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 ”前后图书馆界对民族危机的预警、认知及应对*
——以杜定友先生为例
2021-08-20刘寿堂
图书馆 2021年8期
刘寿堂
(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1331)
作为深刻影响当代中国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无论从逻辑还是从历史来看,‘九一八’事变都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 ,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在战争阴影下,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发出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激愤与痛骂之余,知识界被迫直面国难,在反思的基础上,开始以“埋头硬干的新态度——学术研究要为民族复兴服务,担负起了振兴我们的国家民族的新使命”[2]。王云五、沈祖荣、杜定友等图书馆学人纷纷立足于本职工作,致力于实现文化传承和社会动员的目标。“图书馆界的本位救国,是对日本文化侵略的一种因应,突显了图书馆界的民族意识,为民族危机下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3]38
杜定友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图书馆学家,他在图书馆学术、教育、管理等方面均有卓越建树。严文郁先生曾指出,民国9至17年为中国图书馆学术发轫期,“以戴志骞、刘国钧、杜定友等专家之论文最为突出”[4]。杜定友着力探索图书馆事业中国化道路的精神为时人所肯定:“他融东西图书馆学为一体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尤为值得称道。”[5]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图书馆界本位救国的代表人物,杜定友先生在“九一八”前夕敏锐地预警到危机的可能性,国难发生时他沉痛而深刻地反思了国耻的根源,事变后他以图书馆为战场,积极投身民族救亡运动,“辄以未能执干戈以卫社稷憾,其磅礴抑郁于胸中之血诚,往往流露于笔墨语言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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