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沐

百年前的华夏大地满目疮痍，风雨飘摇。军阀的纷争，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和侵略，使得战乱不止，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彼时的中国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仁人志士，他们为救亡图存而抗争，为笼罩在黑暗中的国家向何处去苦苦找寻出路。

爱国：“青年是国民之一，自然应该负救国的责任”

1921年1月，23岁的周恩来赴欧洲求学3个月后，在伦敦给表兄陈式周写了一封信：

“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初入异邦，更不敢有所自恃，有所论列。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察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在这封信里，周恩来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认识和所思所想：第一，为什么要到欧洲去求学？他说其主旨就是为了探求解决社会问题之道，探求学问、确立信仰。第二，中国的出路在何方？

在欧洲期间，周恩来广泛涉猎各种学说思潮，以审慎求真的态度“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经过学习和思考，在比较了英、法、德、意、美、俄等国的发展道路后，周恩来提出，“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随后的一年，他在学习、信奉革命思想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最终提出“当信共产主义原理”，而且毕生奉行、矢志不移。可以说，这是周恩来走上革命道路的“初心”所在，是他信仰共产主义的思想起步之处。

如同周恩来一样，在寻求救国救民道路上，当时众多年轻一辈皆提出，要以自身之力来改造社会，担负责任。

1925年9月，19岁的王稼祥在即将远赴莫斯科时给堂弟、旧日同窗王柳华写信说：

“我们跋涉千里到外面来读书，到底为的什么？是否只想借此弄得一个饭碗，终身做个糊涂虫呢？还是想为我们前途幸福计，去改造社会呢？”“怎样才可以打倒帝国主义呢？我们必联合被压迫者，共同去革命。”“青年是国民之一，尤是国民的优秀者，自然应该负救国的责任。……我们应当负改革中国政治的责。”

王稼祥与王柳华年纪相当，两人在家乡的小学同窗，有手足之情。当王稼祥离家外出求学时，两人都流下了难舍的热泪。这封信没有涉及家庭亲情等内容，而是探讨有关阶级地位的问题，探讨对国民党的认识问题，探讨作为有志青年要何去何从的问题。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王稼祥已经坚定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要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中，要在黑暗之中找到一个明确的方向，与被压迫者共同去革命，充满了责任感和使命感。可以说，这时的王稼祥已经具备共产主义的信仰。

1921年5月，刚满17岁的任弼时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即将从上海启程时写信给父亲任思度，表达自己报效国家的远大理想和对家人的牵挂不舍。他在信中写道：

“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惟祷双亲长寿康！来日当可得览大同世界，儿在外面心亦稍安。”

这封信篇幅虽短，但感情丰富。此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大变革时期，前途茫茫。为了国家，为了理想，任弼时不得不踏上新的征程，一方面怀有寻求真理、改造中国的伟大抱负，另一方面又时刻惦记着父母与家中亲人。双重的感情，在国与家的矛盾中重合，细微之处可见伟大。

同在海外的青年聂荣臻在1922年6月3日写信给父亲聂仕光、母亲唐雨衫，汇报自己在比利时勤工俭学的情况。虽身在异国，但他心中想得最多的还是国家的危亡和百姓的多艰：

“海外游子，悬念何如？又闻川战复起，兵自增，而匪复猖，水深火热之家乡！父老之苦困也何堪？狼毒野心之列强！无故侵占我国土！

“热血男儿何堪睹此？男也虽不敢云以天下为己任，而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食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

信中字字可见聂荣臻对内忧外患现状的强烈不满，他急于为国出力，改变不堪的现状，他表示留学的目的在使“四万万同胞均有衣食”，可见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字里行间充满了忧国忧民的真性情和矢志革命的高尚情懷。

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党内最早参加与军阀作战的军事工作先行者。这封给父母亲的信就是他1923年1月10日加入讨伐陈炯明的北伐军时，在福州写的：

“父亲，我的志愿早已决定了，我之决志进军队是由于目睹各处工人被军阀无理的压迫，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我不能不首先打倒劳苦群众的仇敌——其实是全中国人的仇敌——便是军阀。进军队学军事知识，就是打倒军阀的准备工作。

“家中现在如何？我很记念。我所最挂心着还是这些弟妹不能个个受良好的教育……我在最近的将来恐还不能帮助家中什么，请你们暂且恕我，我将必定要总报答我最可爱的人类！”

