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丽玲

《从中世纪到贝多芬：作曲家社会身份的形成与承认》原稿是夏滟洲教授的博士毕业论文，于2013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校对出版。全书用社会学视角切入对音乐历史的叙述，以作曲家社会身份的流变为线索，通过将作曲家这一群体放入至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来探究作曲家社会身份的形成机制，并从时间和空间上构建了一套具有较完整体系的作曲家社会身份发展机制。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作曲家社会身份从无到有，从依附到独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一段具有明显特征的时期来看，作曲家社会身份的形成和承认又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本书尤其重视对相关社会文本的考察，收集了有关的手稿、书信、对话并通过比对等方式，带读者进一步走进作曲家的个人生活以及创作历程，并从侧面阐述了音乐发展的特点。

音乐社会学作为新音乐学视角的一个分支，在西方音乐学界的发展大约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以社会和音乐之间的关系为研究重点。在晚近的文学理论、艺术理论、美学和文化研究中最火热的要属“身份认同”这一概念，性别、民族、阶级等都是认同的主要来源，此时音乐社会学的研究倾向于表达研究者的个人立场和政治主张，忽略了对音乐审美价值的窥视。①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引入音乐社会学相关的著作，起步较晚，主要探讨的问题也是关于音乐的社会功能性问题，文学艺术包括音乐成为了构建身份认同的一种有效途径。人们关注社会因素对音乐话语构建产生的影响，但音乐话语构建的主体—作曲家在社会上所面临的挑战却少有研究。作为在社会生存的一个群体，作曲家的“身份认同”形成虽然免不了对前人的批判，但更多在社会中继承发展，是不断被创造的产物。②在此基础上，本书的出现无疑是打开音乐社会学研究新视角的透镜。它以美学-历史的双向角度，顺从历史的脉络，从社会现实中探求作曲家的审美变化及其音乐创作的精神赋予，试图将音乐话语构建与作曲家本身联系起来。

一、音乐话语的社会表征

话语，是后现代哲学和文论的重要概念。③话语的形成，标志着某一理论体系的外在表达逐渐成熟。音乐话语的形成，受到了来自音乐的内部层面和外部层面的双重影响。在塔拉斯蒂看来，意识形态模式和技术模式控制着音乐话语的外部层面，而其内部层面还受意义结构和传播结构的制约。④音乐话语的内部层面主要来自于作曲家个人意志的影响：如在作曲时选择某种风格规范或是乐于突破已有规范的意图，都对音乐话语中审美价值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内部层面的规范离不开外部层面—即对已形成的某种音乐“标准”约定俗成的认同。⑤这种“标准”是在长期的音乐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意识形态和技术发展为作曲家提供了规范性的因素。由此，音乐话语是在外部层面和内部层面的双重作用下共同构建的，并通过这种方式体现音乐的社会意义与审美价值。音乐话语作为一种社会话语来参与社会表达，具有社会性。

音乐话语是音乐符号学的重要定义。理清它的性质后，应当观察它在音乐社会学当中的定位。音乐话语表达的是音乐的一种社会存在状态。音乐话语的结构控制着作曲家，音乐的生存状态反应了作曲家的生存状态。作为一种互动性的社会语言，音乐话语最基础的表达或许是作曲家产生的作曲行为及由此引起的感知与解读。

音乐话语与其他话语最大的不同是，它蕴含着社会某一特殊领域的特定方式，且所具有的概念表征为单向型输出。⑥听众在进入音乐厅聆听作曲家创作的音乐作品时，只能够单向地消费来自作曲家意识的表达，对音乐不具有话语权。但音乐话语的互动性又决定了来自听众的反馈最终会影响到作曲家的音乐创作。这是一个以作曲家为中介的话语体系。作曲家社会身份的形成和得到承认是音乐话语外部层面在历史长河中的体现，实质上它反映了音乐话语的外部层面和内部层面在互相作用的结果，作曲家的自我认同及社会认同是通过对音乐话语的影响力不断增大才得以实现的。本书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作曲家在音乐话语构建中不断增大的影响力，为读者展开了一幅生动的作曲家为取得社会身份的斗争史。

