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规则完善与创新

2021-08-09焦莉莉张丹王志芳

全球化 2021年4期

焦莉莉张丹王志芳

摘要：国际规则构建既要有核心价值观支撑，也要有清晰的合作模式引导。“一带一路”倡议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新理念，引导国际合作走出逆全球化的漩涡。在多边主义框架下，充分尊重现有国际秩序，以深化“五通”为核心内容，重点聚焦债务与融资、贸易畅通、绿色发展、包容性发展等领域，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相关国际规则完善与创新，形成对现有国际经济规则的创新与突破;以开放合作为支撑，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合作模式，对内串联国内市场，对外联通沿线国家和地区，通过建设一个政策接、设施联、贸易畅、资金融、民心通的世界，推动全球融合发展直至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为全球经济治理、经济复苏与繁荣提供新平台，搭建新空间，有效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国际规则共商共建共享

作者简介：

焦莉莉，河北地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张丹，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产业所副所长、研究员;

王志芳，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产业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社会将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努力归结为挑战、变革现有国际规则体系和建立新国际规則的尝试，博弈重点在于规则的制定权以及新规则的内容。

徐秀军：《规则内化与规则外溢——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内在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9期，第68页。中国的全球战略定位进一步明确，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受益者、建设者、贡献者，国际合作的倡导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以及全球治理的积极推动者和引领者。

门洪华：《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中国方略》，《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第36～46页。“一带一路”倡议用实际行动为应对重大全球性挑战及困境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多边主义框架下，不断完善与创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相关国际规则，积极发展开放型经济，参与全球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携手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创新推向新高度。

一、国际规则改革与创新背景

（一）全球政治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时期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缓慢，经济进入结构调整的长周期，保护主义蔓延，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全球价值链融合放缓，产业链脆弱性暴露。虽然目前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全球政治经济的调整转型更加复杂。

1.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抬头，全球大规模经济复苏前景渺茫。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此起彼伏，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化面临倒退与失序，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东升西降”特征更加明显，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调整期。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全球经济复苏力度微弱，增长前景高度不确定，仍面临着大幅下行风险。世界银行2020年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显示，疫情对经济增长造成持续冲击，导致投资减弱、创新减少、供应链受损等问题。2020年全球经济较2019年下跌了4.3%，远超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1.8%的幅度。

2.全球产业链脆弱性充分暴露，不断助推保护主义。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造成了进一步的负面影响，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和脆弱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21年1月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急剧减少至8590亿美元，同比下降42%。减少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其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为2290亿美元，下降了69%;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下降幅度仅为12%。截至2020年底，外国直接投资的水平较2009年的谷底还低30%以上，已回落至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多国政府推动制造业回流或供应链多样化举措。经济学人智库2020年5月13日发布的报告称，新冠肺炎疫情将促使各国企业加速向区域性供应链转移，将扭转全球化进程。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亚洲供应链网络将变得更加多样化。

田思奇：《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如何跳出转型困境？》，界面新闻，2020年5月16日，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4383319.html。

（二）国际规则重构竞争持续，发达国家仍引领潮流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规则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由“经济之争”转向“规则之争”“制度之争”，并引发全球产业链体系的分化与重构。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的规则博弈正在重构国际规则格局。

张茉楠：《国际经贸规则重构进行时》，新华社客户端，2020年5月8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6100623186180816&wfr=spider&for=pc。

1.国际规则竞争持续发展。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全球贸易规则在现有的运行机制下逐渐难以适应新需求，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在这一变化中无不努力调整应对政策，积极提升对全球规则的影响力。保护主义秉持“零和博弈”理念，并通过权力制衡推动着国际新规则的重构。

李巍、罗仪馥：《从规则到秩序———国际制度竞争的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4期，第36页。自由主义则倾向以“合作”理念主张国际关系在竞争中合作。

Julia Morse and Robert Keohane.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Vol.9，No.4，2014，pp.385-412.当前，在倾向保护主义的欧美发达国家与倾向自由主义的新兴国家之间，国际规则竞争更加纷繁复杂。规则竞争主要体现为以美欧为首极力推进的具有突出排他性、选择性的规则与机制，例如美国曾主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中国一直倡导的具有“开放、包容、互补”特征的规则体系，例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2.发达国家仍主导规则重构。从目前来看，欧美国家无论在现有贸易体系运行中，还是新贸易规则的构建中，都发挥着主导作用。全球贸易规则进入转型期，发达国家积极推进签署各类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通过对发展中国家边界内贸易规则自由化的推动，来维护自身贸易利益并主导新规则体系。通常情况下，发达国家引导包括发展中国家达成共同认可的最低标准后，通过不断调整提升协定的规则标准，来潜移默化促使发展中国家让渡部分国内政策空间，并最终实现贸易政策向高标准过渡。