俞秀松的父亲是清末秀才，思想较为开放，认为学习新文化是救国救民的重要途径，母亲贤惠善良，时时教育儿子要行善积德，所以俞秀松从小立志要做利国利民的人。这封家信抒发了他打倒军阀、解救人民的崇高理想，爱国的良知驱使他只能抛却自己对家人的牵挂和歉疚之情，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去。

李大钊是在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1920年3月31日，李大钊在国立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随后他又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4年，李大钊被北洋政府明令通缉，他在写给妻子赵纫兰的信中这样说：

“目前统治者的猖狂只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

李大钊对共产主义的胜利满怀信心，始终抱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写下这封家书之后，当李大钊再次与妻子见面时，已是生离死别。习近平总书记说：“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事实上，经过1919年五四运动的影响，许多渴望改变民族命运、寻求救国道路的青年和有志之士的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一批主张走十月革命道路、信仰共产主义的爱国者。这些家书无疑记录了他们选择信仰马克思的科學社会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并逐渐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的心路历程，字里行间留驻的是思想的光芒和追寻真理的执着。

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

有人曾说，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特殊材料”体现的是一种特殊的信仰，即伟大的共产主义信仰。信仰，是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革命先烈们为什么能够无私无畏地英勇献身？就是因为心中有一个牢不可摧的信仰。

毛泽建，是毛泽东最疼爱的堂妹，是毛泽东牺牲的6位亲人中第一个为革命献身的烈士。她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中共衡山县委妇女运动委员，发展农民运动。1928年不幸被捕，敌人认为其是毛泽东之妹，如获至宝，想从她身上获得党的重要机密和军事行动计划。在一年多的监狱生涯中，无论威逼利诱还是毒刑拷问，毛泽建宁死不屈，临刑前写下血书：

“我将毙命，不足为奇。……现在各处均在反共，这是我早就料到了的。革命轻易的成功，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奢望。但是，人民总归要做主人，共产主义事业终究要胜利。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恨。到那天，我们还会在九泉下开欢庆会。”

毛泽建告诉前来探监的陈淑元（丈夫的姐姐）想再见见儿子，陈淑元不忍告诉她孩子已经夭折的真相，只得从老乡家借了一个婴儿送来慰之。毛泽建抱着婴儿不停地亲吻，看到她发自内心的母爱流露和依依不舍的一幕，陈淑元难以抑制心中的哀伤而放声痛哭。1929年8月20日，毛泽建英勇就义于湖南衡山县马庙坪，年仅24岁，临刑前，她口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革命者刘伯坚的家书亦让人记忆犹深。刘伯坚于1922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3月4日在江西信丰、会昌交界处与敌作战中负伤，不幸被俘。他在写给兄嫂的家书中说：

“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

刘伯坚英勇就义时年仅40岁，当时他的妻子王叔振已经先他一步在闽西游击区牺牲了。他们的3个孩子在难以尽述的艰难中长大成人。多年后他们在北京聚首，3个男子汉紧紧拥抱在一起，沉浸在悲恸之中，心中满是对父母亲无尽的缅怀。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始终激励和鞭策他们的就是父亲留下的这封家书。这封家书不仅照亮着刘伯坚自己的3个孩子，也激励着更多的后来者奋勇向前。

1928年5月5日，时任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的史砚芬在南京台城召集秘密会议时被国民党抓捕。被捕后，史砚芬严守党的机密，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毫不屈服。敌人对史砚芬束手无策，最后只能通过江苏特种刑事法庭以“意图颠覆党国”的罪名判处他死刑。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史砚芬便给弟弟妹妹写了这封诀别信。面对死亡，史砚芬并不畏惧，他在信中写道：

“我今与你们永诀了。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的。我死后有我千万同志，他们能踏着我的血迹奋斗前进，我们的革命事业必将于成，故我虽死犹存。我的肉体被反动派毁去了，我的自由的革命的灵魂是永远不会被任何反动者所毁伤！……”

9月27日，中秋节的前一天，年仅25岁的史砚芬，神情安详地走向雨花台的刑场。史砚芬将这封信藏于内衣口袋里，希望通过遗体将信带出，被家人发现。而正是通过这样特殊的“寄送”方式，这封血迹斑斑、饱含着手足情深的诀别信才得以留存至今，继续承载着这位年轻革命者不朽的灵魂。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共产党员赵一曼被派往东北地区发动抗日斗争。1935年秋，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在一次战斗中，赵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在养伤期间被日军发现被俘，1936年8月2日被杀害，年仅31岁。临刑前，万般思念儿子的赵一曼写下了最想对儿子说的话：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因赵一曼始终未暴露自己的身份，信没能寄达，一直保存在日军审讯档案中，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发现。赵一曼的儿子陈掖贤第一次见到母亲给自己的遗书，是在东北烈士纪念馆。他看后大哭一场，照原件手抄了一份留作纪念。回家后，他用钢针蘸着蓝墨水，在自己的手臂上刺下三个字——赵一曼，以此纪念母亲。

