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黎黎帅清华

(1.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2.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江西 南昌 330063)

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面源污染属于需着力解决的突出环境问题。多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但仍持续强调加大治理力度(2019、2020中央一号文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治理的政策工具有待完善。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1]，有利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效果的提升，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有利于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1 文献简述

国外农业面源污染发生较早，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欧洲少数发达国家开始重视此现象。20世纪80年代，关于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由学术边缘向学术中心转化。早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政策工具属于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1]。但是，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2]。Shortle J S等学者则发现，采用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更有利于治理农业面源污染[3]。Segerson认为，环境税可以治理农业面源污染问题[4]。Xepapadeas沿着此思路提出，集体罚款和随机罚款这2种非常有名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政策工具[5]。迈阿密产权交易项目也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不久，生态补偿成为了较新的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当然，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自愿型政策工具也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3类政策工具的结合才是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6]。

国内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关注与国外转为系统研究的时间基本同步，但多从政策、技术与工程层面上进行分析，如杨金田等、周健、林昭远等、张维理等、朱兆良等、魏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