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一下我的人生书架。十岁以前，对我最重要的一本书是《新华字典》；10—20岁对我最重要的一本书是《朦胧诗选》；20—30岁对我最重要的一套书是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30—40岁对我最重要的是老子的《道德经》；40—50岁对我最重要的是为学生们看的书，因为我已经开始带研究生；50—60岁对我最重要的书，我猜测有可能是正在重读的《红楼梦》。

首先说《新华字典》，如果没有《新华字典》，我们走不进浩如烟海的汉字世界。这个答案其实有点儿像抖机灵。

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国家的文盲率超过80%，相当一部分文化传承是靠爷爷奶奶讲的故事、戏班子走街串巷的演出、说书人的讲读。因此，新中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取得了两个巨大的进步：一是男女平等，二是“深抓猛抓”的扫盲运动，连陈毅都当过扫盲委员会的会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汉语拼音的大力推广，对扫盲运动起到了继续深化的作用。

想想看，一个文盲率曾经超过80%的民族，到现在为止，青壮年文盲率已经低于2%，国民文盲率已经低于5%。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飞跃。只有当文盲越来越少的时候，全民阅读才成为一种可能。

接下来，到了第二本书《朦胧诗选》。有本书叫《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我的十八岁给了我一个乐队和一本诗集。那个乐队曾在1986年5月登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主唱崔健唱了一首《一无所有》；那本诗集是《朦胧诗选》。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遭遇什么，什么就有可能深深地改变你的一生。我很庆幸我在十八岁的时候与它们相逢，由此得到了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全新的价值观。

比如“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比如“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再比如“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直到今天，这一切仍在我内心深处。年纪越大，十八岁对我的影响越清晰。

今天我要通过自己的“十八岁之书”反问在座的各位：你的青年时代也有这样一本书吗？它塑造你、改变你了吗？

再来说20—30岁的《曾国藩》。 1993年，我二十五岁，开始做《东方之子》节目主持人。在我前面，没有可模仿的对象，因为我们是第一拨新闻主持。面对我要采访的每一位“东方之子”，自然还是困惑的：我该问什么样的问题？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刚做了几个月的《东方之子》主持人，我的制片人时间——他的名字就叫时间——推荐给我一套他自己正在读的书《曾国藩》，上中下三卷。永远记得我将最后几十页看完的那个下午，舍不得告别，太阳照在我当时住的那间半地下室的墙上，光影不断变化，直到完全落山。

那个下午为什么令我印象深刻？因为二十五岁的我，读懂了人性之复杂，从而改变了很多观念。我不再把人简单地分为“好人”和“坏人”，书里的每个人似乎都是好中有坏，坏中有好。阅读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读懂人性的复杂。当你真的读懂了，未来的路就好走了。

到了我30—40岁之间，谁说男性没有更年期？可能我的更年期来得比较早。这个时候，所谓“小有成就”，内心却越来越惶恐：我是谁？什么是成功？成功重要吗？成功之后又是什么？……这些问题迎面袭来，而且没有答案。我很庆幸，这个阶段我遇到了我的生命之书《道德经》。

为什么叫生命之书？我觉得人到了一定的岁数，一定要有一本时常翻阅且常读常新的书。它可以在你迷茫不已的时候，帮助你答疑解惑；在你岁月静好的时候，提醒你未雨绸缪。

我幸运地遇到了《道德经》，它解决了我的很多问题并在继续解决着我的问题。比如，当我在某些事情上“成了”，可能会产生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可是《道德经》告诉我：最辽阔的水域是江和海，因为它位于低处。海纳百川嘛。于是我会突然明白，自己应该从一种“高”的状态，回归到一个“低”的位置。

再比如《道德经》告诉我：人活着的时候身体是柔软的，死亡之后就僵硬了；草木在生命旺盛的时候是鲜嫩的，死亡之后就干枯了。因此，强硬是死的信息，柔软是生的信号。《道德经》之所以是“生命之书”，因为它可以不断地给我答案。

到了40—50岁之间，我无法单独列出某一本“生命之书”了。在这个阶段，我更多的是陪学生看书，引领他们阅读。也正是在这十年，为学生开书单、领着学生看书的过程中，我越发感受到了大学校园里的很多问题。

现在中国的阅读问题不是不读书，而是原本该读书的人不怎么读书了，比如大学生，甚至大学的老师；而原本“不该”读书的人——最广泛的普通民众——在互联网的内容普及之下开始阅读文字了，且不说阅读的内容是什么。

我带的研究生都来自非常好的学校，每届十一个学生，学制两年。除了每月要上一天课之外，其余的重要学习内容就是按照我给他们开的书单去读书、写书评、评书评。每月至少读三本书，认真看，不能偷懒。这些名校生经常为此叫苦不迭。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怎么觉得你们是高中毕业直接上的研究生呢？”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认为这些大学生在本科阶段该有的阅读训练没有完成。

大学老师，尤其是文科老师，除了正常的课堂授课，相当重要的教学内容就是引领学生去读书。如果我们的老师都不怎么读书了，孩子们怎么会读书呢？从小学读到大学乃至读研究生，其实，受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被某种压力驱赶着读书的过程。如果一个人在上学期间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指望他走出校园以后开始爱读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学阶段是要完成基础的阅读任务的，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必读书目。就像我跟我夫人结婚后，两人打开各自的书箱一看，几乎大半的书都是一样的，因为它们是必读书。

在我们那个年代，不要说尼采、萨特、叔本华等人的作品，像《傅雷家书》、李泽厚的几部“思想史”和《美的历程》、代表当时前沿思考的“走向未来丛书”和“走向世界丛书”，等等，我们都是读过的。那个时代如果不读书，想谈恋爱的可能性都不大。一个男孩聊不了这些，哪个女孩会理你？

最后，50—60岁期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书可能是《红楼梦》。大学毕业那一年，我认真地读过一遍《红楼梦》，最近是在重读。

關于重读，我想多谈一点感受。我在二十五岁那年第一次读《曾国藩》，时隔二十四年又重读了一遍，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书里的大部分细节我都忘了，就像很多人抱怨自己“看完书记不住”一样，但让我欣慰的是，二十多年来，我已经是那本书中所呈现的道理和价值观的践行者了。它已经改变和塑造了我。

《红楼梦》具有同样的概念，我在重读的时候，感受跟原来完全不同。《红楼梦》的核心不是宝黛之恋，它的核心蕴藏在“葬花”这个细节之中：看万紫千红开遍，转眼间，谁关心落花流水？这是一个生命的大循环，周而复始。红楼为什么是场梦？到了50—60岁这个年龄，才具备了深读《红楼梦》的基底，而且也的确要细读《红楼梦》了，这也是生命自身的需要。

通过解读这样一份生命书单，梳理了我自己的心灵成长之路。同时与各位朋友分享：让自己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所学，有所悟，从拿得起，到放得下，再到想得开——这是我们读书的理由。

（本文作者白岩松，著名主持人、记者、作家。本文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新书《对白》，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