3.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规则构建中缺少话语权。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仍待加强，需长期调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意识和主动性。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规则主导仍然具有依赖、顺从心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以非约束力条款所承诺的“提供能力建设援助和技术支持”有较大期待，因此一般较容易追随并接受相关规则安排。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获取高回报、高利润的历史习惯，将促使其努力维持自身在高端领域的优势，将发展中国家锁定在低端经济和政治博弈空间。因此，其主导的国际规则仍将保持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平待遇。

二、“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公平国际合作规则的方案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必须以实践为导向，在由理念转化为实践的过程中，其关键环节就是构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规则体系。

梅冠群：《积极构建“一带一路”国际规则体系》，《宏观经济管理》2018年第9期，第13页。这一体系不是对现有国际规则的颠覆，而是在充分尊重现有国际秩序的前提下，对现有规则的补充、修正、完善与创新。“一带一路”倡议以深化“五通”

“一带一路”的“五通”是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核心内容，在关注基础设施“硬联通”的同时，也注重加强国际相关领域规则、标准和机制的“软联通”。重点聚焦与“五通”密切相关的债务与融资、贸易畅通、绿色发展、包容性发展等领域，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相关国际规则的完善与创新，为发展中国家公平参与规则的制定和实践不断争取空间。

王志芳：《中美摩擦的国际规则之争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中国方案》，《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1期，第108页。

（一）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

当前，随着各国或各类金融活动主体的诉求日益多元化、精细化和专业化，国际金融领域的国际规则呈现“碎片化”态势。共建“一带一路”并未采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相关债务与融资规则，仅在债务管理方面借鉴相关国际规则。

1.资金融通方面。2017年5月，中国财政部会同俄罗斯等26国财政部制定《“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通过共同平台的建设加大贸易投资、产能合作等领域的融资支持力度，呼吁沿线各国金融机构等通过贷款等多种方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贷款和融资过程中，不附加政治条件，体现了中国“多边主义框架”下的自由制度主义规则的价值观。

陶平生：《全球治理视角下共建“一带一路”国际规则的遵循、完善和创新》，《管理世界》2020年第5期，第163页

2.债务管理方面。2019年4月，中国财政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LIC-DSF）基础上，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及发展实践，制定非强制性政策工具《“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鼓励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金融机构利用这一框架对低收入国家进行债务可持续性分析评估和债务风险的分类管理。其中，除债务规模以外，债务是否投入生产性和发展性部门，也将作为重要指标纳入贷款决策和债务减免的参考标准。

（二）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

以经贸合作为主轴的贸易畅通是“五通”的重要内容。当前，国际经贸规则呈现出复杂的分散化、碎片化特征。以WTO贸易自由化为核心的第一代贸易规则，也是推动“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的基础性规则和机制。近年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区域自贸协定全球快速发展，体现了以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特征的第二代贸易规则的主要特征，

竺彩华：《市场、国家与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重构》，《外交评论》2019年第5期，第11页。目前，以数字贸易规则为核心的第三代国际经贸规则正在酝酿之中。

崇坤：《一项重要国际规则即将开启谈判，中国态度再成关键》，参考消息网，2019年01月07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finance/20190107/2367280.shtml。其规则将集中于非边境、非物质的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上，特别是数据保护以及数据跨境流动将成为新一代经贸规则的核心议题。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也遵循着全球经贸规则的发展趋势和特点，相继发布了相关政策和指导意见。

2015年12月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沿线自由贸易区，加快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政府采购等新议题谈判。同时稳步推进国内自由貿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开启从被动接受国际经贸规则向主动对接和引领国际经贸规则的新阶段，并与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良好互动和对接。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高级别会议发布《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积极推动包括多边和双边贸易合作机制、次区域合作、经济走廊、产业园区、博览会、政策对接等多元合作机制。2021年1月，商务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数字商务建设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通知》，推进以电子商务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多双边规则磋商和谈判，推动构建公开透明的数字经济国际规则标准体系。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数字商务建设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通知》，2021年1月，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h/redht/202101/20210103035240.shtml。

（三）共建绿色丝路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

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全面推进“五通”的绿色化进程。力争建成务实高效的生态环保合作交流体系、支撑与服务平台和产业技术合作基地，制定落实一系列生态环境风险防范政策和措施。

