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抗战时期山西红色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

2021-08-19岳瑾明

西部学刊 2021年13期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是山西红色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相得益彰。两者在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彻底批判的革命精神、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坚持立足传统文化和彰显民族特色等方面拥有高度的价值契合。它们为山西红色文化持续发展注入了内生动力，对于中国共产党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

关键词：抗战时期;山西红色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价值契合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3-0008-05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书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矢志不渝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等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战胜艰难坎坷、取得伟大胜利的核心密码。所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贯穿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发展历程的历史主线，亦是中国共产党永恒的历史任务。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先揭示了这一任务主题：“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运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1]534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红色文化，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它的生成与发展，“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不断与中国文化进行沟通与对话的历程”[2]，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内涵、价值訴求、精神内核。

三晋大地作为革命热土，在近代历史长河中孕育出辉煌灿烂的山西红色文化。它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领导山西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中，通过与山西人民革命实践、以及山西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创造出的具有山西地域特色的先进文化形态，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山西这一华北敌后抗战的主战场，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并在革命根据地进行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推动山西红色文化蓬勃发展。综观山西革命历史，抗战烽火岁月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山西迅速发展壮大并取得稳固局部执政权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推动山西红色文化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内核、以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为指针、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山西红色文化在抗战时期成为山西抗日根据地的主流思想文化，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生动地诠释了红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间的良性互动”[3]。

一、坚持人民群众在文化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4]104，尊重和认可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变革中的决定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人民群众通过社会实践既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物质财富，亦通过文化创作，创造了精神财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扎根发芽、闪耀光芒，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历史使命，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事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让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闪耀着智慧的光芒。”[2]中国共产党作为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无产阶级政党，自诞生之日起便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中国革命中的主体地位，自觉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1]858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日趋走向成熟。被誉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群众路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开展全部工作的根本路线。在文化战线，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立场，坚持文化发展要依靠人民、文化发展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人民群众一道构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生活在日本侵华战乱年代的广大工农群众，物质生活贫穷，精神生活匮乏，深受封建落后思想的束缚和日本殖民主义文化的奴役。中国共产党作为支撑全国抗战的中流砥柱，需要从思想文化领域鼓舞民众抗战意志，领导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文化革命，满足人民群众对于先进文化的需求。以马克思主义为内核的红色文化以其生动、朴实、进步的文化魅力不断吸引民众，逐渐融入到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当中，鼓舞民众为实现民族解放和生活幸福而不懈奋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成为中国共产党构建红色文化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价值指向。

抗战时期的山西红色文化以宣传抗日救亡、为根据地民众提供进步文化为主要任务，尤其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发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号召，为山西红色文化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活跃在山西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根据地农村和人民抗日武装，从工农兵群众战斗和生活实践中汲取营养，通过歌曲、戏曲、文学、报刊等形式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振奋民众抗战精神，营造根据地良好文化氛围，使山西红色文化发展“表现出扎根农村、服务抗战、紧紧围绕现实、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等特点”[5]。

中国共产党着力建设红色文化宣传队伍，如太行山剧团、战斗剧社、武乡县抗日光明剧团等革命文艺团体以及农村业余剧社在党的领导下走进民众、走向前线，结合山西民间艺术积极为工农兵群众开展文艺宣传服务，深受人民群众好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影响下，以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为代表的山西作家群注重用通俗、朴实、自然的写作风格开展文学创作，《吕梁英雄传》《小二黑结婚》《王德锁减租》等一批反映抗日军民战斗生活情景的经典作品应运而生。1944年，晋绥边区发起“七七七”文艺奖金征文活动，征文要求“力求通俗、能为工农兵群众懂得”[6]747。在征文活动的推动下，晋绥边区掀起革命文艺创作新高潮，反映工农兵群众文化生活的小说、诗歌、散文、戏曲、话剧蓬勃发展开来，成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次实践”[6]749。文化发展“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857此时期以抗战文化为鲜明特征的山西红色文化能够赢得人民的选择，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1]848，坚持文艺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革命实践的耦合，为红色文化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源，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彰显了红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

二、坚持彻底批判的革命精神

坚持彻底批判的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理论体系的鲜明特征。马克思指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24马克思主义诞生与发展的过程，即是对错误理论和腐朽制度不断批判的过程。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历史唯心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起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正是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和斗争中，马克思主义显示了其彻底批判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敏锐的历史眼光与批判的革命精神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和不合理性，并预言其将被更高的社会历史形态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对于腐朽陈旧的社会制度的无情批判，以及对于代表人类历史发展方向、代表人类根本利益的新社会制度的崇高赞扬，成为无产阶级改造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重要思想武器，并赋予无产阶级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成为无产阶级战胜一切敌人和困难的强大精神力量。

