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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以载道

2021-08-09郝珊珊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1年12期
关键词:釉色造型

郝珊珊

摘 要:“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国古代器物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流变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特质。受宋代统治阶级美学思想与宋代理学思潮的影响,宋代官窑瓷器将含蓄、自然、平淡、质朴的审美观发挥到极致,体现了宋人“器道相通、物我与共”的造物理念。

关键词:宋代官窑;釉色;造型;宋理学

《易经·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固定有形的存在谓之器,超出形而上的本体谓之道。从中国哲学范畴上讲,“道器正是表示事物与法则、现象与规律、特殊与一般的古代方式”。“器”与“道”体现了客观存在的主体与抽象理论之间的关系。

器物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便逐渐具有了物质与精神双重属性。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人们对器物的需求经历了从实用性到进一步的审美体验再到器物与审美体验、原始信仰、情感需求不断融合的过程。随着人们对物质需求的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不断累积。

《荀子·宥坐》中记载:“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欹器在周代被供奉于庙堂之上,以示子孙不要忘记先人遗训。“宥坐”一词也就成为我们所说座右铭中的“座右”一词的词源。

古时,文字不发达,人们用某一器物来传达自己的思想。仰韶文化的典型器小口尖底瓶(图1),底尖、口小,器物空时是倾斜的。注水后,水量适中,器物直立。水过满,又会将水倒出。有学者认为小口尖底瓶是最早的欹器原型,它不仅仅是“形而下”的生活实用器,更是古人将“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相联系的“载道之器”。

“器以載道,物以言志”,我国古代器物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流变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特质。瓷器作为我国传统器物文化的品类之一,在宋代得到了空前发展。这一时期,瓷器生产遍及全国,官窑与民窑竞相发展,制作工艺水平有了质的飞跃,特别是官窑瓷器,在制作上不惜工本,精益求精,达到了宋代瓷器烧造的最高水平和审美的最高境界,其沉静素雅、蕴藉隽永的艺术风格与宋代美学和哲学相吻合,体现了宋人器道相通、物我与共的造物理念。

1 “天工与清新”“疏淡含精匀”的美学之道

以文治国的宋王朝,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地位显著提高,在其审美取向的影响下,宋代瓷器一改唐代浓艳鲜丽的审美标准,转而追求器物的意境美,形成了崇尚自然、含蓄内敛的宋代陶瓷美学,开辟了中国陶瓷美学的新境界。宋代官窑瓷器在此基础之上,由于受到统治阶级美学思想与宋代理学思潮的影响,将含蓄、自然、平淡、质朴的审美观发挥到极致,形成了宋代官方陶瓷美学。宋代官窑瓷器制作工艺考究,不过于讲求人工附加装饰,而是以釉色、造型取胜,追求自然天成之趣。

1.1 沉静素雅的釉色之美

宋代官窑瓷器注重器物的釉色美。青瓷是最早烧制的瓷器品种。古人对于青瓷的喜爱源于对玉温润、沉静、素雅特质的追求。宋代汝窑、官窑、哥窑均属于青瓷系统。汝窑以天青色为基本色釉,釉色浓淡适中,釉质滋润如玉。天青釉之名出自五代后周柴世宗对柴窑的批语“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柴窑本是古人推崇青瓷的理想釉色,但至今未发现柴窑实物及窑址。汝瓷釉色与人们想象中柴窑瓷器釉色接近,因此从明代开始,在文人品评中汝窑逐渐取代柴窑,其釉色成为鉴赏家心目中的青瓷典范。介于蓝、绿两色之间的天青色调犹如雨过天晴后明净的天空(图2、图3),给人以清淡含蓄、优雅和谐的感官享受,以致明清以来一直被文人士大夫推崇为理想的釉色而被仿烧。

“官瓷重楷模,精华四海粹”,是《饮流斋说瓷》中对宋代官窑瓷器的赞美。官窑瓷器制作精美、用料考究,有“贡篚银貂金作籍,官窑瓷器玉为泥”的说法。官窑瓷器不仅重视质地,更追求器物的釉色美,以粉青、天青、米黄、油灰居多。明代学者高濂在《遵生八笺(jiān)》中记载:“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之下也……”由此可见,官窑器物釉色崇尚素雅,釉质润洁,追求玉感。官窑大瓶(图4)可以说是官窑器中的杰作,器形典雅端庄,通体施粉青釉,纯净莹澈的釉色给人以玉质的美感。官窑青釉圆洗(图5、图6)作为宋时宫廷御用器,在造型、工艺等方面制作十分考究,流传到清代乾隆时期,深得乾隆皇帝的喜爱,乾隆皇帝拟诗一首镌刻于外底:

