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洞宗在日本和朝鲜半岛的传播研究

2021-08-19刘洋谢彤储明霞

西部学刊 2021年13期

刘洋　谢彤　储明霞

摘要：作为“禅门五宗”之一的曹洞宗，对日本、朝鲜半岛佛教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考察曹洞宗在日本和朝鲜半岛的传播，汉字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日本诗僧是传播禅宗文化的主要力量，相关的诗歌典籍是曹洞宗在东亚地区传播的重要媒介之一。起源于古印度的佛教是沿着丝绸之路传进中国的，经过中国本土化的禅宗，尤其是曹洞宗，经由朝鲜半岛传到日本。来华求学的道元等日本僧人，将中国的茶禅文化、庙院清规等带回日本。朝鲜半岛是中国佛教向日本传播的“中转站”，曹洞宗在朝鲜信众众多。唐宋时期来华学习的日本僧人，以及明末清初东渡日本的中国僧侣，在传播佛教教义、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禅宗;曹洞宗;日本;朝鲜半岛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3-0112-03

曹洞宗亦称洞家，其开山始祖乃晚唐时期的高僧本寂禅师，他二十五岁时受戒，后拜谒江西洞山高僧良价禅师，得其真传。本寂禅师前往曹山后，大力弘扬佛法，学者云集，洞山之宗，得以至盛。再后来，因其初祖乃洞山良价，其弟子为曹山本寂，故这一宗派被世人称为“曹洞宗”。南宋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日本学僧道元（承阳大师）来华参禅，师事曹洞宗第十三代祖师、宁波天童寺如净禅师为师三年，受曹洞宗禅法和法衣而归。道元回日本建永平寺，该寺是曹洞宗在日本最早的道场，法系繁衍，至今教徒以百万计，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地亦有不少曹洞宗信徒[1]。然而，曹洞宗作为日本佛教最重要的派系之一，与其相关的研究史料却屈指可数，且普遍存在认为其是“中国曹洞宗的简单延续”的误解[2]，因此本文力求梳理研究江西曹洞宗在日本、朝鲜半岛的传播历史，以求教于方家。

一、汉字在曹洞宗传播中的重要地位

约翰·乔金森（JOHN JORGENSEN）教授从语言传播角度探究禅宗在亚洲传播时指出：“禅宗主要是通过文字进行传播的。”例如，一些紧邻汉族人民生活居住地，却没有经过开化的少数民族地区并未接受禅宗。再比如非汉语使用地区，如西藏等地禅宗也未能在此传播，而同属东北亚的朝鲜半岛、日本等高度汉化的社会，则接受了中国禅宗文化[3]。自佛教传入日本以后，僧侣通过不断地诵读经文，不仅学会了汉字，还将自己的禅学思想文化传播开来。中国的禅宗文化在向朝鲜、日本等东北亚地区国家辐射过程中，汉字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除此之外，相关的诗歌典籍也是曹洞宗文化传向朝鲜半岛、日本的重要媒介之一。实际上，禅学与诗歌有着密不可分的紧密关系[4]。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唐灵澈上人文集序》中说：“世之言诗僧多出江右。灵一导其源，护国袭之;清江扬其波，法振沿之。如么弦孤韵，瞥入人耳，非大乐之音。独吴兴昼公，能备众体。昼公之后，澈公承之。”唐朝诗僧文化盛极一时，《全唐诗》中收录的诗僧高达一百零九家。同样，诗僧一直是繁荣日本诗坛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日语中并没有“诗僧”一词，“诗”与“僧”皆为中国文化的产物。有学者认为：日本诗僧的出现与唐朝诗僧文化的盛行不无关系，且佛经中的大量诗偈①对日本诗僧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全唐诗》中收录了大量唐人赠与日僧的诗作，如：皮日休的《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陆龟蒙的《闻圆载上人挟儒书洎释典归日本国，更作一绝以送》等，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日僧习诗之盛况。其实日僧除习诗之外，还竭尽全力将唐人诗集带回日本，圆仁②的《入唐新求圣书教目录》就是很好的例证[5]。

汉字作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媒介，又以诗词歌赋的形式呈现，催生出最早的日本诗僧文化，日本诗僧归国时将中国的禅宗文化带回去，这成为曹洞宗文化传播至日本的路径之一。