近代中国沉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深渊之中，被笼罩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吃人的封建礼教、泯灭民族精神的殖民主义文化、国民党厉行的文化专制政策，成为思想文化领域中压迫中国人民的三座大山。“五·四”运动之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新文化虽然同封建主义旧文化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1]697“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选择马克思主义为文化内核，逐步构建起属于无产阶级的红色文化。这支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1]697

中国共产党传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基因，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论战，向封建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反动文化展开进攻，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中国共产党掌握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为了“认识世界”，更在于能够变革中国，“改变世界”。所以，中国共产党注重从中国国情出发，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并带领中国人民向腐朽反动的社会制度，向压迫中国人民的三座大山展开英勇的革命斗争，实现了中国社会制度和中国人民命运的根本性变革。马克思主义赋予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批判的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而红色文化则成为中国共产党启迪人民思想、锻造革命基因的重要思想武器。

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不仅体现在战火纷飞的军事战场，而且也包括了看不见硝烟的文化斗争。在山西，日伪政权通过创办报刊、电台广播、设立奴化教育机构以及借助民间黑帮势力等措施，在沦陷区开展奴化教育，宣传反动思想，意图泯灭当地民众民族意识，巩固其对于沦陷区的殖民统治。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活动，毛泽东指出：“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1]849为此，活跃在山西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以红色文化为武器，向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封建思想展开彻底的批判。太行诗社著名诗人冈夫在其力作《我喊叫》中，对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猛烈地鞭笞：“无情地，给侵略者以打击！虽受着巨创，毫不顾惜。”[6]695人民艺术家赵树理以日伪在黎城县发动“离卦道”暴乱事件为原型，创作现代戏《万象楼》，揭露了日伪企图通过封建迷信蛊惑民众，向抗日民主政权发动暴乱的反革命阴谋，被誉为是“赵树理夺取封建文化阵地的一次实际演练。”[6]709在山西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红色报刊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战斗报》《晋绥大众报》《胜利报》《新华日报》等报刊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揭露日军的累累罪行，对于宣传抗战和鼓舞民心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为揭穿日军在沦陷区的欺骗性宣传，有针对性地向沦陷区发行进步刊物。1940年8月，赵树理在武乡县创办《中国人》周刊，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批判和讽刺日伪反动言论，揭露其麻痹民众抗日斗志的罪恶阴谋，在沦陷区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抗战时期的山西红色文化承担着批判日伪反动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提升民众抗日觉悟的重要任务，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1]848

三、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4]504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发出了联合斗争的号角，亦表明了无产阶级只有团结起来，形成强大集体，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集体主义立场。重视集体、将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与恩格斯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历史的角度阐述集体主义形成的历史进程。他们“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4]474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的来临，“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4]475无产阶级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从分散走向联合、从自发走向自觉，将“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4]475，并在阶级斗争中萌发阶级意识和阶级利益。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看來，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他们“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4]479。共产党人的未来理想就是建立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在“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491因此，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集体主义出发点便是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依靠阶级力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无产阶级整体利益，进而在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崭新的“联合体”中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种集体主义“正是来自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培养起来的自觉的阶级意识，并被上升为理想信念，成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奉行的价值原则。”[7]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维护革命利益作为一切革命工作的中心点，始终强调共产党员要为实现革命利益而矢志奋斗，并将其作为考量共产党员的重要政治原则，即“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位，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1]361，这成为中国共产党践行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价值原则的突出表征。中国共产党不仅将集体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而且将其融于中国共产党所构建的以革命道德、革命精神、革命理论为核心的红色文化当中，成为红色文化的价值底色。尤其是作为红色文化之魂的革命精神，无论是开天辟地、被誉为革命精神之源的“红船精神”，还是强调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苏区精神，亦或是彰显共产党人革命英雄主义的伟大长征精神，这些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铸就的重要革命精神坐标，从不同时期、不同角度诠释着共产党员无私奉献、一心为公的集体主义价值原则和崇高的道德准则。集体主义伴随革命的火种，伴随红色文化的传播，播撒于人民群众社会生活和道德观念之中，成为凝聚党和人民勠力同心、共同奋斗的精神纽带。“红色文化也正是由于具有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文化基因，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形态充满红色灵魂。”[2]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山西人民在革命实践中培育了彪炳千秋的太行精神和吕梁精神，它们凸显了山西人民在民族危难之际同仇敌忾、抗御外侮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以及不怕牺牲、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集体主义价值原则。在太行山区，根据地民众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每一个城镇和乡村都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景”[8]306，扎根于此的八路军129师从最初的9000余人发展到30万人，以太行山区为核心的晋冀鲁豫根据地民兵达到40万人。广大人民群众为支援前线，省吃俭用，向八路军战士和党政机关源源不断提供后勤服务，并涌现出“拥军模范”胡春花、“八路军中的花木兰”王九焕、被誉为“岳母遗风”先后送三个儿子上战场的英雄母亲李改花等众多令人敬仰的先进人物。同样在晋绥地区，吕梁人民以民族利益为重，顾全大局，甘于奉献，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支援抗战，“1940年到1945年，晋绥边区支援中央的经费占到边区财政的50%到60%，而吕梁几个专区则占到70%，其中仅1943年上缴中央的经费就占到了吕梁几个专区各县财政总收入的81%”[9]，为支撑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山西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三晋大地是英雄辈出的土地，在此基础上谱写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正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集体主义信仰的真实写照。