修内遗来六百年,喜他脆器尚完全。

况非髻垦不入市,却足清真可设筵。

讵必古时无碗制,由来君道重盂圆。

细纹如拟冰之裂,在玉壶中可并肩。

可见对其钟爱程度。

青色,乃五色之首,《说文解字》中曰:“青,东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丹青之信,言象然。”青色,是“象物生时之色也”,含“生”之意。天青色一直是宋代官窑追求的釉色。除了源于古人对玉温润、沉静、素雅特质的追求外,还与当时崇信道教的宋徽宗的审美有直接关系。道教尚青,宋徽宗认为“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唯独对幽玄、静谧的青色情有独钟。天青、粉青、豆青……纯正稳定的青瓷釉色既与道教“静为依归”“清极遁世”的处世哲学相契合,又与主张“中庸之道”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相符,故深契宋徽宗之意。

1.2 循古适今的慕古之风

宋代瓷器造型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种类增多,样式丰富。与唐代丰满、圆浑的形象相比,宋代瓷器的造型总体上来说简洁洗练、典雅大方,呈现出含蓄隽永、雅致俏丽的意蕴与风格。

宋代官窑瓷器多见仿古器型,形制仿商周、汉代的青铜器和礼器,给人以古拙、质朴、浑厚的美感。哥窑青釉鱼耳簋式炉(图7),造型仿商周青铜礼器簋,“S”形轮廓线上敛下丰,勾勒出端庄饱满的体态。腹部两侧对称置鱼形耳,整体造型古朴典雅。哥窑青釉贯耳瓶(图8),仿照春秋战国时期青铜投壶的形制。投壶是先秦时期一直延续到后代的一种礼器,也用于日常游戏竞技。器物口耳相连的曲线增加了口部力度,与扁圆形腹部上下呼应,构成视觉上的均衡,给人以稳重之感。官窑琮式瓶(图9),仿周代玉琮并加以变化,方体圆口,口壁宽如玉璧状,整器古朴厚重。哥窑的鼎式炉、鬲式炉、樽式炉同样都是仿商周青铜礼器。

仿古源于中国古代的复古思想,古人认为理想的社会出现在夏、商、周三代,并将周朝视为礼制的代表。北宋之初,士大夫阶层要求恢复“三代之治”,聂崇义《三礼图》应运而生。北宋末年,随着金石学的勃兴,好古之风愈演愈烈,这种追怀古昔的情怀影响到文人对器物的审美,进而对器物造型设计产生影响。宋徽宗在《政和五礼新仪·序》中曰:“循古之意而勿泥于古,适今之宜而勿牵于今……有不可施于今,则用之有时,示不废古……有不可用于时,则唯法其义,亦不违今……因今之俗,仿古之政,以道损益而用之,推而行之。”道出了统治者对于仿古之风的立意与主张,即仿古并不仅仅是拘泥于古制的模仿,而是将稽古与创新相结合。

1.3 合于天造的天成之趣

受道家“道法自然”核心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自然天成”“天人合一”的美学之道。宋代官窑瓷器除了以釉作为装饰和以开片为装饰外,少有其他过多的装饰。

钧窑瓷器是釉装饰的典型代表,最受人称道的是以氧化铜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的铜红窑变釉,釉色变化万千、异彩纷呈。古人有“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高山云雾霞一朵,烟光空中星满天”“峡谷飞瀑兔丝缕,夕阳紫翠忽成岚”的诗句来形容钧瓷釉色的多样和窑变的微妙之美(图10、图11)。窑变是陶瓷在烧成过程中,因釉料中含有多种着色剂而形成的偶然现象,因色彩斑斓、纹理自然,逐渐成为一种特殊装饰。清代的《景德镇陶录》认为:“窑变之器有三:二为天工,一为人巧。其由天工者,火性幻化,天然而成……;其由人巧者,则工故以釉作幻色物态,直名之曰窑变,殊数见不鲜耳。”窑变釉在烧制过程中浸润流淌,纯出自然的色彩变幻本是无意为之,呈现出天然的画面感和恣意洒脱的美感,体现出自然与人工的和谐统一。

