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涛

油畫《遵义会议》。彭彬

1935年1月上旬，红军胜利攻占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旧城军阀柏辉章的公馆二楼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遵义会议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尤其具有勇于通过自我革命转危为机、迎来新生的优秀政党基因。

中国革命的危机与转机

遵义会议发生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而长征的直接原因则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

1933年5月，蒋介石开始酝酿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他听取了国外军事顾问的建议，调整军事策略，对苏区“以政治打击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并且采取碉堡攻略，步步为营，一点一点压缩苏维埃区域的空间，最终迫使红军放弃根据地。而在中国共产党内，王明“左”倾路线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博古代表王明主政中央。博古不懂军事，依赖洋顾问李德，而李德奉行正规战中的“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等战术。这种军事方针与毛泽东总结的适合苏维埃区域的游击战、运动战战略战术背道而驰，红军越打越被动，最终没能打破敌人“围剿”。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5个军团，加上苏维埃各级政府机关、群众团体，以及辎重队等近9万人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经过近一个月血战，中央红军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在渡湘江时再次与国民党军队遭遇。在这场极为凶险的战役中，中央红军损失过半，人员锐减至3万多人。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惊醒了党内、军内的一批干部，大家都感到极为痛心，同时对遭受损失和挫折的原因进行了反思。

遵义会议之前，就红军转移的战略方向问题，中央召开了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党内、军内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左”倾路线的代表博古、李德等人被迫作出让步。这两次会议的召开，为遵义会议作了必要的准备。

遵义会议是在非常时期为了解决党内、军内面临的紧迫问题而召开的。

会议作出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对党和军队彻底扭转被动局面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层，对党内军内事务有了更大的话语权;由张闻天取代博古在党内负总责，完成了领导权转换;取消“三人团”意味着正式解除了李德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

遵义会议在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的危急局势下，首先调整了最为迫切的军事指挥权，结束了盲目的、机械的教条主义军事领导路线，使革命军队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使党的革命事业重新焕发了生机。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对军队的指挥权，红军从此又有了“主心骨”、“定盘星”和“顶梁柱”，党的革命事业开启了新的篇章。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党人满腔热情地投入中国革命，决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建党初期，我们党对于怎样进行革命，特别是在农民人口占多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里怎样进行革命，并不是很清楚。而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在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帮助下完成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指示在党内被教条式地理解和执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党内出现以王明为代表的紧跟共产国际、号称“百分之百国际路线”的“左”倾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不同的角度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及其对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最终，正确路线占据主导地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共产党人重新获得了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权与指挥权。

坚持走独立自主的道路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一论断。它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与建设思想的科学概括。

在这一伟大论断提出30年之后，毛泽东仍然不时提起它，显示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一以贯之的看法。1963年，毛泽东在一次与外宾的谈话中提到，中国的革命曾经被外国的“先生”包办，“先生”虽好，却因为不懂中国国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而没把“学生”教好，反而使“学生”误入歧途，遭受损失。因此，对于“学生”而言，一定要有独立自主的精神，要敢于怀疑“先生”的不足。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在这里突出强调了遵义会议的作用。在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这位“学生”才开始摆脱“洋先生”的包办，开始独立自主地思考中国革命自身的规律。

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路线转折，逐渐摆脱了对理论教条的崇拜和对共产国际的盲目依赖，开始独立自主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自身面临的问题。因此，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幼年走向成熟。

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程中，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起着纲领性的作用。每当正确路线得到贯彻执行，革命就能健康、快速发展;而当错误路线占据主导，革命就会遭到巨大破坏。诚如毛泽东所言：“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遵义会议前近14年，曾经历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即 1924年到1927年初大革命的胜利和到30年代初红军发展到30万人、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十几块的胜利;1927年大革命失败和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根据地大部分丧失，白区工作也遭受严重挫折。在这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中，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的思想观念及领导方式被证明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理论、中国工农红军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原则、建党理论以及“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反对“本本主义”思想等等，则经过历史的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

遵义会议会议室。新华网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系列思考，全面系统地分析和评价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大家开始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红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只有毛泽东才能带领红军走出困境，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改组了党和军队领导机关，撤换博古、李德，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组成新的“三人团”。毛泽东成为党内实际上的领导者，他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得到全面和深入的贯彻，中国革命迎来了胜利曙光。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重新得到贯彻，那就是在前三次反“围剿”战争中，在面对强大敌人时，由毛泽东总结提炼的诱敌深入、隐蔽主力、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红军面貌焕然一新，恢复了灵魂和生机。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亲自领导红一方面军展开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我军避实就虚，声东击西，仗打得非常机动灵活，经常出奇制胜。红军四渡赤水，围贵阳、逼昆明，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使敌人对红军的去向捉摸不定，被调遣得团团转，红军开始掌握作战的主动权。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典范

遵义会议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路线的领导，红军由此摆脱了被动局面，并最终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的革命事业。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具备的自我革命的勇气，展现了我们党超强的自我更新、自我挽救的能力，是我们党能够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永葆生机活力的最佳明证。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党史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