四、坚持立足传统文化、彰显民族特色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们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有效改造客观世界以及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体系。但马克思与恩格斯从未将自己创作的理论当成一成不变的“终极真理”，反对教条地看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而是鼓励各国共产党人从本国历史条件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正如恩格斯强调：“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4]311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能够与各国人民群众具体实践、民族文化相融和，有效解决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并能够被本国人民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所演绎和接受，才拥有了持久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创造力，同时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特色。“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存方式和实现方式、发展的动力源泉和强大的生命力之所在，是其自身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的充分体现。”[10]

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既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也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能够深耕中华大地的必然要求。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话语体系、理论内涵、思维模式等方面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存在一定差别，所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借鉴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运用中华民族文化语境予以阐释，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表达方式。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1]534另一方面，近代中华民族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临国家贫弱、民族衰落、人民困苦等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在强势的西方文明面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遭遇强烈的文化危机。中国共产党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科学扬弃，为促进中华文明复兴与坚定民族文化自信注入了新生力量。“在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科学扬弃的过程中，红色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崭新面貌以全新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1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的红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文化底色，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源泉，主张反帝反封建，以实现民族独立和彰显民族尊严为目标。这种文化正如毛泽东所言：“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1]707

抗战时期的山西红色文化建设秉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理念，注重与山西传统文化相结合。革命文艺工作者通过对传统戏曲、民歌、美术工艺等民间艺术进行改造，注入宣传抗日、反对迷信、弘扬革命正能量等新式内容，以贴近人民群众的语言和方式予以宣传，成为中国共产党鼓舞民众、宣传抗战、加强根据地文化建设的重要渠道，并由此掀起了山西红色文化走向大众化的第一个高潮。在晋绥边区，新秧歌运动如火如荼，直属于八路军120师的战斗剧社通过改编民间戏剧，创作出《王德锁减租》《闹对了》《婚姻要自由》等一批反映根据地军民战斗生活的新秧歌作品，推动了当地戏剧艺术的发展。因左权将军壮烈牺牲而易名的左权县，当地文艺工作者利用民歌和小花戲，填新词、谱新曲，积极为宣传抗战服务，尤其是为纪念左权将军而创作的《左权将军之歌》，数十年来在太行山区经久传唱，成为用红色文化改造原生态艺术的经典力作。用于节日祈福、表达老百姓喜悦之情的民间工艺美术——山西年画，在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时代背景中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年画上不再是麒麟送子、花开富贵的主题，而是换成了送郎上战场、民主选村长、救助伤病员、送茶饭等与时代紧密关联的内容。”[1]614山西红色文化与民间文艺的结合，不仅推动了山西传统文化的创新，使民间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而且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大众化开辟出新的历史途径。

五、结语

抗战时期山西红色文化发展情况表明，红色文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硕成果，也是中国共產党持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引擎。红色文化能够深深的根植于三晋大地这片沃土，就在于它闪耀着为民服务的发展理念、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并以山西丰厚的历史文化为给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山西人民革命实践、山西传统文化的水乳交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红色文化之间的协同发展，统一于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实践当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征程中，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规律，推动红色文化创新发展，坚守红色文化价值底色，对于我们今天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熊涛.红色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棱镜[J].南昌工程学院学报，2014（10）.

[3] 吴文春.红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契合[J].龙岩学院学报，2018（12）.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5] 张晓兰.红色文化凝聚中华魂——从几部典型作品看山西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J].党史文汇，2015（10）.

[6] 杨茂林.山西抗战纪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7] 钟志凌.马克思恩格斯集体主义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西南大学学报，2013（5）.

[8] 山西省史志研究所.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1924—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9]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山西红色文化的形成脉络和内涵价值[J].党史文汇，2015（12）.

[10] 李京桦.民族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及实现途径[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4（6）.

[11] 夏欢.红色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耦合[J].甘肃理论学刊，20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