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真真

前段时间，OCAT 上海馆展出的作品《校花》引发热议。该作品是作者宋拓通过偷拍一所学校里近5000 名女大学生，并按个人审美喜好将女生们进行颜值排序而产生的。作品一经展出，就引发网上众多的批评和讨论。面对质疑，宋拓的回应是：物化女性，是我对她们的尊重。

其实，艺术家在艺术作品中使用大众影像并不少见，在徐冰的作品《蜻蜓之眼》中，也基本是对监控中大众影像的借用，但与宋拓《校花》不同的是，徐冰尽可能地征求了视频提供者、出现者的授权。在这一过程中，徐冰并非利用监控来操作、评价影像中的人，相反他在这之中为大众提供了一种艺术的参与手段，发现了一种“参与式文化”。我们在《蜻蜓之眼》中看到的是艺术家对现代人精神症状的描述，对图像本身的思考和对监控这一权力视觉的警示。

但在《校花》创作中，宋拓显然在把艺术当做一种特权。在这种“权力”的加持下，他建立一个所谓“真实的个人标准”，一个以“好玩”（引自对其个人的采访）为目的的排名体系。在这里他成为审美评价王国的自封之王，将一个个陌生女性变为其彰显自己权力的数字。当他被问及排名的客观性时，他提到：“半年以后品味都变了，我当时很喜欢某一种类型的女孩子，就把这种类型的通通放在前面了，后来我就觉得这类型的有点没劲了。”宋拓作为作者很享受这种在作品中的支配权，并且在对其作品的介绍中肆意地评价、戏谑，以他自以为“幽默”的话语对项目中的女性進行二次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