隽文婷

摘 要：张锡勤先生立足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认为在中国古代诸多的道德规范中，孝和忠是最重要的两个条目。在《中国传统道德举要》中，先生分别对孝和忠进行了梳理和论证，并在说明二者源流发展的过程中，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普遍奉行忠孝统一，但忠孝之间总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两难抉择的状况，如何解决这一困境，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方式。先生对于孝和忠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阐释，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张锡勤;孝;忠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1）06-0044-03

先生指出，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体系中，孝是人最基本的道德，是所有德性的开端;忠具有忠君、爱民、忠国等丰富内涵，对维护社会和谐的作用不可低估，忠孝二者之间存在着共通之处，在中国古代封建宗法社会结构下，将忠孝并列是一种必然选择。

一、最基本的德行：孝

（一）孝的起源

在中国古代伦理道德中，孝是最基础的规范。先生指出，孝的地位之所以这么高，与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是分不开的。

孝发端于血缘关系，是最原始也是最牢固的感情。据先生考证，孝产生于原始社会敬老的传统，起源于个体农耕经济的发展。在氏族社会时期，生产力还十分落后，老人意味着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一旦遭逢天灾人祸，老人们的经历可能就是保证氏族延续下去的关键。不过，赡养老人更多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还仅仅是孝的萌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氏族部落逐渐分化为一个个由夫妻主导的个体农耕家庭，生活上基本自给自足，这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关联不断加深。父母与子女之间，不再只是血缘关系，而是相互扶持、相互依存的关系，子女在年幼时需要父母的照料，同样也应该赡养自己年老的双亲。孝观念也就由此慢慢产生。

《吕氏春秋》有言：“《商书》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孝行览》）至少在商朝，孝就已经存在了。但先生认为，商朝只存在孝的观念，而孝成为一种成熟的道德规范，其实是在西周时期。西周时期的孝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生身父母的孝，这是最基本的孝;二是对祖先的孝;三是对大宗、宗族的孝。其中，后两个更为重要，因为巩固宗法制度才是周人倡孝的最终目的。在周朝，孝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规定，更是一个人政治地位的象征。

（二）孝的内涵

孝成形于周朝，但在百家争鸣中才形成完备的思想内容。先秦百家对于孝都表达过自己独到的见解。不过，道家和墨家并不重视孝，法家甚至公开抨击当时盛行的“孝道”。只有儒家重孝，并对“孝道”进行了系统的论证。所以，先生以先秦儒家的理论为基础，对孝的内涵进行阐释。

先生指出，在儒家看来，孝主要有以下几个要求：一，能养;二，善养;三，敬养;四，对父母真诚的爱。父母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引领者、养育者，换言之，我们的一切都来自父母，所以父母的养育之恩无以为报，为父母养老送终是子女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也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因此，子女尽孝最首要的，便是尽力满足父母的物质生活，使其安享晚年。孟子列举了五种不孝的行径，其中前三项是“惰其四支”“博弈好饮酒”和“好财货，私妻子”。由此可知，不事生產、不务正业、贪财偏私都是无法很好赡养父母的表现。而且子女尽孝不仅要“能养”，还要“善养”，在尽力保证父母饮食起居的同时还要使父母时刻感到身心愉悦，也就是“养则致其乐”。

除了“能养”和“善养”，子女尽孝还应该“敬养”。孔子说过：“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有能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孔子并不认同当时孝即“能养”的共识，认为那样与饲养家畜没有任何区别。子女对父母，不仅要“能养”“善养”，更要“敬养”，这才是人类特有的孝道。如何才算“敬养”？儒家认为，一切以礼为准则，子女按照礼的要求对待自己的父母就是“敬养”了，“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先生特别赞同儒家的这个创举，引敬入孝，完善并提升了孝的内涵，使孝从一种原初的义务上升为道德准则，“从‘孝养到‘孝敬，这是中国古代孝德观念的一个巨大进步。”[1]90当然，孝的核心是子女对父母真挚深沉的爱，“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孟子·离娄上》）若要培养一个人的孝德，必须从培育他对父母的爱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农耕经济为主导的条件下，以父权为核心、以宗族为根本的孝，其内容是很复杂的，它既有原初的血缘温情，又有强权之下的严酷。而随着封建专制的不断增强，传统孝德的局限性也随之不断加深。

