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阶层解释体系的构建与证成
——以刑法第275条的“毁坏”为标本
2021-12-28邓剑星
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 2021年3期
邓剑星
(湖南大学法学院,湖南 长沙410082)
法律解释的功能原本是探寻法律规范的目的和意旨,为司法判决提供正确的法律规范。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法律解释功能发生异化的情况,刑法解释方法沦为了后果主义裁判的工具,而不再是对法律文本的正确解读。因为在面对所发生的案件事实时,司法裁判者往往会通过自身的经验法则和事先的价值判断对案件做出预判,然后再选择有利于证明其预判正当化的刑法解释方法为其裁判提供充分的说服力。哪怕该种解释是文本最边缘的含义,抑或是违背先前通用的解释方法。这种先确立结果再寻求解释论证的方法似乎不再是一种解释,更像是一种策略或工具。目前,学界关于刑法解释方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单个解释方法的合理性进行论证,而忽视了对刑法解释的体系性进行研究。即现有研究只注重对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等方法本身所具有的单一功能进行分析,忽视了各解释方法的不同功能可以进行优化组合,形成一个具有阶层性的刑法解释体系。因此,为了探求刑法规范的真实含义,防止刑法解释功能的异化,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疑难案件,需要明确各种刑法解释方法的解释标准和功能属性,根据其功能属性论证各种解释方法之间在适用上的位阶关系,最终以体系化的思维方式构建具有阶层性的刑法解释体系,消解单一解释方法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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