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小强

摘   要：李白与杜甫及“饮中八仙”中的其他人物当是站在“醉态盛唐”之巅、引领一代诗酒风流者。《饮中八仙歌》里的醉者形象，展现了“盛唐气象”的最可宝贵的东西，就是人格的独立、思想的解放。《饮中八仙歌》不仅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起不唯上，不信邪，敢于张扬自我，勇于追求自由与梦想的伟岸群像，还为耽乐于盛世风光的芸芸众生奉献了一篇隽永而深刻的“警世通言”。

关键词：醉态盛唐;谪仙人;饮中八仙;诗格革新

唐帝国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个空前强盛的朝代，也是“中国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1]。它对外开疆拓土，慑服四夷而怀柔以远，吸纳八面来风;对内致力于稳定社会，发展经济且融会三教，广开言路，引天下英雄尽入彀中——至盛唐达到顶峰，从而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云蒸霞蔚的景致，并造就出中国诗史上光芒万丈的“盛唐气象”。在这个宏大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有一处令人向往和痴迷的亮丽风景线，这就是杨义先生所讲的“醉态盛唐”。杨义先生说：“诗酒因缘，于唐尤深，为有唐一代魅力奇特的精神文化现象”。[2]而站在“醉态盛唐”之巅、引领一代诗酒风流者，自是盛唐气象那璀璨夜空里的双子星座——李白与杜甫了。前者是自组的彪炳诗史的“饮中八仙”的领军人物，后者则用前所未有的奇特手法为“八仙”绘制了一幅惟妙惟肖、谐趣横生的群像画，称《饮中八仙歌》。它所刻画的八位可爱的醉者形象，展现了“盛唐气象”的最可宝贵的东西，就是人格的独立、思想的解放。后来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说，[3]乃与之一脉相承。

“诗唐”与“醉唐”

杜甫《饮中八仙歌》提及的八位“酒仙”，也都是诗人。唐代的中国，是诗的国度，闻一多先生呼为“诗唐”。这个“诗唐”其实也是“醉唐”。当时文人，无一不写诗，亦几乎必饮酒。像李白那样的自斟自饮，“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四首》其一）就自不必说了——这是诗人生活的常态;即便是诗人相邀相聚，也多在酒楼、酒宴之上，简朴一点的，也必自携浊酒，相会于陋室草庐。（唐诗中不时可见这样的描述。）其时全国城乡酒楼林立，酒旗招展。皮日休《酒旗》诗有云：“青帜阔数尺，悬于往来道。多为风所扬，时见酒名号。”刘禹锡、陆龟蒙也有关于酒旗的名句：“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旗堤上楼”（《堤上行三首》其一）;“唯有日斜溪上思，酒旗风影落春流”（《怀宛陵旧游》）。当时号称“扬一益二”的益州（成都府），则是满城酒香，酒客熙攘。张籍的《成都曲》说：“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雍陶的《到蜀后记途中经历》则云：“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三记唐代“蜀之士子，莫不沽酒，慕相如涤器之风也。”而杜牧的《清明》诗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杏花村酒家群，或说在山西汾阳，或说在安徽池州，又云在今南京市秦淮区凤台山一带……各处都有洋洋洒洒的史料为证，道不尽唐时各地酒业的繁荣气象。据说唐代山西汾阳的杏花村在最兴盛时，拥有72家酿酒作坊。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六讲了一段趣事，说大约在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的季春，安徽泾县有一叫汪伦的士绅从自己的别业處写信给李白：“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获信后的李白从秋浦（今安徽贵池）启程，兴冲冲地前往泾县汪氏别业附近，打算尽情游赏并饕餮一番。可到得此地一看，虽桑梓葱茏，池馆清幽，却不见十里桃花的恢弘阵势，更不用说见那万家酒店的盛大规模了。前来迎接的主人汪伦诡谲一笑，给李白解释说：我信里所言桃花乃指十里之外的桃花潭，而桃花潭边开酒店的老板姓万，故云万家酒店……李白之所以如此轻率地便中了汪伦的圈套，不辞劳苦前来探看泾县汪伦别业附近的万家酒店，是因为其时国中大规模的酒店（楼）、酒坊群落比比皆是，并不新鲜。只是酒店竟能于某个村庄或乡镇聚集万家，确实闻所未闻，所以就要来亲自求证，这才上了汪伦的当。一般城镇、乡村酒肆、酒坊情况都如此兴盛，更不用说作为首都的长安了。在表现醉态长安的唐诗中，最为人乐道者，当数王维的《少年行四首》其一了：“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巍峨的酒楼、轻垂的杨柳、肥壮的骏马，再加上轻裘缓带的游侠少年与酒中极品——新丰美酒，构成一幅盛世长安青春噪动、英姿勃发的明朗画卷。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诗亦着墨于长安酒舍（客舍兼酒肆），其中“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不知令多少人扼腕叹息，泪水潸然！又有天宝年间（公元742年—756年）的韦应物在歌行《酒肆行》里大肆描摹长安新建酒楼的盛况：“豪家沽酒长安陌，一旦起楼高百尺。碧疏玲珑含春风，银题彩帜邀上客……”其时长安以及其他城市集镇的夜市，也有酒肆的灯光摇曳，如王建诗：“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寄汴州令狐相公》）;白居易：“皋桥夜沽酒，灯火是谁家”（《夜归》）;温庭筠：“酒酣夜别淮阴市，日照高楼一曲歌”（《赠少年》）。

