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姿靓

人间世情冷暖，仿若一幕幕世俗悲喜众生相。文学以虚构接近写实，以细腻的笔触接近人性的幽微，潜入人情的真相。人是暧昧的符号，是纠葛的矛盾体，是承重苦难的稻草，亦是脆弱的琉璃盏。而处于家庭与社会环境的裹挟中，在生存与死亡两大严肃母题的夹击下，寻求自我确证的人们，是小说中最精彩的群像，也是作家不厌其烦探索的主题。在6月份的短篇小说中，作家的笔时而聚焦于个别人物的内心细节，时而展现社会场景中的人物群像，描绘真实人间世的多样图景。

华伟章《暖冬》刊载于《福建文学》2020年第6期。联系当下社会实际，书写了病毒肆虐的疫情背景下，父母对年轻女儿驰援灾区的心路历程。小说开头父亲为了春节还在加班的女儿准备团圆饭，对食材、菜式、口味反复斟酌，细心考究。一次聚焦食物的巧妙运镜，弥散出的世俗烟火气容易激发读者的本能共情。小说前半段的叙述氛围是沉默甚至压抑的，夫妇间的对话零散，电视上滚动着医护人员的报道实录，是作者有意设置，使疫情的恐怖冲撞进一个三口之家团圆饭的温馨之中去。小说中段，夫妇焦心等待迟迟不归家的女儿。叙述上以不断重复的时间记录切割叙述节奏，拖长了读者的感知时间。在等待的空当中插叙了父亲对女儿往日与父母相处的細节回忆，以朴实真诚的语言，细腻地呈现出来。而当一位稚气未脱、娇俏可爱的年轻女孩的形象在文本中刚刚被塑造起来时，一通女儿即将驰援灾区的电话却划破了父亲温情的回忆。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将视角投射到大时代下的“英雄”背后，观照人在作为社会人履行职责时的另一重感性身份，包裹着家人的牵挂与情义。这种牵挂是忧心忡忡的，是脆弱的，甚至是含有私心的，在小说中女儿未归家的不到一小时里已被无限放大。那么脱离狭窄的叙述空间，在结尾处女儿宣布驰援灾区之后，漫长的时间里父母会心绪如何呢？此处小说展示了虚构的写实，耐人寻味。

李启发的《哈拉奇回来了》发表在《牡丹》2020年第6期。叙述了同为孤儿的“我”与箩筐相依为命的艰难生活。由于相似的悲惨身世，逃离破碎的家庭而相遇的两个孩子，辗转废弃的危房，通过偷窃得到钱和食物。14岁的“我”作为小说的叙述者，以老成少年的视角观照险象环生的成人世界，形成了“陌生化”的叙述效果。为符合少年叙述者的身份，小说语言朴素平实但真诚感人，虽然在叙述苦难，但弱化了悲凉色彩，反而以少年之眼捕捉温情，制造顽童气息。如“我”在选择“顺货”对象时，总是选择“面相凶狠的，总是板着脸的，喜欢斜着眼睛看人的，说起话来像是训人的，总是对着顾客双手叉腰的，张口就随地吐痰的，特别是动不动就凶小孩子的”，尽显少年主人公的“孩子气”。而“我”对箩筐的关怀照料，正显现了苦难中弱者通过对更弱小者的救赎实现自我价值的闪光特质。小说中频繁出现在“我”与箩筐对话中的“哈拉奇”是一片已经干涸300年的湖泊，源自“我”幼年时代读到的一本游记。阅读是“我”家庭破碎的童年时代唯一的慰藉，书中的哈拉奇作为一个梦幻的符号，象征一个与现实全然不同的寓言空间，寄寓所有幻想与希望。然而作者选取一个在开篇时已宣告干涸的湖泊作为主人公寄寓希望的摇篮，原本使小说处于失落的幻灭之中，但小说结尾处新闻播报“哈拉奇又回来了”，正是隐喻“我”与箩筐的生活将迎来新的希望与光明。小说呈现了人世间的一个微小侧影，即两个逃离家庭的少年儿童相依为命，躲藏在大千世界中被忽视和遗忘，但少年仍以韧度支撑起生命的希望，尝试接近更光明的未来。

王海雪的《灰鸟》发表于《广西文学》2020年第6期。小说塑造了父亲残疾、“越南新娘”母亲出走，在身世之谜与寻母困惑中成长的少年李河静，成为一个因顺手牵羊而被塘县人厌弃的存在。而因父母意外双亡而孑然一身的中年女人阿茶，却一直以耐心和温柔关怀着少年。整个关于李河静成长的悲剧，正是源于残疾父亲的悲剧，而阿茶对李河静的关照也正是由于她自身的悲剧。多层悲剧相互碰撞和缠绕，由此滋生怨怼或相惜的情感。对于李河静的父亲来说，情爱肉欲与繁衍的需要都是坍塌在残疾躯体上幻灭的秘密，是沙漠中的清泉，极度渴望却无法寻得。李河静是他借助阿茶的叔叔与买来的新娘结合的产儿，用以自我欺骗的工具。但在无边的空虚与疯长的嫉妒中，李河静与父亲在母亲出走后各自以恨意为武器形成无声的对峙。穿梭于文本之中多次出现的“灰鸟”意象，隐喻孤独又渴望自由的灵魂。经常看到“灰鸟”的李河静和阿茶，象征两个孤独的灵魂联结了惺惺相惜的温情。他们同样措手不及地失去至亲，此后便一直在追问自己莫名的身世命运，寻求精神与心灵的归依之所。然而，真正可以依靠的港湾在他们年少时早已逝去。李河静顺手牵羊了阿茶的保温杯，其实是在寻求一种得以“永恒”的确证，而结尾处阿茶表示要带李河静“寻母”，实则是对自我的救赎。命运之手的作弄之下，人的自我放逐与自我救赎，是小说呈现的人世图景。

