要适应时代的需要，要真正发挥其大用，需久久为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开放的“文科观”。文科既要大声说出自己存在的意义，也要审慎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只有秉持坦荡开放的姿态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让文科真正重焕璀璨光芒。

面对“文科无用”“文科误国”等偏颇论调，要“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为文科的发展充分正名。

目前，文科人中有两种值得警惕的倾向：一种是沉迷于封闭的小圈子中，完全无视外界批评；另一种则是盲目进行自我贬低，甚至以过来人的口吻规劝高中生不要报考文科。

这两种极端态度当然都不足取。要用一种和煦的、兼容并包的态度说出文科的好处，展现文科的大用，化解外界对文科的误解。近些年，有不少走出书斋、走向大众的“网红”文科人，就通过自己的努力展现着自身学科的魅力：在B站坐拥千万粉丝的“普法段子手”罗翔，将枯燥的刑法内容讲活，一改大众对法律专业的各种偏见；考古学人许宏也因自己的倾心讲解，一步步改变着社会对考古专业“冷门”“无用”的固有成见……漠视和误读往往是由于不够了解，当文科的丰富内涵和魅力被更多展现出来后，社会的偏见自然会被校正过来。

面对质疑和批评，文科的自我审视和改进也是必要的。尽管空泛判定“文科误国”“文科无用”的说法太过偏激，但是一些人指出的文科发展弊病却不无道理。比如，一些文科教育只让学生记诵，却不教人如何思考、如何发现真问题，不少文科生只知应付考试、“批量制造论文”，却缺乏最基本的阅读量和作为一名读书人的问题意识。

这些现实存在的状况，确实只能造就僵化、得过且过的“无用”之人，显然违背了“实现人的心智解放和成长”的根本目标。对此，文科的确有必要进行一定的自我净化和反思，避免功利化、指标化、八股化的发展误区，回归人本主义的教育初衷。

要实现文科的大发展，必须打破学科间的壁垒，避免“专己守残之习”。事实上，文理科的发展并不是此消彼长、非此即彼的关系。回溯历史，也不难发现文理兼顾的往日先声。

在人类文明史上，许多先贤不将自己禁锢于某一专业的局限中，更不会执着于理文孰轻孰重的微末之争。比如不仅画功了得，更是会解剖、会建桥梁、设计过潜水艇、懂得造大炮的达？芬奇；当年以一篇赋文《梦游清华园记》获得高考作文满分的物理学家钱伟长；以及喜欢把《红楼梦》与微分几何勾连起来，将“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人生境界视为日常提醒的数学家丘成桐……由此可见，不用专业自我设限，反而可能会触类旁通，让人看到了人之全面发展和尽情绽放的无限可能。

当下，面对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传统学科分类更是必须与时俱进，从制度层面入手，实现学科交叉和科际整合。比如，通过建筑与古典学的结合，打造出真正诗意的栖居地；利用文科与农学的交叉融合，使新时代的乡村建设更具人文关怀……如此，才是真正突破“小文科”思维，构建“大文科”视野。

更重要的是，文科必须关切现实，关切时代，关切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文章合为时所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对今日之世情国情缺乏感知，如果在复杂的时代变化中茫然四顾，如果不对社会现实充满关切，又怎能担当起实现民族复兴、推动社会进步的光荣使命？文科要当大用，就必然要避免悬浮、高蹈、无病呻吟的研究倾向，走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象牙塔化”窠臼，研究值得关注的真问题，为讲好中国故事、构筑中国话语体系添砖加瓦，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这样的要求并不抽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体现在非常具体的问题上，比如，如何应对共享单车、网约车提出的城市治理难题，如何实现“最多跑一次”的服务型政府打造，如何回应“投资不过山海关”等营商环境难题，等等。

坚定中国道路，构建中国话语，树立文化自信，就是要学会从中华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撷英咀华，在“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中彰显中华文明的价值导向，在“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的警句中感悟只争朝夕的精神，在“自信人生二百年，會当水击三千里”的豪情中点亮理想之灯。

“以教育之方法，养成健全之个人，使国人能思、能言、能行，能担重大之责任。”蒋梦麟百年前对教育目标的这一思考，时至今日仍具有深刻的启发性。

新文科，新未来。走进新时代，文科的发展正当其时，也应当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