公欣：《四部委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发展》，《中国经济导报》2017年6月2日。

1.国际规则方面。当前，中国遵循的国际规则主要以执行东道国环境标准为主，兼顾联合国制定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巴黎协定》相关规则。2020年1月，国际清算银行发布题为《绿天鹅：气候变化时代的中央银行和金融稳定》的报告，提示高度重视绿色金融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的重要作用，我国在高质量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也充分重视绿色分类标准和规则的遵循、完善与创新。

殷红：《全球绿色分类标准及发展》，《中国金融》2020年第9期，第67页。

2.国内部委层面。商务部于2013年通过《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要求企业应发展绿色经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自身盈利和环境保护“双赢”。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发展绿色信贷、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及发展绿色保险等多项措施。2017年环境保护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切实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保能力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助力沿线各国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繁荣和友谊之路。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了《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从社会责任、环境保护等5个方面对民营企业进行引导和规范。

3.金融机构层面。银监会2012年通过《绿色信贷指引》，提出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从战略高度推进绿色信贷，对拟授信的境外项目公开承诺采用相关国际惯例或国际准则。中国人民银行2018年印发《关于开展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的通知》，将绿色信贷业绩评价结果纳入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宏观审慎考核。

绿色信贷业绩评价：定量指标包括绿色贷款余额占比、绿色贷款余额份额占比、绿色贷款增量占比、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速、绿色贷款不良率及相关定性指标。

4.行业协会层面。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委员会2018年通过《“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提出“一带一路”高质量推进的关键在于绿色发展。

未来全球大部分基础设施投资将发生在“一带一路”国家，而70%的二氧化碳排放来源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因此未来“一带一路”的投资项目可能对全球气候和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提出将用金融手段支持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将环境因素融入项目规划和建设中。中国是全球三个建立了“绿色信贷指标体系”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以政府为主导，系统化地推进绿色金融制度建设、市场和工具创新，共建“一带一路”在绿色金融规则领域为二十国集团（G20）中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国际示范作用。

（四）包容性发展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基本原则

2013年，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三部委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应遵循的五项基本原则。其中和谐包容、互利共赢更是充分体现了包容性发展的基本价值理念。2017年5月，各国首脑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共同签署《“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呼吁所有的国家都能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中来，实现开放、包容、普惠的全球化。包容性规则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盛斌、靳晨鑫：《“一带一路”倡议：引领全球包容性增长的新模式》，《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5页。

一是公平参与决策：2019年4月中国发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提出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开展政策对接和项目合作，不附加强制性条款。中国政府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指出，合作各方共同协商制定规则与方案，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二是实施战略对接。中国政府2017年发布《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提出主动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家战略、总体规划等有效对接。为推动联合国制定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海洋领域的落实，2017年中国发布《“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推动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高层对话机制，在多边主义框架下，建立海洋合作机制与制度规则。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海洋局：《关于印发“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的通知》，2017年11月17日，http：//www.gov.cn/xinwen/2017-11/17/content_5240325.htm。三是履行社会责任。当前，共建“一带一路”基本遵循了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包容性发展的规则，采用社会责任标准（SA8000）、经合组织（OECD）多国企业指导纲领作为国际企业的社会责任标准，與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精准对接，

曹掊强：《“一带一路”是全球经济包容性增长成功范例》，2019年2月12日，http：//www.qstheory.cn/dukan/hqwg/2019-02/12/c_1124100749.htm。力图在更高水平上推进包容性增长。

李娜、陈杰：《提升“一带一路”对外承包工程质量》，2019年2月14日，http：//news.cssn.cn/zx/bwyc/201902/t20190214_4825049.shtml。在部委层面，商务部在2013年印发的《关于加强对外投资合作在外人员分类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应积极推进员工属地化，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2017年，通过《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其中第二十条强调民营企业要依法依规聘用东道国（地区）员工，积极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2017年12月6日，https：//www.ndrc.gov.cn/fggz/lywzjw/zcfg/201712/t20171218_1047049.html。在社会层面，2018年制定《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社区沟通手册》和《中国国际承包商社会责任指南》，要求产品和服务本地化采购，促进企业本土化运营和本地员工就业。

陶平生：《全球治理视角下共建“一带一路”国际规则的遵循、完善和创新》，《管理世界》2020年第5期，第165页。

总之，“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形成对现有国际经济规则的创新与突破。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下制度的更新代表着“一带一路”沿线逐渐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力图追求国际经济规则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创新具体国际经济规则，也将助益沿线国家间对外经贸政策与法律的互通，整合现有碎片化的合作机制。