徐建宏《霍尔施塔特的轮椅》刊载于《山花》2020年第6期。小说叙述了“我”与妻子在一趟德国霍尔施塔特的旅行中，辗转老年公寓与葡萄酒庄，偶遇了一位坐着轮椅每日前往公墓的老人，在与其交往中获得了关于衰老与死亡话题的启示。小说整体结构类似一篇“短途”公路小说。“我”与妻子各怀郁结踏上旅途，小说中不断插叙的“我”的回忆将温情旅行背后的抑郁一一交代——几年前被查出恶性甲状腺肿瘤的妻子在手术后性情大变，夫妇双方的父母身体有恙且与儿女观念相悖，“我”夹在婆媳关系中左右为难。小说点明了中年焦虑的本质是琐碎且无可回避的，甚至关乎死亡话题的第一次郑重诘问。然而，小说中的“我”与妻子在短途旅行中完成了一次自我成长与发现，转机则是偶遇了坐轮椅的老人。小说中多次出现的坐轮椅老人，以“我”的叙述视角，呈现了“初遇——再遇——好奇——相知”的叙述逻辑。初遇时妻子对老人态度反感，实际反映了妻子对“老去和死亡”话题的厌恶与逃避。但当妻子得知老人每日拜访公墓是去看望已故的男朋友，且已孤独生活24年时，对“长命百岁”的愿景有了新的理解。德国老人随身携带的喇叭与妻子母亲执意留在家乡山庙中敲响的木鱼，是一种遥相的呼应与对照。在这种单调、循环，且独属于个人的声响中，死亡抽象为仪式性的符号，变为一种神秘的召唤。小说以中年人的视角观照死亡，解构人生终极话题，诠释出如何与生活和解，如何面对自我恐惧，如何珍惜当下的人生启示。

凌岚《海中白象》发表于《文学港》2020年第6期。这篇小说以美国华人“我”为叙述者，以看望拖欠房贷与警察持枪对峙的父亲为契机，展开了关于“我”父亲与母亲的回忆。作者将小说的背景场域设置于美国的法拉盛，在异域文化的包裹之下，“我”的父亲与母亲之间关于欲望与婚姻的感受与理解发生错位。小说中关于家庭关系的叙述大多是通过“我”的儿时视角呈现的，孩童的天真懵懂给予小说中父母关系的叙述一层暧昧模糊的色彩。而作者恰恰通过这种形式上的模糊展现了内容上的暧昧。小说中的母亲在父亲的盲区中与小陈发生关系，这是笼罩父亲一生的困惑，使得他只能用颓丧的沉默敷衍母亲。母亲无法启齿的欲望，父亲承受背叛的痛苦，“我”在父母无声的对峙中成长，家庭关系中那层暧昧的隔膜被作者细致地刻画出来——每个人想要接触却缩回的手，直到生命尽头。小说中数次重复对初到美国时一家三口去海边游泳的描写，呈现的画面色彩鲜亮浓郁，突出母亲在“我”眼中像一只“年轻的白象”。母亲化作的“白象”在“我”的梦境与现实中多次出现，在多层叙述语境中反复穿插，象征了“我”对健康完满的家庭关系的最高期望。小说聚焦家庭这一社会最小单位，呈现婚姻关系与亲情关系在当下社会语境中的撕裂性。

阮夕清《黄昏的马戏团》刊载于《上海文学》2020年第6期。这部短篇小说叙述了小丑的流动马戏团停留于江南小镇表演，经历一场闹剧后卖掉了马戏团中大部分动物，只留下马作为坐骑离去。小说采用从旁叙述，通过“感知者”田鸡，聚焦小丑马戏团的表演。小说呈现的是一场围观下的荒诞闹剧，在荒诞之中揭露人性的丑恶真实。在小说聚焦的单一场景马戏团表演中，存在两层权利关系，即围观观众对马戏团的凝视，以及小丑对表演动物们的暴力。小丑在沦为被“看”的对象的同时，体会到观者的眼光带来的权利压力，通过内化观者的价值判断进行自我物化。这种自我物化在观众中的眼镜与胖子提出让两只表演猴子当众交配时发生了扭曲的异化。作者通过这一情节的设置，将人贬低到动物层次，而赋予动物以人的羞耻感——面对眼镜给出的30块钱，他们将同样以最屈辱的方式失去尊严。这一情节是金钱对人的权利与自我认知异化的高妙设计。当小丑恼羞成怒，向胖子亮出匕首时，暴力威胁使权利关系调转。对峙中一个旁观的小孩剪坏短绑猴子的麻绳，猴子逃跑，隱喻了权利控制关系本质上的脆弱。而最具反讽效果的，是毫无行动的围观者们面对小丑的指控，丝毫没有愧疚，反而惦记着低价购入小丑的动物们杀来吃。小说结尾处，小丑卖出动物独自离去，象征被自私麻木的逻辑认知同化，显示出悲凉意味。小说将多层冲突设置于同一场景，揭露人性的自私、贪婪与麻木，展现了人对金钱和暴力中权利关系的扭曲认知，以小见大，窥探人间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