二、丝绸之路与茶禅文化对曹洞宗传播的作用

自大唐立国以后，国家逐步走向安定与统一。在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思想自由的时期，朝鲜、日本等地处东北亚的国家与唐朝商贸往来频繁，一批批使节、学者、僧侣来到中国。丝绸之路不仅带来了万国来朝的盛世境况，也将优秀文化带往异国，禅宗文化便是重要的一部分。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印度佛教，经由朝鲜半岛，又传到了日本列岛[6]。

公元926年，辽国灭渤海国，至此与高丽毗邻，在近代出土的高丽钱币“海东通宝”，见证了辽国与高丽之间的经贸往来。高丽名僧义天曾于1085年入宋求经，归国后于高丽兴王寺进行编刻。而辽国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在宗教文化方面尤其显著。辽国许多佛教典籍传入日本，如《释论抄》《华严经谈玄抉择》等[7]。

自古以来，每当谈起“茶”，都使人有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清净之感，给人以一种品德道行的修炼，如此种种，便为禅宗所吸纳。僧人们不仅通过饮茶解渴解乏，同时也通过饮茶进行意境的创造，从而将禅学精神与茶道相结合。禅宗作为印度佛教中国本土化的产物，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主张“顿悟”之义理，在寺庙中修行的僧人们边学佛边饮茶，这便是“茶中有道”。据《晋书·艺术传》记载：坐禅修行，最初本就是佛教徒饮茶的目的。

唐代僧人百丈淮海③在百丈山（位于今江西新余）修建禅林时制定的《百丈清规》将坐禅饮茶列为宗门范式。其文中详细记载了许多有关坐禅饮茶的事例，如“打茶”“奠茶”“普茶”“戒腊茶”等。禅学在唐宋时期得以盛行，而禅宗尤其强调坐禅，通过坐禅的方式彻悟心性。

据记载，日本荣西大师曾两度来宋，除传禅之外，还将中国的饮茶习俗传回日本。《日本国志》记载：“荣西至宋，贾茶种及菩提还。日本植茶盖始于嵯峨帝时，其后中绝。及后鸟羽院文治中僧千光（荣西）游宋，责江南茶种归，种之筑前背振山。”荣西回国后，用汉文著《吃茶养生记》一书，这是日本第一部有关茶的著作。北宋后期的天童正觉曾使得曹洞宗重振宗风，而至天童如净得天童正觉衣钵，主张修持默照禅。道元入宋时，从如净受教，学习到曹洞宗“只管打坐，身心脱落”的核心思想。道元学成告辞时，如净将洞山良價的《宝镜三昧》等物赠予道元，道元归国后创立了日本曹洞宗。道元根据《百丈清规》制定的《永平清规》则将南宋禅茶之学传播到日本，道元从而成为日本最早将宋禅清规完整地传回日本的僧人[8]。

三、曹洞宗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历史

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彼此往来十分频繁。实际上，中国佛教文化早已东传至朝鲜，且朝鲜半岛还是中国佛教向日本传播的“中转站”。隋唐时期，丝绸之路兴盛，经济贸易的繁荣与海洋文化相结合，使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建立起更加便利的交通网络，而东亚航线④的开通无疑为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条件。

初唐以前，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往来多沿海岸线北上，经胶东半岛、辽东湾后方达朝鲜半岛。到了宋朝，“斜渡航线”成为广为接受的新航线，即从明州港（今宁波）出发，经东海、黄海海域后到达灵岩一带，继续东行便可到达朝鲜半岛[9]。值得一提的是，公元九世纪末至十世纪中，是中国禅宗发展至鼎盛时期，这也正是明州禅宗发展的重要时期。“默照禅”的创立者天童正觉，不仅对传播茶禅文化功不可没，还为曹洞宗的复兴作出巨大贡献，使曹洞宗成为仅次于临济宗的禅宗门派，而天童正觉曾住持明州天童寺，也是从那时起开始研究倡导“默照禅”。

辽国时期，朝鲜半岛的高丽国以佛教为国教，实行的是崇佛政策。据《辽史》记载：自辽国与高丽国境相接后，两国来往频繁，且多以陆路为主，并以辽国东京地区为中介。历史上该时期的东京地区多渤海遗民，且其中有多位僧尼被赐予“大师”封号，而渤海国人民信仰佛教由来已久。据史料记载：曹洞宗在东京渤海遗民中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东京大清安寺主持英公曾在仰山栖隐寺挂锡，该寺作为当时规模较大的皇家寺院，以崇信曹洞宗为主[10]。