（三）封建制度下的孝

孝发端于古代宗法社会，它“既是人类亲子关系的表现，又打上了父家长制的深深印记。”[1]93在封建社会，子女地位不断降低的同时，父权的地位不断提升并逐渐走向极端化。

儒家重孝，但也在尽力维持父子关系的平衡，齐景公与孔子讨论政事，孔子答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简而言之，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该有的样子，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子女要有子女的样子，这样才是合乎礼的。到了战国末期，出现了“泛孝主义”。所谓“泛孝”，就是用孝来统一一切德行。“泛孝主义”之所以盛行，是因为仅仅依靠孝已经不足以维持社会的运行，同时统治者要协调战国以来的父权与君权的矛盾，其目的是引忠入孝，使忠孝统一。自汉以来，随着“三纲”的提出，子对父的从属关系就此确定下来。到了宋明时期，极端化的孝越发普遍，统治者也热衷于弘扬这种以“顺”为基础的孝道，在统治者看来，导民向孝有助于培育民众的顺德，因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论语·学而》）先生指出，孝的父权化所导致的是孝的变异，衍生出许多愚孝行为，比如为父母终身守墓、割股疗亲，而统治者对其不予禁止反倒多有旌表，更是助长了愚孝的风气。

二、“德之正也”：忠

（一）忠的内涵

相对于孝来说，忠的内涵和对象要更丰富一些。先生将忠的基本要求总结为“真心诚意、尽心竭力地对待他人，对待事业”[1]100，这也是忠最原初的内容。

先生认为，忠的基础和核心是“诚”。董仲舒说：“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春秋繁露·天道无二》）朱熹也说过：“忠，只是实心，直是真实不伪。”（《朱子语类》卷十六）在先哲们看来，全心全意、以诚处世、专心不二，这就是忠。最原始的忠并没有局限于“忠君”，它更是一种每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守的道德规范。

不过，在先生看来，光是“尽心”“尽己”不一定是忠，作为一种美德，自然还会有别的方面的要求。一方面，忠是为公而不是为私，“忠者，中也，至公无私。”（《忠经·天地神明章》）如果出于求取私利而为人谋划，那只能说明这种行为不够真心，不能算是忠;另一方面，忠的出发点必须是积极的，其目的是为了扬善抑恶。这一点最为重要。不难理解，尽心竭力为一个人思量、筹谋，自然是要“成人之美”，“人以事相谋，须是子细量度，善则令做，不善则勿令做，方是尽己。若胡乱应去，便是不忠。”（《朱子语类》卷二十一）因此，忠是一个十分丰满的德性，自有一套实行原则。

忠的政治性含义发端于公私关系，“公”是中国传统社会重要的道德概念，体现了中国文化自古以来的政治理性。政治性方面的忠，是君主和臣民都要遵守的。作为君主，要忠于他的国家和百姓;作为臣民，首先，他与君主一样，要忠于国家利益和万民福祉;其次，他要忠于职守，尽心竭力地完成每一项公务;最后，他要对君主尽忠，而且与孝一样，必须是真心实意的，否则便不足以侍奉君主。值得注意的是，“忠君”在春秋时期还未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直至战国时期才流传开来，并在秦汉时期才正式确立。