有唐一代供应酒肆的酒，品牌众多，五光十色，足令鬻者嘻嘻，饮者啧啧。唐人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载开元至长庆（公元713年—824年）间的大唐酒市：“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蒲萄，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当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上海古籍本原注：“一本作富平之石梁春，剑南之烧香春。”）唐代上市的酒当然不止这十四种。笔者约略浏览一下手上有限的唐人诗文，发现除李肇所记外，还有十余种美酒令诗人不舍。它们按酿造地点、时间、方式、用料不同，依次是新丰（在今陕西临潼东北）美酒、兰陵（在今山东兰陵县兰陵镇）美酒、鲁酒、金花酒（二者可能皆指兰陵美酒）、蜀酒、云安（在今重庆云阳）麯米春、汉州（在今四川广汉）鹅黄酒、戎州（在今四川宜宾）重碧酒、松醪春、春酒、乳酒、郫筒酒、酴醾酒、屠苏酒、蓝尾酒等。

唐代诗人真是口福不浅！面对这满目琳琅、活色生香的金浆玉醴，难怪诗人们会不惜以金龟、玉佩、五花马、千金裘去换它——宁肯倾家荡产，也要饮它三百杯！美酒与诗人的美丽邂逅，催生出无数美丽的诗篇，也令大唐这个诗的国度更加令人着迷。那许许多多或大气磅礴，或清新婉丽，或慷慨高歌，或浅吟低唱的酒诗、酒歌，让酒之芬芳满溢诗唐。有人用大数据统计过，在现存57300多首唐诗（包括近世陈尚君等辑补的佚诗与长沙窑瓷器上的佚诗）里，与酒有关的诗篇就有11405首，几占总数的20%。其中盛唐诗人的涉酒诗，如岑参有132首，为他现存411首诗的32.12%;李白有334首，为现存1206首诗的27.69%;李颀有36首，为现存133首诗的27.07%;韦应物有123首，为现存584首诗的21.06%;杜甫有276首，为现存1489首诗的18.54%，……[4]以这上万首涉酒诗为代表的现存5.7万多首唐诗，是诗人们献给大唐盛世的赞歌。在诗人们此起彼伏的引吭放歌中，与大唐社会繁荣富庶景象相偕的耽于感官刺激的享乐主义风气也弥漫开来，成为大唐由盛转衰的一个文化诱因。

法国文艺理论家兼史学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说：“总是环境，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决定艺术品的总类”[5]。具有人性自觉、人格独立特点，又带有反亨乐主义色彩（以极写享乐之态而行反享乐之实）的《饮中八仙歌》便是醉态盛唐烂漫花树上结出的一枚硕果。

《饮中八仙歌》的缘起

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孟秋时节，李白在东鲁南陵（今山东曲阜南陵城村）接到皇帝召他入京的诏书，十分兴奋，当即收拾书篋行囊，启程赴京。临行之际，他挥毫写下一首神采奕奕的七古——《南陵别儿童入京》以纪事：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此诗凡十二句，前六句都在说酒和饮酒，活脱出一副以酒为伴、以酒为命的酒仙之状。明人朱谏评此说：“蔼然天性之真，此山中之乐也。我亦有怀，不得自试，未免抑郁，乃高歌取醉以自慰遣，既醉且舞，动荡激昂之态，殆与落日争辉。”[6]