二、横向构建：生产和消费变化中的音乐话语

从中世纪走向贝多芬，西方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影响着音乐话语的形成。作者以生产者和消费者群体阶级、思想、趣味上的变化来阐释生产与消费关系互相作用得以形成的音乐话语，并通过音乐话语中表征着该关系变化的某些因素来证实作曲家社会身份的形成。如该书在论证音乐从“神性”走向“人性”时，从印刷业的发展谈起。由于印刷业的发展，社会上开始兴起的中产阶级的音乐文化，不再是过去以宗教和贵族审美趣味为主，与群众有一定隔阂的音乐话语。作曲家作为中产阶层的一员，虽无法抛弃其他民众的感受，但能开始较为自由地在音乐中表达自己的情感，使得自身在音乐表达中的地位得到凸显，这无疑是对社会身份的一种无意识追逐。

在本书中，生产和消费关系集中落脚点是观察作曲家经济地位的提升。由于音乐话语的形式与作曲家本人密切相关，作曲家的个人欲望也是作者主要阐述的一个问题，这在其他的西方音乐史著述中比较少见的。当作者以考察人心的方式进入对作曲家个人经济状况的叙述时，作曲家在音乐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选择就不难被理解，音乐的审美价值成为了我们关注的重点。在论述现代性作曲家社会身份形成时，作者以海顿、莫扎特及贝多芬三者在经济来源上的对比来检视作曲家创作的自由度，叙述他们在音乐话语表达上体现的价值选择，并最终得到贝多芬是现代性作曲家社会身份形成的里程碑的结论。不可否认正是因为作曲家个人的经济状况好转，社会生存质量得到了保证甚至超出了一般民众所无法触及的高度，他们才有机会和选择去追寻“可能性追求”的价值观，并使音乐作品的自律性得以体现。

作者尽可能用翔实的史料来证实作曲家的收入来源，比较由于社会进步，音乐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变化。全书的主线明晰，正面呼应了主题—作曲家社会身份的形成和承认，各个时期的音乐风格的变迁随着社会历史的流动而形成，打破传统的“断裂式”风格史叙述范式。

三、纵向构建：走向多元的音乐话语

作曲家的社会身份获致除了经济因素外，还和作曲家在社会上获得的声望有关。在贝多芬之前，大部分作曲家的声望获得离不开消费群体同时也是保护群体的宗教和贵族阶层，利用权力阶层的影响力凸显个人价值。贝多芬也在追寻一种稳定的社会地位，他为此向宫廷提交了不少的作品。与贝多芬同时代或稍晚的作曲家有些依靠政府打开知名度，有些追寻贵族的保护，有些则以大师们的相互推介成名。作曲家获得声望的路径不同，同一时期的作曲家在创作的观念上并非一致。但由于这种声望都因为作曲家的作曲技能而获得认可，当音乐逐渐成为一件商品被推向市场时，音乐作品中的审美成为了具有市场价值的考量维度，音乐作品在美学意义上获得了独立性，使得作曲家的创作观念往自由的方向发展。原有的音乐话语结构在控制音乐表达的同时，也受到来自作曲家个人意志的不断冲击。于是，音乐话语中体现的价值观更为复杂交织，不像它诞生时那般纯粹。

除了作曲家本身对社会声望的无意或有意地追求以外，社会其他方面，尤其是当记谱技术和印刷技术科学化发展，音乐会、沙龙等公众音乐生活的形式开始流行时，作曲家的音乐作品被广泛传播。音乐话语在传播过程中建立了一种以作曲家为主导的形象。在人们的认知里，作曲的专业技能成为了没有通过训练的人无法获得的素养。作曲家成为了一个社会角色，他们在社会群体中被赋予了作曲的使命，并要通过作曲的模式创造出新的音乐。求创、求新成为了音乐话语体系中新的生长点。音乐话语在社会传播中丰富了自身的实质性内含。