抗战爆发后，左权于1937年12月3日写信给母亲，表达了自己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要与人民共生死的决心。

“我们决心与华北人民共艰苦，共生死。我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当局对我们仍然是苛刻，但我全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这是一个儿子写给母亲的家书，更是一个共产党员写给祖国母亲的决心书。可以想象左权的母亲收到这封家书时一定是百感交集的。她会因为担心儿子的安危而感到无比的忧虑，却也会因为儿子的选择而感到无比的骄傲。

1946年4月，苦难的中国尚处于抗战结束后的短暂和平时期，八路军战士冯庭楷（1923—1946，山西平定人，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3纵队9旅26团司令部任作战参谋）在给家中两位哥哥的信中写道：

“弟自事变后，毅然走出饥寒的家庭，参加了人民的子弟兵——八路军，将近九年光景。……灾难深重的中国少衣无食者，不仅咱一家，弟这几年来正是为了自己，为了这饥寒的一群，奔波奋斗。……妈妈，我们应擦干自己的眼泪。我万一不幸为人民战死，那也无须呼哭。你看，疆场上躺着的那些死尸，哪一个不是他妈妈的爱儿？……”

冯庭楷15岁便参了军，直至1946年9月18日牺牲，9年时间一直未回过家。他用毛笔小楷写下的家书，字迹工整，语言真切，带着对家人的无限眷恋说“我万一不幸为人民战死，那也无须呼哭”“哪一个不是他妈妈的爱儿”！为人民而死，无怨无悔。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发出的强音。从一个八路军战士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和牺牲精神，这弥足珍贵的家书也成为后人品读这位烈士思想感情的重要来源。

“为有牺牲多壮志”，正是有着无数信仰坚定的革命者前仆后继，不怕牺牲，奋勇向前，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全国人民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从弱小到强大。写下这些家书的革命者，他们是无数优秀共产党人的代表，他们是民族的精神脊梁。

奋斗：“惟有合群奋斗，才有生路”

1928年，中共创始人之一、一大代表何叔衡被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在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何叔衡十分惦念家中的亲人，关心家里的一切，他在莫斯科期间给儿子何新九写了多封家书，用朴实的语言表达他的关爱之情，其中1929年2月3日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绝对不是我一家一乡的人，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求善终的，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此数言请你注意。……我现在不说高深的理论，只说一点可做的事实罢了。1.深耕易耨的作一点田土；2.每日总要有点蔬菜吃；3.打长要准备三个月的柴火；4.打长要喂一个猪……”

在这封信中，何叔衡表明了自己的人生观，他的志向不是安然终老于故土，也不是在外为个人的私利而忙碌，而是要为万千贫苦百姓的福祉而奋斗。信中他还事无巨细地叮嘱了10件事，甚至包括“打长（宁乡方言，意为经常）要喂一个猪”等农事上的建议。在写给何新九的第二封信中，何叔衡教给他“幸福绝不是天地鬼神赐给的，病痛绝不是时运限定的，都是人自己造成的”，希望他能自立自强，“只有求自己才有门径”。

家书里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成为何家重要的家训。何叔衡后人三代务农，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何叔衡的精神和教诲，始终坚持靠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踏实做人做事，保持勤勉的家风。

1937年11月初，青年莫立本从湖南长沙奔赴延安，转交了文运昌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毛泽东接信后，欢喜不已，给表兄文运昌写了这封回信。这是毛泽东与外婆家中断联系整整10年后写的第一封信：

“……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

此时，正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紧张时期。文运昌因家庭生活困难，致信毛泽东希望到延安谋一份差事。毛泽东深深眷恋着家人，非常看重亲情，自幼与表兄交往甚密，但他以身作则，不为亲友徇私谋利，婉言相拒，并指出唯有奋斗才有生路。

也是在这一年9月，朱德给多年未能通音讯的家人写了一封信：

“……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苦已十几年，快愉非常……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