李白入京，在天宝元年的唐朝可以说是一个大事件。李白的族叔李阳冰在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十一月——即李白逝世的当年当月所作《草堂集序》中记叙这一历史事件说：

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7]

惜乎这样扬眉吐气的日子并不太长。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春，李白即遭皇帝身边的小人谗毁，被迫别任离京。他出京前写过一首《玉壶吟》，中有“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句，那“谪仙”是秘书监贺知章给他“封”的。李白在“供奉翰林”初，便在京师的道教重地紫极宫与这位自号“四明狂客”的老诗人见了面。后者看完李白呈上的《蜀道難》诗（或云《乌栖曲》），抬头再一看李白面相，便惊乍乍地高呼他为“谪仙人”，又说：“此诗可以哭鬼神矣！”

贺知章于李白的意义，乃在于点醒了李白的“谪仙人”意识或者说促发了其“谪仙人”的自觉。李白在长安“供奉翰林”期间之所以慢薄公卿，睥睨群小的精神动力，便来源于这种自觉。他原想做世外的仙人，却在现世中圆了这个梦。他在客居长安的一两年间，过的就是神仙的日子，享受着神仙的快活。这在使一般布衣知识分子欢呼雀跃的同时，也令许多心地猥琐之人嫉妒、仇视而诋毁。《新唐书·李白列传》载有李白在“供奉翰林”时的一段飘然若仙的故事以及这故事何以终止的原委：

（李）白犹与饮徒醉于市。帝坐沈香子亭，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授笔成文，婉丽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数宴见。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摘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止。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八仙人”。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

《新唐书·李白列传》的这段记载还讲了李白与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等七人结为“酒八仙人”的事。更早的李阳冰《草堂集序》其实就已指出：“（李白）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8]这八位“仙人”能自动走在一起玩“诗酒风流”，不必说是志同道合、情趣相投了。《新唐书·李白列传》亦说，李白在开元（公元713年—741年）中客居任城（今山东济宁）时，“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在今山东泰安城外东南），日沈饮，号‘竹溪六逸。”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自古皆然。李白在长安供奉翰林期间结交的这七位“仙人”，既有达官显贵（如汝阳王李琎、前左丞相李适之、秘书监贺知章），又有名士名家（如崔宗之、苏晋、张旭），还有平民百姓（如焦遂），身份高低不同，但共同的志向性情、共同的诗酒嗜好则泯灭了阶级（阶层）的界限，让他们走到一起来，三天两头即聚会于酒楼，推杯送盏之间又吟诗写字，觥筹交错中且大呼小叫，竟成为长安一景，这才有了尔后同道中人的杜甫《饮中八仙歌》为其画像、写意，使之千古流传。

《饮中八仙歌》的意义

杜甫《饮中八仙歌》大约写于天宝五载至十三载（公元746年—754年）之间。[9]歌云：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麯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在有唐一代的上万首涉酒诗中，最具代表性者当数李白的《将进酒》和杜甫的这首《饮中八仙歌》（以下简称《饮歌》）。有好事者搞“唐诗排行榜”，让《将进酒》高居第一，因其“慷慨淋漓”“最为豪放”而论者甚夥，这里就不再赘言了。而《饮歌》则以幽默谐谑、神韵灵动见长。清人李因笃说：“此诗别是一格，似赞似颂，只一二语，可得其人生平。大家之作，妙是叙述，一语不涉议论，而八公身份自见，风雅中马迁也。”[10]稍晚点的吴瞻泰则说：“篇中醉者八人，人各一章，或一句醉态，或数句合一醉态，彼此无一同，而天真烂漫，各成奇趣。若宾筵所谓号呶则弁者，摹写极工，然是醉后之舆隶，非饮中之神仙也。通篇只李白点一‘仙字，而又从对天子口中说出，明于八仙中推尊李白，是又公用意所在。”[11]《饮歌》的艺术性如此，而其于架构上独出创意的别致手法则如清人沈德潜所言：“前不用起，后不用收，中间参差历落，似八章仍似一章，格法古未曾有。每人各赠几语，故有重韵而不妨碍。”[12]在先，明人王嗣奭就指出《饮歌》布局的手法奇异，“前无所因，后人不能学。描写八公都带仙气，而或两句、三句、四句，如云在晴空，卷舒自如，亦诗中之仙也”[13]。

《饮歌》中的“八仙”都是酒仙，个个醉眼蒙眬，憨态可掬却各有特色，各有韵趣。他们来自不同阶级（或阶层），彼此身份悬殊，却因着共同的杯中之物而聚集在一起，谈笑天地，放纵自我，旁若无人，乐此不疲，以至后人津津称之，羡叹不已。