（二）忠的历史沿革

按照“三统三正”说，忠在夏朝就已经得到了推崇，但这种说法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西汉以来巩固大一统政权的政治目的，因此“夏源说”的可信度有待商榷。根据传世的金文和《诗经》《尚书》等文献，在《尚书》，“忠”出现了七次，但这七处出自《古文尚书》，文献本身真实性就存在争议，除此之外，“忠”字并无一见。不过到了春秋时期，忠已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流传开了，《国语》《左传》《论语》等均有大量论述，光《论语》就有18处，因此学界普遍認同忠产生于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的忠，无论是对象还是内容，都还很宽泛。先生指出，这时的忠，包含君主但并不特指君主，它还是一种相互的道德，并非后世臣民片面的义务。然而，据先生考证，春秋时期的《论语》还对忠有所区分，但战国时期的《荀子》《韩非子》等文献开始大篇幅地出现忠君的内容，忠在战国开始演变为臣对君单方面的道德要求。到了汉朝，出于政治原因，需要提升君主的地位，忠的重要性也随之增强。有意思的是，忠孝二者的绝对化都是从汉朝开始的，自此忠孝并列为中国传统文化里两大重要道德准则，前者维护的是绝对的君权，后者维护的是绝对的父权。

忠君之忠，与忠的原初内容，其实并没有区别，只不过这个对象只能是君主。先生将“待君之忠”总结为三个方面：第一，臣子应该“事君不二”;第二，臣事君必须尽己所能，关键时刻甚至要奉献自己的生命;第三，臣对君的忠诚以利君、利民、利国为目的，也就是“以道侍君”。但自汉朝以来，忠的其他概念与“忠君”逐渐混为一谈，任何忠的行为都只能服务于君主，这种片面地强调，在封建时期无疑会导致忠的极端化。

（三）封建制度下的忠

战国以来，忠开始逐渐地绝对化，变成臣民单方面的义务和守则。这样片面的忠德自有它的形成过程。

春秋时期的“忠君”还比较宽容。孔子强调君臣关系应该是相互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平等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臣属尽忠应该建立在君主以礼相待的基础上。先生认为，这是由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决定的。当时的社会礼崩乐坏，诸侯之间战争不断，君臣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固，士阶层的独立性还很强，而且，原始儒家还有民贵君轻的思想传统，孟子甚至论证了臣民讨伐暴君的合理性：“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战国的终结。这些都可以表明，“忠君”思想还并没有成为社会的共识。然而到了战国中后期，旧的社会结构走向没落，各诸侯国都争相招揽人才意图扩充实力，宗法血缘已经无法维系社会的运转，“忠君”就成为了必不可少的补充。为了迎合这种需要，法家开始鼓吹“君尊臣卑”，提倡君主集权，要求臣对君无条件地忠顺，这种绝对的君臣观被秦全盘吸收，忠由此走向极端化。

汉承秦制，保留了秦的君权至上的思想，并把它定为“三纲”之首。历代汉儒都对此著书立说，论证“忠臣不事二主”是天经地义。到了宋明，忠德发展到了顶峰。先生认为，理学对维护君权的作用不可低估。一方面，理学家们“修正”了原始儒家中一些不利于君的观点，有人将孟子的“民贵君轻”说解释为这是君对自身的要求，臣却不能用它来要求君主;另一方面，它使忠作为一种道德渗透到社会的每个阶层，平民也要无条件地忠于君主。

三、孝和忠的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重视忠孝，并将二者并列为最重要的道德规范，二者之间存在共通性的同时也存在冲突性。

（一）孝和忠的联系：忠孝统一

先生提出，在中国古代，忠孝并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二者存在共同之处，这种共同之处根源于君权和父权之间的相似性。

君权和父权古已有之，二者在很久以前是并生的。三代时期，宗法血缘还可以维系政权运转，统治者往往“兼任”大族长，这种政权被称为“家国同构”。正因如此，在中国古代，“君父无异”“家国一体”是有历史传统的，向君主尽忠也就是向“君父”尽孝。

先生认为，君权以父权为基础，那么孝就是忠的基础。孔子有言：“孝慈则忠”（《论语·为政》），就是说，像孝敬父母那样去侍奉君主就是忠。孝之所以能产生忠，是因为孝本身就是一种顺德，一个人如果是孝的，那他自然就会对君主尽忠，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普遍共识。