朱德时任八路军总司令，刚刚指挥八路军在平型关战斗中取得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在信中他不忘发动家中“能爱国牺牲、能吃苦”的人多来参加革命。身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不僅与普通士兵同甘共苦，而且在执行纪律上堪为模范，表示“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可见其自律甚严。

1946年，解放战争拉开了序幕。叶剑英亲自送女儿叶楚梅到部队经受炮火的洗礼。不久，为新中国建设准备人才，组织上决定派她去苏联学习。叶剑英闻知后，特地写了一首长诗激励女儿：

“亲爱的梅儿/爸爸有你而感觉骄傲。/鼓起你的劲儿，踏上你的长路。/这不是日暮途远呀！红日恰在东升。/阳光照着艰险的途程，比起黑夜里摸索，要便宜得万万千千。/……我们不是速胜论者。/欢迎你们能够赶上这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我想你们没有一个是“坐享其成”的人。/你们是铁中铮铮。”

叶剑英为女儿生逢盛世而欣慰，字里行间渗透着深切的期望和嘱托。作为年轻一代再也不必在黑暗里摸索，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是怎样去建设，怎样去奋斗。他告诫女儿，既不能做速胜论者，也不能做坐享其成的人。这封家书里浸透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凝结着一个革命者长期的人生探索。

陈毅在1951年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中这样表达自己的愿望：

“学有专长，立身有道，甚可喜也……这是新中国为人作事基于各有专长的根本原则，望双亲本此意转告儿弟兄姊妹并及下辈。中国人人人如此，何愁不富强！如果仍旧贯，依赖即寄生剥削，于己于国，皆非了局。”

作为家信，内容通常是问候致意、叙述生活琐事等，但陈毅这封家信写来却与一般人在格调上大有不同。他在家事的叙谈中引申开来，要求兄弟姊妹要“学有专长，立身有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此作为说服教育亲友的有力论据。陈毅一生除了坚守共产主义的信仰，更重要的是他恪守陈氏祖训家规，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修身立德，提倡个人奋斗，并将这些传递给晚辈。

“我把你这封努力生产的信，要良泽、良灏、良羽和良翚都看过，三婶母也看了，他们都认为你对农业生产很认真，种麦种菜，养鸡养鸭，拾粪挖草，施肥播种都有成绩，都很称赞你。特别是你愿意自己劳动，辞谢人民政府對你家拨工优待，这是新的好的表现。……在人民革命胜利开始，有些人还想不劳而食，甚至不劳的人想比劳动的人享受得更好些，这是大错而特错的想法。劳动是光荣的……”

这是1952年5月13日时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写给在家务农的堂侄董良俊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的良泽、良灏分别是董必武的侄女、侄子，良羽、良翚分别是董必武的儿子、女儿，三婶母即董必武夫人何连芝。董必武在这封家书中是站在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谈劳动的意义，而不是局限在劳动对个人生存的意义上，他有力地驳斥了不愿劳动只图享受的错误思想，提倡“劳动是光荣的”，要以个人的艰苦奋斗换来幸福生活。努力劳动生产，这是董必武要求亲属的一条红线。

徐特立的女儿徐静涵因在1928年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活动时被捕，与家人失去联系。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她才和父亲取得联系。徐特立在给女儿的信中不但不让子女因他而得到关心照顾，还不容置疑地告诉女儿：

“我已七十四岁，每天还要做八小时以上的工作，生活费公家尽量给我，但时局艰难我不敢多开支，所以我不望你北上。你们夫妇既能在上海大城市生活，谅有谋生之技能，或到长沙或仍在上海均好。你们如果需要我党录用，那么需要比他人更耐苦更努力，以表示是共产主义者的亲属。”

此后，徐特立多次写信给徐静涵夫妇，鼓励他们在政治上要求进步、关心国家的振兴。

这些家书箴言在修身、治家、奋斗诸方面镌刻下了老一辈革命先辈浓浓的亲情、清廉的品德和甘于艰苦奋斗的高尚人格魅力。他们正是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情怀去教育自己的子女和感化亲朋，要以艰苦奋斗和开拓进取的人生态度，承担起历史与先辈赋予的重任。

奉献：“为人民服务，已成终身职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毛泽东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1947年的中秋佳节，周恩来望月怀人，于9月29日给邓颖超写下了一封文笔优雅、情意深长的信：