《饮歌》最出彩的两人为李白与贺知章。这里先按下不表，依次简析其他六人。汝阳王李琎是第二位出场人物。他是唐玄宗长兄、宁王李宪的长子，即玄宗皇帝的侄子，深得玄宗宠爱，封汝阳郡王。他恃宠而骄，竟敢饮酒三斗后去面见圣上。其与贺知章、褚庭诲为诗酒之交，特别好酒，看见载酒之车就垂涎三尺，一路追着酒香奔，恨不得将封地迁到酒泉（即今甘肃酒泉）去。（按《汉书·地理志下·酒泉郡》注引应劭说，那里“其水若酒，故曰酒泉也”。）杜甫抓住李琎贵为皇族且嗜酒如命的特点而戏谑之，为他画了一幅令人忍俊不禁的漫画。

接着出场的是前左相李适之。《大唐新语》卷七说他“性简率，不务苛细，人吏便之，雅好宾客，饮酒一斗不乱，延接宾朋，昼决公务，庭无留事”;但因“每事不让李林甫”，遭后者构陷，说他好酒而“颇妨政事”。玄宗居然轻信谗言，免去他左相职务，让他去做太子少保的清闲活儿，这让他特别窝火。所以他虽在职，仍有闲去酒肆与友人抱团吃酒，“饮如长鲸吸百川”。他这饕餮背后，有满腹郁闷与辛酸。他这真是借酒浇愁呢！

第四个出场的是名士崔宗之。他是吏部尚书崔日用的儿子，风流倜傥，放任不拘，像阮籍一样能作青白眼——对看不惯的人便立即形之于色，翻白眼藐视之。他能酒醉而身不倒，举杯望青天，凛凛如玉树临风，真是翩翩美少年。

第五位出场者是一会儿嚷着要拜佛念经，一会儿又酒肉穿肠过的名士苏晋。他是名相苏颋的儿子。谢肇淛《五杂俎》卷十六讲他得到一幅西域和尚慧澄作的弥勒佛绣像，欢喜得很，说：“是佛好饮米汁（米酒），正与吾性合。吾愿事之，他佛不爱也。”看来他的信佛是有选择性的，酒肉和尚正和他意。杜甫说他“醉中往往爱逃禅”，并未切中肯綮。他其实是清醒时也不拜真佛。

有“草圣”之誉的张旭是在李白之后第七个出场的。《新唐书·张旭列传》讲他“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当今某些书家也曾上演过“以头濡墨而书”的闹剧，还抱怨批评者不知“张颠”。殊不知张旭之“颠”乃有真本事撑持，当今怪异书家却无真经而东施效颦，成了哗众取宠。宋《宣和书谱》卷十八记张旭：“其草字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或谓‘张颠不颠者是也。”诚如斯言。杜甫说他“挥毫落纸如云烟”，乃言其驾轻就熟，“得意疾书之兴”。

最后一位出场是的平民焦遂。史籍对其记载不多，大致知道他平常口吃，貌不惊人，对客不出一语;一旦饮酒醉了，便立刻換了个人一般，目光如炬，滔滔不绝，时人谓之“酒吃”。杜甫说他“高谈雄辩惊四筵”，是捕捉住了他性情的闪光点而以旌扬。

回头再看首位出场的大佬贺知章。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他与李白在长安相识时已是83岁的耄耋老翁，仍嗜酒如命，不输小年轻。这老贺初遇李白就拉他去酒楼饮酒，不料仓促间两人都未带酒钱，那老贺当即解下随身佩带的金龟付给店家，这才坐下推心置腹，饮了个痛快。唐朝官员按品级颁赐鱼袋，袋上以金银等制成的小龟（武后天授元年九月前为鱼）作装饰，三品以上为金饰，四品、五品则用银、铜饰。贺知章官居秘书省监，当为从三品;又是太子宾客，则当为正三品，自然该佩金龟。但以此官物随便做质换物，倘追究起来是触犯刑律的。可是老贺与李白都是性情中人，即便是天规天条，高兴起来也是不管不顾的。

《旧唐书》本传还讲老贺“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遨游里巷，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杜甫《饮歌》讲他“眼花落井水底眠”，活脱出一位放诞不羁，又十分真诚的可爱老头儿的形象，令人会心莞尔。