四、僧侣互通对曹洞宗传播的贡献

唐太宗时期，一改历朝自古皆贵中华的思想，追求“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并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在外交上实施积极的开放政策，鼓励各国选派使节来唐。其中“遣唐使”就是专指日本派遣来唐的使节，遣唐使团主要由学者、僧侣等各行各业人士组成，而其中遣唐僧在向日本传播、推广中国佛教文化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遣唐僧来唐的目的之一就是向唐朝高僧求学问经、潜心修行，当他们学成归国后，自然也将在中国所学的禅学文化带回国。例如，日本著名高僧道元曾入宋求法，求师于曹洞宗传人如净法师，安贞元年，道元学成归国，于京都郊外建立了兴圣寺，该寺完全按照宋朝禅院的样式传禅，就连清规细则等也是完全仿自宋朝曹洞宗。僧侣之所以成为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人物，原因就在于他们大多掌握了中国的汉字，许多高僧不仅研究经学教义，还是诗人、文人，传播佛学的同时也传播着民间文化，成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11]。

学术界大多强调朝鲜、日本僧侣在文化交流上的作用，而忽视了中国本土移居朝鲜半岛、日本僧侣的作用。据史料记载：我国僧侣东渡主要集中在南宋时期，其中著名僧侣有兰溪道隆、无学祖元等。同样，这些东渡僧侣都不只是普通的僧人，而是集儒学、诗文等学问为一身的文人。不仅如此，中国渡日僧侣还充当着辅政者的角色，为日本禅宗文化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催生了日本新佛教，出现了临济宗、曹洞宗等新教派[12]。

唐朝时期，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鼓励各国使团访华。当时唐太宗大力复兴儒学，认为“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并推出多项举措以恢复儒家正统地位。当时的儒家文化已日渐成熟，且更加关注现实社会，因而当时的佛教也吸收了许多儒家思想精华。而此时的日本正处于内忧外患之时，急需引进中国的儒家文化以改进政治，如《日本书纪》中说到：“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日本派遣了大量留学生、僧侣、学者等来唐，使团归国后又将所学文化融入日本的政治、文化中。除派遣大量遣唐使外，日本还兴办学校以学习儒家思想，推动儒学文化国内的发展。无独有偶，当时的朝鲜也曾派遣留学生来唐学习儒家思想，并在国内开展了一系列普及儒学的活动[13]。

宋朝以来，日本实行锁国政策，规定除获得批准的僧侣外，普通人不得出境。宋朝皇帝曾用“御笔文书”之法诚邀日本使者来宋交流，并给予日本僧人极高的礼遇。当时来自日本的入宋僧侣，很多是由宋朝皇帝亲自接见的，并在其归国之时，赠予大量佛经、紫衣及大师封号。

到了明朝后期，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迎来一次高潮。明末清初，当时宦官当道，政局混乱，政府无能，官场腐败，因而许多文人放弃仕途，遁入空门，其中有一批僧人选择东渡扶桑，将中国的禅宗文化带往日本。日渐成熟的中国曹洞宗禅宗教义与日本武士阶层风气不谋而合，因此这批东渡僧侣在日本受到极高的推崇[14]。

五、结语

曹洞宗作为江西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凭借其独特的教义，吸引了无数名僧高徒前来求学探访。究其原因，除自身魅力以外，还与当时的政治需求、经济文化的发展、国家宗教政策的发展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江西曹洞宗在向东北亚地区沿线的日本、朝鲜半岛等地传播过程中，还把中国的汉字、茶道、文学等本土文化发扬光大。

注释：

①诗偈：梵语“颂”，即佛经中的唱词。

②日本佛教天台宗山门派创始人。

③怀海（720—814年），著名禅师，佛教寺院清规的创立者，福州长乐人，俗家姓王。

④此处东亚航线指朝鲜半岛与唐代海上航线。

参考文献：

[1] 江子.从临川之笔到曹洞宗祖庭[J].环球人文地理，2017（15）.

[2] 王颂.道元与曹洞宗：禅的本土化发展[J].佛学研究，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