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莉

有关晋姜鼎的记载最早见于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记载此鼎“得于韩城”，在拓文中有“王九月乙亥”字样。晋姜鼎，又名“韩城鼎”“乙亥鼎”，器型据《考古图》记载为“径，尺有七寸四分;高，尺有二寸半;深，七寸六分;容，四斗二升”。此器型与春秋时期典型鼎制相符，又因铭文中有“文侯”字样，可以推知为“晋文侯”，故此器时代为春秋初期无疑。

后世金文著录书对晋姜鼎有过记载的包括《宣和博古图录》《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啸堂集古录》《商周文拾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殷周金文集成》。以上著录包括拓文或摹写本、释文或考释，内容都没有《考古图》的记录详尽。其中宋代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有对此鼎的考证，从“谨按重修博古图录云”可知薛尚功是按照《重修宣和博古图录》中的铭文考释得出的结论，后世的学者虽然没能看到《宣和博古图录》的原貌，但从此书中也可了解大概。薛尚功认为齐侯宗女姜氏以其妻晋文侯，故曰“晋姜”。《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对晋姜鼎的记载是古人对晋姜鼎铭文的考释最为完整的一篇，书中对铭文的考释简短，并对文侯的功绩大加赞扬，称文侯在位时“威贯通弘征绥荡原以显已之有主迨其丰也”。《殷周金文集成》《殷周金文集成释文》和《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三本金文著录仅对晋姜鼎的铭文摹写本和拓片有记载，并没有在释文基础上进行考释。另几本金文著录中虽也有关于晋姜鼎的记载，但内容大抵相当。

以上是对历代有关晋姜鼎记载的书目的总结和比较，从中可以看出历代学者对此鼎的关注程度。该鼎铭文中提到的女性“晋姜”尤为引人注目，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所在。

历代学者通过对晋姜鼎的形制以及铭文的研究确定它为春秋早期铜器。马承源先生等人所著的《中国青铜器》一书中写道：“记载东周战争的有晋姜鼎铭记伐繁阳以取吉金的事。”指出了晋姜所处的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

中国台湾学者陈昭容通过对晋姜鼎铭文的研究，在《周代妇女在祭祀中的地位》一文中评价晋姜为“豪气万千”的女子，陈文中不仅提到“嗣朕先姑君晋邦”，强调了晋姜作为晋邦女君的合法地位，“还‘绍匹予辟辅佐君主，‘乂我万民并去‘征繁阳‘取吉金作宝尊鼎”，更可见晋姜在当时的确是“难得一见的女子”。其他学者对晋姜鼎的研究多是先从确定鼎的主人开始，在对晋姜鼎铭文的考释中得出“晋姜是文侯夫人，曾辅助其夫，发扬了他的光烈”的结论。

直到近年有学者通过重新研究考古资料，对此鼎中晋姜的身份提出了质疑和新的推论。孙庆伟在《晋侯墓地M63墓主再探》一文中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晋姜是晋穆侯的夫人、晋文侯的母亲。其依据是《史记》记载：“穆侯四年，取齐女姜氏为夫人。七年，伐条。生太子仇。十年，伐千亩，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师……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殇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殇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殇叔而立，是为文侯。”比较研究周代的婚姻礼制和历代晋侯的婚姻情况，认为“晋侯是至少隔一代娶姜姓女为妻”，因而文侯再娶姜姓女为妻的可能性很小。晋姜鼎铭文中出现了文侯的谥号，因而以前的大多数学者认为晋姜是文侯夫人，而孙庆伟先生结合周代的婚姻习惯和古人的寿命分析得出的论证为晋姜是穆侯的再娶夫人，因而晋姜生活到其孙昭侯时期是有可能的。《尔雅·释亲》中有“妇称夫之父曰舅，称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则曰君舅、君姑，没则曰先舅、先姑”的记载，孙庆伟据此认为铭文中的“先姑君晋邦”应为“先姑、先君”，并且“诸侯夫人对其已故的丈夫也可称‘先君”。