“一切话题总离不开土地改革和前线胜利。不仅因为我们都大了十岁，主要是因为我们在为人民服务上得到了更真切的安慰。你来电提议在东边多留半年，我是衷心赞成，再多在农民中锻炼半年……农民的健美，不仅是外形，而且还有那纯朴的内心，这是一面。另一面，便是坚强，坚定的意志，勇敢的行为，这在被压迫的群众中，更是数见不鲜。你从他们中间自会学习很多……”

周恩来在倾诉思念之情的同时，不忘鼓励邓颖超学习农民身上健美、淳朴、坚强的优良品质。革命者的浪漫不是狭隘的小情小爱，而是融入对人民、对国家的无私大爱中，在“为人民服务上得到了更真切的安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开国元勋的亲属萌生了特殊照顾的想法。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却始终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搞特殊化，不忘初心本色。

谢觉哉出任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内务部部长后，消息很快传回湖南宁乡老家，乡亲们都议论着，山沟沟里出了个大官，真了不起。谢觉哉在湖南乡下的两个儿子得知父亲在政府做了“大官”，都想去北京看一看，希望得到一些“照顾”，能够离开乡下，到城里工作。于是在1950年1月，谢觉哉给在家乡的儿子写了这封信：

“打听便车是没有的，因为任何人坐车都要买票。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有诗一首：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

被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以家风严格而著称，他在这封信里语重心长，说自己是个“焦官”（湖南方言，指不挣钱的官），自称“我官好比周老官”，周老官是谢觉哉家乡的一位勤劳能干的长工，在村里以老实闻名。谢觉哉的意思是说，我当的是共产党的“官”，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长工”。谢觉哉给儿子的这封信，只有258个字，语言朴实，却微言大义，充分显示出他为国为民的共产党人本色。

罗荣桓留在湖南老家的女儿罗玉英，在老家结了婚，听说父亲在北京“当了大官”，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罗荣桓在回信中劝诫女儿不要抱有特殊照顾的思想。他在信中诚恳地说：

“你爸爸廿余年来，是在为人民服务，已成终身职业，而不会如你所想的，是在做官，更没有财可发。”

1952年，吴玉章写信给在四川任县长的侄子林宇，教育他注意群众疾苦，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吴玉章在书信中强调，为人民服务不是喊在嘴里，更应该付诸行动，传达出共产党人要有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意识：

“你现任富顺县长职，事情更繁多，要独立工作，就要更全面地考虑问题。依靠党，相信群众，好好地执行政府法令，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随时注意人民疾苦，使人民各得其所，发挥人民的智慧，以兄弟般的情谊对待人民，教育人民……”

董必武在献身民族复兴的革命历程中，始终将自己视为人民的公仆，为老百姓当勤务员，把革命的胜利视为人民的胜利，抱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种思想，从他的家书中处处得到印证。1953年，董必武在致堂弟的一封信中说：

“请你注意，现在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必须为人民服务，除了法律规定的职权外，任何人没有特权。……要好好学习革命的思想和作风，简单一句话就是学习脚踏实地的工作和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的作风。”

1965年4月9日，朱德给在工厂蹲点的儿子朱琦写了一封信，教导他要注意密切联系群众，同群众同吃同卧同劳动：

“你这次蹲点的经验，是正确的，作为改变你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有很大益处。你过去的思想是封建和资本主义的思想交叉的，总是想向上爬，越走越不通，屡说也不改。这是你混过了你的宝贵时间。现在去蹲点，同群众看齐，同吃同卧同劳动，深入群众中去，就真正会了解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如何完成，就會想出很多办法，同群众一起创造出许多新的办法，推向前进。”

朱德在这封信中不仅是以父亲的身份，更是以历经艰苦奋斗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告知深入群众的意义。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革命建设时期的“军民鱼水情”，到改革开放时期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再到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宗旨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立场。

一个革命者影响一群人，一群革命者影响一代人。红色家书承载着老一辈革命家的人格魅力和深厚亲情，蕴藏着智慧和力量，映射出高尚的品格和道德风范。它们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影响着一辈又一辈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初心不会自然保质保鲜，稍不注意就可能蒙尘褪色，久不滋养就会干涸枯萎，很容易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要出发、要到哪里去，很容易走散了、走丢了。”今天，我们重温这一封封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家书，感受到党的初心使命在血与火的淬炼中呈现出来的巨大力量，感受到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

回望百年前，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夜晚，革命者李立三在给父母的信中呼喊：“唤醒可怜的同胞，惊起他们的酣梦。鼓荡雄风，振作精神，造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今日之中国，不正是他们眼中光明灿烂的新世界吗！

（责任编辑：亚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