（二）孝和忠的矛盾：“难以两全”

先生在论述忠孝关系的时候，将重点放在了忠孝难以两全的矛盾上。先生指出，忠孝的矛盾是因为对象不一样，孝针对的是父权，忠针对的是君权，二者难免会产生冲突。

在中国古代，君权以父权为基础，父权也需要君权的支持。然而，父权与君权的冲突也从未间断。先生认为，君权与父权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宗族和政权之间的矛盾上。封建时期的宗族有效地保证了封建政权最基础的行政结构的稳定。但先生指出，当宗族势力不受限制，轻则破坏治安，重则威胁君权，所以，历代君主一方面利用宗族来维护统治，另一方面又控制宗族的发展。而且，君权以“公”的形象示人，即“朕即国家”，这与偏私于亲族的孝产生矛盾是无法避免的。至于如何处理忠孝之间的冲突，每个时代自有其解决的办法。

（三）忠孝矛盾的调和

在忠孝无法兼顾的时候，究竟该如何选择？就其基本倾向而言，在春秋和战国早期，主要偏向于孝，孝先忠后;从战国中期直到近代，基本上都是以忠为主，且忠孝并举。当然，这两种说法都不是绝对的，但主要的偏重还是很明显的。

在春秋时期和战国初期，统治阶级尚未彻底打破宗法血缘的约束，忠还并未偏向于忠君，孝是社会主流的道德规范，“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处理忠孝关系时，一般都会选择孝，“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郭店楚简·六德篇》）

但到了戰国中后期，社会开始偏重于忠。先生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在这时社会结构发生巨变，大一统思想开始初现端倪;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泛孝论中的忠试图将忠孝合一来抬高忠的地位。最先引忠入孝并进行系统论证的是曾子，曾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孝慈则忠”的理论，提出“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将孝悌之道与“忠君”之德结合起来。随着后世的推演，“移孝作忠”在实际情况下，忠势必居于首位。到了汉朝，忠已经逐步取得优先性的地位，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多数人开始以忠为先。唐宋以来，对忠更加偏向，武则天作《臣轨》明文规定臣子应该先君后亲，《忠经》甚至将忠定为孝之根本。宋朝以后，由于理学的发展，忠的地位更加突出，民间也逐渐流行“君恩重于养恩”的观念，忠君必定先于孝父。

不过先生提出，简单认为自汉以来“先忠后孝”也不完全正确。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长期被门阀士族掌控，与君主相比，这时的人们更偏向于宗族。而且，即使在宋代，也有人怀疑以忠为先的合理性，程颐就认为忠不应该以牺牲孝为代价，当忠孝发生冲突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不能两相兼顾。封建政府也试图实现忠孝并重，比如按照古礼，父母去世官员需要丁忧，这无疑会影响到一些关键职位的人员变动，这时君主可以选择“夺情”，或是任内服丧，或是缩短丧期，这固然是让孝服从于忠，但也是对忠孝矛盾的一种调和。

四、结语

先生以其深厚伦理思想功底，立足于历史的逻辑，结合当下，对忠孝进行了系统的阐释，留给我们许多启示。立足现代视域，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忠孝？事实上，以忠孝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伦理进入近代以后，受到全方位多角度的批判。这种批判有过激的地方，但也使我们看到了以忠孝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伦理的一些负面效应，其中最根本的是以宗法制度为基础、“愚忠”“愚孝”为典型表现的不平等性，它对塑造古人的奴性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然而，忠孝在今天显然不能完全抛弃。在当下，忠于朋友、忠于事业、忠于国家之忠还是需要大力弘扬的。孝发源于人类的真情实感，曾经带给父母和长辈许多温馨，只要有家庭存在，它就不会消失。在剔除传统孝道不平等的基础之后，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弘扬“父慈子孝”的美德，让家庭更温暖，让社会更和谐。

参考文献：

[1]张锡勤.中国传统道德举要[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