曾文革、党庶枫：《“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国际经济规则创新》，《国际商务研究》2016年第3期，第26页。

三、“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新合作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合作模式。它有效解决了怎么建、谁来建、为谁建的重要问题，体现了“一带一路”开放、包容的特性。

佚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产业信息网，2017年5月10日，https：//www.chyxx.com/difang/201705/521233.html。共商共建共享，不仅有国际组织、国家层面的，有领域、产业层面的，有中观（包括地方政府）、微观层面的，也有民间组织层面的，需要我们调动和发挥不同层面的积极作用，从而构筑各方参与的活跃局面。

佚名：《“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是关键》，环球网，2019年4月8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0205595787147431&wfr=spider&for=pc。对内串联国内市场，对外联通沿线国家和地区，通过建设一个政策接、设施联、贸易畅、资金融、民心通的世界，推动全球融合发展直至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共商：领航合作新模式

共商就是相互尊重，集思广益，注重和其他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追求发展最大公约数，开创“一带一路”建设中各国合作的新原则、新模式。

1.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国家是一种新型合作关系。“一带一路”覆盖的地理范围广大，涵盖了丰富多样的文明和地理类型。其中，佛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内陆国和岛国，等等，都交织其中。各国国情千差万别。“一带一路”要协调好多元合作主体的利益，根据实际需求和实践经验不斷丰富和完善。只要牢牢抓住发展这一最大公约数，各国就能求同存异，在共商基础上走出一条互利共赢之路。

2.“一带一路”构建的是“建立在经济合作基础上的软全球化”。它不与其他发展倡议相对立，是一种全新的全球化发展模式。与干预他国内政的西方全球化思维不同，中国遵循“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原则，在共商中构建平行管理体制，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积极对接，寻求共同经济利益空间。通过共商，推动相关国家以富有创造性的新方式来促进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追求各国共同发展。

（二）共建：通达世界，关系重构

共建，就是将沿线国家利益、命运和责任紧密相联，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1.“一带一路”建构了新的世界经济关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遭遇波折，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思潮不断加剧，当今世界仿佛又走到一个分岔口。“一带一路”倡议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推动世界各国同舟共济、权责共担，促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利益共享，从而实现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共同繁荣和持续发展。

2.“一带一路”建构了新的世界政治关系。21世纪以来，分离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等不断挑战地区政治秩序。少数大国在全球化获益的同时，相应全球责任承担不足，发展中经济体的快速发展以及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呼唤构建新型政治关系。“一带一路”主张相互尊重，赞同各国的政治考虑应基于全人类和世界整体政治考虑。这是大国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大国的胸怀与担当。

3.“一带一路”建构了新的世界安全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坚持构建“互利、互信、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新安全观”。一方面，要妥善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维护和平稳定的大局;另一方面，要主动参与区域和次区域安全合作，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制定共同应对风险机制，与世界共同建设“万邦协和”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了世界安全关系的新思路。

张丹、顾学明：《一带一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建构》，《红旗文稿》2019年11期，第38页。

（三）共享：揭破困境，机遇重塑

共享，就是要追求互利共赢，造福沿线各国人民。“一带一路”自建设以来，为世界创造了新的需求和发展机遇，为沿线各国繁荣发展搭建了新的平台，提供了新的、广阔的发展空间。

1.“一带一路”为世界创造新需求。当前，全球经贸增长明显乏力。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0年来的最低水平。中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通过提高有效供给带动了新的世界需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202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累计超过40万亿元;202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达9.37万亿元，同比增长1%。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华网客户端，2021年2月28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2991725491505773&wfr=spider&for=pc。中国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沿线25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国。

2.“一带一路”为发展创造新机遇。截至2020年11月，中国已经与138个国家、31个国际组织签署201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同40多个国家签署了产能合作文件，同时，中国已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葡萄牙等国签署了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合作成果超出预期。截至2020年，中欧班列已通达21个国家的92个城市，增幅67%。中欧班列全年开行12406列，同比增长50%。运送113.5万标箱，综合重箱率达98.4%，同比提高4.6个百分点。

许维娜：《发改委：2020年中欧班列开行量逆势增长已突破“万列”大关》，光明网，2021年1月19日，https：//m.gmw.cn/baijia/2021-01/19/1302052089.html。

3.“一带一路”为繁荣提供新平台。截至2019年，中国海关已经与15个经济体的42个国家（地区）签订了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安排，其中包括1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栗翘楚：《海关总署：已与15个经济体签署了AEO互认安排》，搜狐网，2020年10月13日，https：//www.sohu.com/a/424301760_116897。