作者运用了情境逻辑的分析方法将音乐话语形成的情境因素贯通考察，在一定的社会框架内把将在音乐话语形成中发挥作用的各个环节层层相扣，以此说明在作曲家社会身份形成和承认的表象之下音乐在历史中发展的趋向。至此，音乐话语不仅继承前历史的发展形式，还在社会发展中形成新的语汇，以更加多元和开阔的面貌反应社会历史的特性。

四、现实意义：音乐话语的社会动态构建

作曲家的社会身份在音乐话语形成变化中得以构建，同时作用于音乐话语的形成。在西方文明语境中，音乐话语自有一套理性化的形成机制，它的形成服从某种必然的规律。笔者虽然无法解释这种“必然律”的真正指代，但通过以上对音乐话语在社会中的动态构建，可以判断它必然符合社会实践发展的规律和当下社会现实的需要。作曲家所拥有的专业技能—即通过创作主导音乐话语构建的能力，实现了从满足社会需要到满足人的欲望的功能性转换，使得该群体的重要性与特殊性在社会上得以凸显。无论是作曲家自我的满足还是社会意义上人对于音乐的满足，本书的最终立脚点回归到了人性二字。

在笔者看来，作曲家对音乐创作的追求，赞助者对音乐审美的控制，平民对音乐生活的参与，其重要目的都是在竞争音乐话语的主导权。作者余论中阐明，贝多芬之后作曲家社会身份的形成更加复杂，20世纪以后的音乐话语与群众似乎产生了更大的隔阂，我们又要以何种眼光去看待它？本书的研究对此后音乐发展方向的预测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模板以及可使用的研究工具。如果能够准确地预测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或许我们能从中窥探出音乐话语在未来的痕迹。

除此之外，研究西方语境中音乐话语的形成对我国音乐话语体系的构建具有参考意义。当代学术界研究的各个问题，最终目的都是服务于当下社会的实际。中国的音乐话语试图从西方化体系剥离出来，“重回礼乐”“音乐中国梦”的提法正在流行。笔者认为，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音乐话语其实早已在我国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只不过需要时间成长，我们所能做到的是以后来人的眼光将它拼装成一套完整的系统，这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事实上，夏滟洲教授本人基于此书所得到的成果已经一再深入，并用于诸如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乐派等研究。⑦

结 语

《从中世纪到贝多芬：作曲家社会身份的形成和承认》以跨学科的思维打开了西方音乐历史的透镜。尽管现在跨学科思维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本书仍然可以被认为是跨学科思维方面的精彩论著。原因在于它能够从“传统”的音乐社会学视角中切入新角度，将音乐话语的构建与作曲家社会身份形成机制联系起来，力求客观地反映和重塑历史。正如孙国忠教授在序言中所说，本书能够睿智地思量特定研究专题的具体情况，适当而有效地整合、关联不同学科的特色性视角及其方法和路径，在多层面的审视中揭示与阐释核心问题的实质。⑧翔实的史料、动态的解析以及对现实与未来的关照使它成为音乐社会学的一部力作，值得一读。■

注释：

① 周宪.审美论回归之路[J].文艺研究,2016,(01):5-18.

② 向卿.身份认同与被创造的民族、文化——以近代日本的文化认同构建为例[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05):29-44.

③ 管建华.音乐话语体系转型的研究[J].中国音乐学,2018,(01):15-25.

④ 黄汉华.埃罗·塔拉斯蒂《音乐符号学理论》译介及思考[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5,(03):11-21+26+7.

⑤ 马圆瑞.音乐的符号转换与意义生成——论埃罗·塔拉斯蒂音乐符号学理论的内涵与视角[J].中国文艺评论,2020,(04):50-62.

⑥ 秦勇,丁建新.社会符号、音乐话语和意识形态:多模态批评视角[J].山东外语教学,2019,(03):11-21.

⑦ 夏滟洲教授本人的研究成果有：唐代良贱乐人社会身份的历史考察[J].音乐研究,2010,(06):63-77；“中国乐派”的构成及其传统与方向[J].音乐研究,2020,(04):13-29.

⑧ 夏滟洲.从中世纪到贝多芬——作曲家社会身份的形成与承认[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