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春燕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番薯作为美洲引进的高产粮食作物之一，一直以来颇为学术界所关注。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掀起了番薯是否为我国本土作物的物名辨别之争，如王家琦 《略谈甘藷和 《甘薯录》》[1]、夏鼐《略谈番薯和薯蓣》[2]、吴德铎《关于甘薯和＜金薯传习录＞》[3]，以及后来学者游修龄的《农作物异名同物和同物异名的思考》[4]、陈忠文等的《外来作物Pachyrhizus erosus的异名辨析及中英文正名建议》[5]等。约20世纪80年代学界掀起了研究番薯传播的热潮，代表性论文有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二)》[6]、陈树平《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7]、周源和《甘薯的历史地理——甘薯的土生、传入、传播与人口》[8]、曹树基《玉米和番薯传入中国路线新探》[9]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番薯的区域性种植和传播的研究日益增多，集中在山东、四川、河南、广西、广东等地。代表性论文有陈冬生《甘薯在山东传播种植史略》[10]、王保宁《乾隆年间山东的灾荒与番薯引种——对番薯种植史的再讨论》[11]、李映发《清初移民与玉米甘薯在四川地区的传播》[12]、马雪芹《明清时期玉米、番薯在河南的栽种与推广》[13]、郑维宽《清代玉米和番薯在广西传播问题新探》[14]、吴理清《番薯在潮州地区的传播与农业体系变动》[15]等；但学界对贵州区域内番薯名称与属类，以及传播种植情况的研究比较少，为此，笔者尝试从区域历史地理角度出发，以贵州各地方志及相关资料为支撑，对清至民国时期番薯在贵州的名称与属类、种植传播以及番薯对贵州的贡献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