互认国家（地区）数量居全球首位，开通了7条边境口岸农产品快速通关的绿色通道。

4.“一带一路”为发展搭建新空间。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难以满足多元化参与的内在要求。尽管以“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为代表的超大型区域协定试图另辟蹊径，但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全球贸易治理旧格局的根本分歧和矛盾。“一带一路”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困境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上，中国积极同各国开展共建“一带一路”实质性对接与合作。

四、“一带一路”以行动践行理念，完善合作模式

（一）共商：深入推进交流互鉴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以实际行动践行共商理念，在重点领域、重点方向和重点主体上深入推进交流合作与战略对接。

1.在重点领域上深入推进交流合作，推动从商品交易向更广泛的人文领域合作。以文化、媒体、教育、旅游等为重点，搭建各类国际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和促进机制，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特色民族文化引进来的同时，扩大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推动沿线国家文化交流互鉴，打造国际文化教育旅游合作的新高地。

2.在重点方向上深入推进交流合作。创新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要紧抓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机遇，促进同有关国家科技人才交流，加强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在创新资源的交流互鉴中共同提升能力。

3.在重点主体上深入推进交流合作。通过推进智库学者、社会组织和地方交流，促进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充分发挥青年在人文交流中的先导作用，让文明互鉴由青年交流薪火相传。

（二）共建：将互联互通做深做实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通过共建创新投资运营模式，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推动要素互联互通，开展应急合作，抵御全球突发风险能力，共同构筑相互尊重包容的新型世界关系。

1.创新投资运营模式，加强财税和金融支持。首先，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机构，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形成政府、企业和社会对基础设施投融资的新局面。其次，要统筹整合沿线基础设施和物流资源，协调政策规则标准联通，推动国际大通道的交通物流标准化，打通国家之间的交通分割。再次，要以商品和要素的互联互通为依托，推动跨境关检合作，降低跨境交付成本，搭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信息走廊，深化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

2.积极开展应急合作，提升全球抵御突发风险能力。环境、疾病等突发事件在当前供应链、价值链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极易成为全球事件、全球风险，需要从人类命运安危的高度，建设共同应对的合作机制和能力。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需要相关国家共同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分享防疫经验。通过科研数据和资料的信息共享实施合作，为构建人类风险防空的命运共同体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3.树立互相尊重包容的新世界关系。要在彼此尊重和优势互补的基础上推进合作，要按照战略对接、规划对接、平台对接和项目对接的思路，取长补短，将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新的合作优势和协作优势。增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及发言权，推动全球治理与全球安全，形成超越社会制度和文化差异、不同经济发展相互补充并相辅相成的新架构。

（三）共享：持续打造利益共同体

“一带一路” 建设，在构建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兼顾区域合作，让沿线各国共享合作成果，为实现联动式发展注入新能量，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1.构建统一大市场，实现全球增长福利被更广泛的世界人民共享。在国际层面，坚守经济主权与WTO法治原则，推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更加紧密地嵌入全球价值链，同时不断优化全球供应链结构，巩固并提升发展中国家供应链位次。在国内层面，进一步推动市场双向开放，促进贸易双向平衡。通过构建不断完善的市场化、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打造普惠共赢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平台。

张宇燕：《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9期，第5页。

2.兼顧区域合作，连点成面带动全球利益共享。中国采取循序渐进策略，积极推动高水平经贸规则，促使成员国不断深化国内市场经济改革，帮助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系统，真正实现内外经济良性互动、有效对接。尤其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电子商务、数字贸易等经贸议题上的高标准将不断提升适应国际贸易新规则的能力，并能够在密切的国际经贸交往中调整提升自身水平，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

参考文献：

1.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

2.徐秀军：《规则内化与规则外溢——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内在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9期。

3. 李巍、罗仪馥：《从规则到秩序———国际制度竞争的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

4.王志芳：《中美摩擦的国际规则之争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中国方案》，《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1期。

5.竺彩华：《市场、国家与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重构》，《外交评论》2019年第5期。

6. 陶平生：《全球治理视角下共建“一带一路”国际规则的遵循、完善和创新》，《管理世界》2020年第5期。

7.盛斌、靳晨鑫：《“一带一路”倡议：引领全球包容性增长的新模式》，《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8. 王义桅：《“一带一路”的国际话语权探析》，《探索》2016年第2期。

9. 潘忠岐：《广义国际规则的形成、创制与变革》，《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5期。

10.吴志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3期。

11.张宇燕：《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