瓷釉开片也是宋代官窑器常见的一种装饰。开片是器物因胎、釉膨胀系数不同在焙烧后冷却时形成的。胎、釉膨胀系数相差较大者,裂纹多形成小片;相差不大者,裂纹稀,形成大片。汝窑青瓷釉面大都开有层层相叠的冰裂纹,个别有蟹爪纹。官窑釉厚者开大块冰裂纹,釉较薄者开小片。哥窑釉面基本都有大小、深浅不一的裂纹,统称“百圾碎”,小纹路呈浅黄色,大纹路呈灰黑色,俗称“金丝铁线”。开片本属于釉的一种缺陷,却被聪明的陶工巧妙利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形成舒朗有致、纹理流畅的釉面装饰,看似杂乱无章的开片纹饰在疏密交错间充满了节奏感和韵律美,给器物平添一种自然的天成之趣。

2 “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哲学之道

宋代,理学成为统治阶层的主导思想。宋理学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融合佛教、道教思想形成的思想体系,亦称“新儒学”。新儒学以儒学为核心,偏重于义理和心性的修养。受到宋代哲学思想的影响,瓷器制作融入了较多的理学思想,创作理念显得更加理性十足。

2.1 “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出自老子《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道家的核心思想,主张天、地、人三者之间自然共生,共同遵循天人和谐的“自然”法则。其中,“道法自然”也包含不同的精神层面。从美学角度来讲,“道法自然”也是审美意识、审美情趣、审美方式的集中体现。“道”是美的起源与归宿,“自然”是未经修饰的、纯真的事物本性。在道家的美学思想中,看似无所用心的自然之美、本真之美便是最能契合事物审美标准与审美境界的自然之道。

宋朝初年,道教盛行,宋真宗、宋徽宗统治时期出现崇道高潮,道教的地位得以提高。宋徽宗自称“教主道教皇帝”,他提出“淡而无为”的审美标准是道教尊崇事物自然本性美学观的体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统治阶层对道教的大力扶植与推行下,“含蓄冲淡”“自然质朴”的审美观弥漫于社会各阶层,对“自然”的崇尚成为宋代艺术创作的总体风格。

2.2 “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出自《大學》的“三纲”(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过对事物的研究获取对世界的正确认识,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最终达到“至善”的道德境界。儒家美学观认为,美的东西不在物,而在于人的品格、道德与修养。

宋代理学倡导“格物致知”,把其视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宋理学认为“理”乃世界万物的本源,把握“理”就要“格物致知”,即接触万事万物才能明“理”,从而达到一种理想人格的建树。“格物致知”思潮影响了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对陶瓷审美文化也产生了影响,即不注重艳丽的釉色、繁缛的装饰,而是以理性的态度与自然的心性体现物态之美,在简洁而不简单中追求内在的意象与精神,形成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和谐统一。

2.3 “心道合一”

禅宗是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文化结合形成的中国化的佛教,强调排除外在环境和内在情绪的干扰,达到单纯空明的“本心”状态。受到禅宗这种心性观的影响,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通过对朴素自然瓷器的赏玩,于细微处感知色彩、线条的变化,寻找内心的清静无为,探求心与道合而为一。这种寻求内心空静的境界,实际上是追求自然平淡、不饰雕琢美学思想的体现。“以心为镜”,宋人秉承着对心性与德行的极致追求,抛却外在所有一切的牵累,以一颗平常之心,获得心性之自由与自然之真乐。

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有机融合改变了宋代士大夫的心态,进而影响了其处世方式、生活态度及审美情趣。宋代理学崇尚自然、含蓄、平淡、质朴的审美观,其个体意识更倾向理智、平和、稳健和淡泊,平淡与自然成为宋代艺术审美追求的最高境界。在这种美学氛围中,宋瓷逐渐确立了“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无所往而不乐,游于物外”的超然审美态度。

宋代,哲学与美学一样都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宋代官方陶瓷美学建立在宋代哲学之上,官窑瓷器制作同宋理学的精神要求一脉相承。哲学思想融入美学境界,器道合一,这也是宋代陶瓷美学为后人无法逾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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