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和部署，华北、东北、中原等老解放区，成建制动员和抽调成千上万名各级各类干部、学员和后勤服务人员，随军南下，接管建政，开辟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次伟大壮举。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壮举，随军南下不仅锻炼了我，而且恩泽后代。我为此保存的4件“传家宝”，既是历史文物，又能从中一滴水见太阳。

一张老照片

第一件“传家宝”，是河北省立唐山中学欢送我们南下的一张老照片。它是我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见证。

1948年12月12日，唐山市解放了。15岁的我正在河北省立唐山中学高中一年级读书，担任班长。解放后第二天，我就接到地下党员高奇的通知，参加了市里的“学生积极分子训练班”。学习的内容有《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主席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五四青年节那天，市委开大会号召：“全国还有三分之二国土亟待解放，我们要发扬五四爱国精神，参军参干，把革命进行到底。”我听完热血沸腾，立即报名参军南下。

但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来自家庭和社会的阻力也是不少的。当时流传的谣言很多：“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南方国民党势力根深蒂固，土匪多如牛毛”等等。但是，我更多地想起了我学过的革命道理。革命先驱李大钊就是省立唐山中学1905届的校友。老师曾教给我们李大钊的名言：“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我坚定了投笔从戎的决心，带动3位同学一起南下。

5月10日，全班同學参加欢送，与戴上大红花的4名南下同学合影。我入伍后才知道，冀东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精神，从区党委机关到地、县、区的干部，一半留原地，一半下江南，再加上新招收的青年学生，共抽调3410人，组成冀东南下干部总队。冀东区党委书记李楚离任总队长。5月25日，我们出发远征。

一张老报纸

第二件“传家宝”，是一张新中国成立前的《冀东日报》。它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越是艰险越向前”的一个历史记录。

这张老报纸，是民国三十八年（1949）5月21日出版。上面既有人民解放军在上海前线歼敌万余的消息，也有冀东南下工作队录取177名新队员的通知，我的名字就在其中。

从唐山到湖南境内，我们南下干部累计行程2500余公里，历时135天。一路上，人民解放军冲锋陷阵在前，南下干部紧跟其后。其间，天上有敌机骚扰，地下有散兵匪特横行。加之气候炎热，水土不服，疾病流行，南下干部们备尝艰辛。但是，相比南下途中的恶劣条件，我们南下干部在充满战火硝烟的湖南邵阳地区接管建政、剿匪安民工作，就更为艰辛。

1949年8月4日，国民党将领程潜、陈明仁在长沙宣布和平起义，白崇禧拼凑“湘赣防线”继续顽抗。9月底白崇禧主力被歼，10月10日邵阳解放。当天，在长沙待命的我们，行军3天进入邵阳。邵阳是通往云贵川黔的门户，当时全区面积20235平方公里，407万人。历史上就有土匪100多股，2万多人枪。另外，还有散兵游勇1万多人枪，被国民党改编，成立了“湘赣反共救国军”，八大匪首都被加封为“军长”“师长”。

我的战友崔葆成，随军南下在隆回县一区担任支前干事。他自告奋勇深入匪首陈光中盘踞的滩头乡开展征粮工作，于1949年10月24日被匪徒杀害；战友阎振远，南下在武冈县二区政府当民政助理，他深入寥清乡剿匪，抓获4名匪首。反动地主为此悬赏400块光洋，买通匪首邓兆瑞，目标就是“打死这个抓走我们四位弟兄的小北方佬！”阎振远被100多名匪徒包围，为保护群众，他身中20余刀，耳朵被土匪割走请赏。我这两位战友牺牲时都只有18岁。

1950年春，领导派我到和安乡成立农会。我们找到了出身好、作风正派的农民，与他们建立了阶级感情，经过个别串连，发展贫雇农30多人入会。我们沿袭1927年成立农会的做法，杀了一只大公鸡，将鸡血滴在红薯酒里，每人喝一口，发誓同生死，共患难，同心协力推翻“三座大山”。我们又召开公审大会，县人民法庭当场宣判处决了欠有11条人命血债的“反共救国军”团长钟岳。

反动地主胡某组织“黑杀队”多次开会密谋：“悬赏光洋100元，要小北方佬路福贵的人头。”就在他们暴动前夜，一个姓胡的农协会员及时举报。我们立即先发制人，端了“黑杀队”的老窝，缴获长短枪各一支，土造枪十余支。活生生的现实教育我：党的干部，必须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人心向背关系着干部的生死存亡。

经过艰苦斗争，邵阳地区终于阳光普照。全区歼灭了土匪武装3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万余支，迫击炮26门。全区彻底清除了多年的匪患。为了解放邵阳，在本区境内解放军牺牲2000余人（主要牺牲于衡宝战役的青树坪战斗、灵官殿战斗、下花桥战斗、武冈战斗）；为了建立政权、剿匪征粮，地方干部牺牲50余人。

他们大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正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他们用“黎明年纪”的鲜血，染红了江南大地的黎明。他们听到了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声，但是，没有看到天安门上太阳升……

这份《冀东日报》当时由我父亲替我保管珍藏，经历了“文革”和唐山大地震，后来完整地交给我。我们家庭成员多次翻阅这份 《冀东日报》，它成为一面闪光的旗帜，成为全家人前进的动力。

一枚胸章

第三件“传家宝”，是中共邵阳县第一个县级人民政权的胸章。它昭示了共产党员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建立新政权的勇敢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