其实，这两种说法各有其立论的依据，前一种从铜器铭文的考证以及通过与《尚书·文侯之命》篇的对比认为是晋文侯夫人;后一种从考古资料与文献的考证认为是晋穆侯夫人。但这两种说法也都有失偏颇之处，比如孙庆伟认为晋国国君每隔一代就与齐国联姻，《史记》中既然记载晋穆侯娶齐女姜氏，那么晋文侯（晋穆侯子）的妻子就不会再娶自齐国，则晋姜鼎中的“晋姜”只能是指穆侯的夫人。然而，不论是在西周还是在春秋时期，或者周王室還是恪守周礼的鲁国都没有完全遵守隔代联姻的传统，更何况极少遵循周礼的晋国。因此，以“隔代联姻”作为立论的依据并不充分，在晋姜鼎铭文中提到的“晋姜”，其母国为姜姓，而据史书记载西周时的姜姓封国并非只有齐国，还有纪国等小国，姬姓的周王室或姬姓诸侯国在与齐国联姻的同时也与其他姜姓国有婚姻关系。依据周制可知，周代的贵族女性在婚后有多种称呼，称其所嫁国名与母国姓便是一种。“晋姜”并不能肯定地说就是齐国的宗室女。

周代的同姓不婚、娣姪从媵的制度使不同姓别、妻妾、嫡庶区分明确，“男女有别，尊卑有序”体现出周代严格的等级制度。《国语·晋语四》有言：“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黩则生怨，怨乱毓灾，灾毓灭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故异德合姓，同德合义。”《礼记·昏义》有言：“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可见，古代婚姻特别注重国家和家族的利益，个人完全服从于政治需要。《尔雅·婚姻》记载：“妇称夫之父曰舅，称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则曰君舅、君姑，没则曰先舅、先姑。”联姻使不同的家族和姓氏有了亲属关系，因而连周王在称呼齐国时也称呼“舅氏”。晋姜鼎铭文的第一句“唯王九月乙亥，晋姜曰：余唯嗣朕先姑君晋邦……”也提到了晋姜与晋国国君的关系。

在古代，人们为了政治的地位稳固和获得外援，多用婚姻作为联系两国的纽带，联姻使得两国在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外交上得到好处，可见，春秋时期的国家婚姻多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国语》记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可以看出，姬姓的晋国也有与姜姓联姻的传统。晋国的多数国君都娶姜姓齐国之女为妻，《史记·晋世家》中就有“穆侯四年，取齐女姜氏为夫人”的记载。虽然春秋时期的社会变动频繁，春秋初期的国君就不太遵循周代的“同姓不婚”的礼制，不过出于政治原因，晋国还保留着与齐国联姻的传统礼俗。据《左传》记载，晋献公、晋文公、晋景公、晋平公都曾娶齐国宗室女为妻（妾）。晋国与其他诸侯国的联姻多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对周代的婚姻制度多有违背，从晋武公时便已打破了“同姓不婚”制。

《史记·晋世家》云：“晋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与叔虞母会时，梦天谓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与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春秋左传集解》曰：“邑姜方娠太叔。”服虔曰：“邑姜，武王后，齐太公女也。”

从晋姜鼎的铭文可以看出，当时正是西周与春秋交接之际，晋文侯在平王东迁一事上颇有功劳。晋文侯与郑武公、秦襄公一起辅助周平王建立东周，因而周王给予晋文侯丰厚的赏赐以及很高的评价。铭文中对文侯的功绩描述与文献记载也显示出晋文侯在晋国历史上的重要影响，晋姜也应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女子，对晋文侯的丰功伟绩有很大的支持，所以才会为她铸器作铭以示纪念。铭文中虽然两次提到晋姜，但多在夸耀晋文侯的历史功绩和当时周王对其的封赏等事，即以晋姜的名义来歌颂晋国历史上引以为傲的“继文绍武”。

综上，本文通过分析金文著录和学者对晋姜鼎的研究结论，总结出目前晋姜鼎的研究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关于晋姜鼎的作器者晋姜的身份问题，目前有两种主要说法——晋文侯夫人或晋穆侯夫人;二是晋姜鼎中所记载的历史和晋姜在其中的作用。晋姜鼎是件传世铜器，真器已佚，仅存铭文，对铭文的解读方法不同，不同学者得出不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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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临城县文物保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