在《饮歌》中，李白是第六个出场者，却是用墨最多的人物。杜甫给李白的是四句，其他人物或二句，或三句。在这四句中，以“李白一斗诗百篇”“天子呼来不上船”最为关键，最是李白其人的高光处。它道出了李白的盖世才华和不事权贵、浮云富贵的独立人格与磊落襟怀，即道出了李白之所以成为“八仙”之核心或大脑的原因。

据闻一多先生《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考证，李白与杜甫初交是在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时李白遭群小谗毁而辞别长安，经商州大道，于四月间在洛阳与杜甫相会，“遂相从如弟兄耳”[14]。他俩此后的互相唱和，相知相交，颇见人间真情。

末了，再看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似乎还有没有说完（或没有讲出）的话。他在极颂“八仙”我行我素、豪放不羁的叛逆精神的同时，又大概会从其纵情买醉、及时行乐推及当时上流社会普遍的于歌舞升平中的纵情声色，醉生梦死（这方面贵为最高掌权者的唐玄宗带了一个很不好的头）。所以他才于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春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陈情。正是基于这个推理，可以认为，此前的杜甫一面为李白等“八仙”画情绪昂扬、色调欢快的肖像，一面又忧心忡忡，五味杂陈。论者多诧异《饮歌》的无头无尾（如前引沈德潜语：“前不用起，后不用收”），开篇即高潮，似大江磅礴东去，却戛然而止，刬地不知所终，以为是诗格上的革新。如果排除该诗在辗转流传过程中的失句情况（李白名声极响的《静夜思》日本版、《将进酒》敦煌本，便与现今的规范版本差异甚大），则有可能是作者踟蹰之下的无奈之举。不过因为今天所看到的这部分实在元气淋漓，神采飞扬，且明快而亲切，惹人怜爱鼓舞，这才让人不去计较它的失格（“起承转合”四法丢“起”失“合”）而以啧啧叹奇，并送上“别是一格”“风雅中马迁”[15]的美誉;但又指出：“此创格……后人不能学。”[16]

话又说回来，其实杜甫面对这群孩童般无拘无束、恃才逞快的时代骄子，还多是他的至交好友，真不知该说什么，又如何说？笔者猜想在他的欲言又止中，很可能隐藏着《孟子·告子下》里的一句话：“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而杜甫以极辞而隐义的手法，乃與他之前司马相如《上林赋》、扬雄《羽猎赋》极写天子声威的烈烈皇皇，他之后白居易《长恨歌》极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的缠绵悱恻，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杜甫是当时少有读懂李白的人，也是少有于太平盛世而保持头脑清醒之士。他在《饮歌》中为李白的画像，为李白朋友的画像，十分丰满、贴切而又生动形象。他用洗练而颇具力道的笔墨，不仅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起不唯上，不信邪，敢于张扬自我，勇于追求自由梦想的自信自立的伟岸群像，而且还为耽乐于盛世风光的芸芸众生奉献了一篇蕴意隽永而深刻的“警世通言”。其良苦用心，他人未必能知。

注释：

[1]（美）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8页。

[2]杨义：《李杜诗学》，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

[3]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48页。

[4]参见“百度”2021年1月21日及3月24日《五万七千首唐诗……》等文，署名“安安小小姐姐”。

[5]（法）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7页。

[6]（明）朱谏：《李诗选注》，转引自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四册，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240页。

[7][8]（唐）李阳冰：《草堂集序》，转引自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一册，第1页，第2页。

[9]宋人黄鹤注此《饮中八仙歌》著作时间：“蔡兴宗《年谱》云天宝五载，而梁权道编在天宝十三载。按史：汝阳王天宝九载已薨，贺知章天宝三载、李适之天宝五载、苏晋开元二十二年，并已殁。此诗当是天宝间追忆旧事而赋之，未详何年。”（转见清·仇兆鳌《杜诗详注》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1页）今人张忠纲则言：“然据《唐书》李适之传及《玄宗纪》，适之罢相在天宝五载四月，则此诗最早亦必作于五载四月之后。”（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一），人民文学出版2014年版，第136页）

[10][15]（清）李因笃：《杜诗集评》卷五引，转引自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页，第141页。

[11]（清）吴瞻泰：《杜诗提要》卷五，转引自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一），第141页。

[12]（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六，转引自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一），第141页。

[13][16]（明）王嗣奭：《杜臆》卷一，转引自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一），第141页，第141页。

[14]闻一多：《唐诗杂论》，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