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一平近期发表的中篇小说《我们的师傅》受到了文学界的好评。作品以一位作家作为叙述的视角，讲述了“我”回家乡去参加韦建邦师傅丧葬的故事，塑造了一位悲剧性的韦师傅形象，引发了人们对他性格的争议和命运的反思。小说记录了上岭村的忧伤往事，反映了基层社会真实的生存状况，揭示了现代社会人性的复杂与多元性。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去探讨这部小说的艺术特点，分析故事及其背后的精神內涵。叙事学认为，叙事是人作出某种行为及其产生的结果，其内容包括叙事者、叙事故事、叙事话语三个要素。其中，故事是叙事的重点，它通过叙事者的叙事话语来虚构生活和表达思想情感。它们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事件的向前发展，并彰显作品的深层主题和意蕴。《我们的师傅》不仅故事独特奇妙，人物形象真实感人、各具特色，而且采用了悬念式的叙述手法和嵌套式的结构，情节跌宕起伏而又妙趣横生，叙述的语言生动有趣，体现了凡一平高超的叙事能力和一贯的创作风格。

一、独特的叙述故事

故事是小说的基本要素，一个好的故事是小说的关键与核心，起到引人瞩目和发人深省的作用。《我们的师傅》就是这样的好故事，不仅题材新颖、故事独特，而且主人公引发了人们的反思。我们的师傅韦建邦既不是熟练的技术工人，也不是传道受业解惑的人民老师，而是上岭村有名的窃贼，这不免让人产生疑惑。随着故事的逐步展开，最后我们才知道师傅性格的复杂和独特之处。韦建邦早年是一位聪明能干、多才多艺的学生，不仅外表英俊，还多才多艺，博古通今。他青年时考上了当地的名校宜山高中，学习成绩优秀，同时敢爱敢恨，爱上了自己的语文老师覃天玉，搞起了姐弟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因为写给老师的书信中有“右倾”思想而被开除遣送回乡，覃天玉老师也被去掉教师资格和受到相应的处分。他们经历了长时间异地恋的痛苦和煎熬。回到家乡上岭村后，韦建邦坚持写信给覃老师十五年，最终因为贫困没有钱买邮票寄信给恋人而动起了盗窃的念头。其间，韦建邦因为盗窃曾经被公安局抓获过，但不久又遣送回家。他从一名高才生蜕变为盗窃犯，身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生活也形成巨大的落差。韦建邦努力抗争以求得最基本的生存权，但在我国政治运动兴起和阶级斗争激烈的时代，他终究无能为力，理想和爱情的双重破灭使他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之中。他从偷心到偷物，成为上岭村远近闻名的贼人，演绎了一位失足年轻人的悲痛和无奈的故事。

在物质极为贫困的时代，韦建邦声称盗窃是为了获取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他走上盗窃之路有着特殊的原因，为了追求自己美好的爱情而去从事非法偷盗的勾当，最终受到人们的谴责。时代的错误造成了韦建邦的悲剧命运，他无法通过读书上大学的正道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走歪门邪道来发泄内心的愤怒。照此下去，韦建邦将会走上犯罪的不归之路并受到法律的审判。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在熬过了漫长的岁月之后，韦建邦的盗窃行为竟然没有被人发现或者告发。也许是他偷窃的水平太高，也许是他改过自新了——这些徒弟们不得而知。不仅如此，他还广招儿童学徒，教导他们盗窃的技术和方法，强调要发挥团队和集体的力量去作案。他讲究盗窃的原则和操守，即不偷穷人和亲戚的财物，而专门去偷那些有钱有势和为富不仁的人。韦建邦教导徒弟们盗窃的体能和技法，但是等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就主动和他们断绝联系和来往。他要他们改过自新，通过读书的正道学会真本领，以干大事和回报社会。韦建邦经历了失望、痛苦和反抗，但不失做人的一些伦理和道德的底线。他利用儿童们年幼无知和天真无邪的心理特点，多次组织他们去盗窃别人的财产，但却不想荒废他们的前途。从这个意义上讲，韦建邦并没有丢失做人的基本良知，他以盗窃的方式来抗争荒诞时代对他的惩罚，同时也获得了生存的机会，这是一种异化和变态了的扭曲心理。

韦建邦教给徒弟们精湛的盗窃技术，训练他们掌握过硬的本领，而不能相信有什么好运气。每一次盗窃成功后他会奖励徒弟们，业余时间还教他们学音乐和读书，希望他们能够自食其力并拥有美好的未来。“等你们初中毕业，我们就脱离师徒关系。现在，黄盖云的行为，把我的计划提前了。”①当他发现自己不能再教韦卫鸾以音乐知识后，便对她说道：“你想继续进步，就需要更好的老师。”②韦建邦强调做事要有雄心壮志，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来鼓励徒弟们，教导他们改邪归正走读书的正道，“你将来赚了钱，一定要多做善事，积累功德，抵消现在的罪孽”③。他认为只要付出努力，把握时机，学会真本领，便可大有作为。韦建邦甚至在断绝和徒弟们的关系后还资助他们读书，表现出善良的本性和同情弱者的良知。可见，从事盗窃是韦建邦无奈的选择，他从内心深处充满了一种愧疚和负罪感，想通过徒弟们的改过自新而获得心灵上的补偿。

E·M·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把人物形象分为圆型人物和扁型人物两种，其中圆型人物具有复杂多方面的性格特征，既有优秀的品质也存在自身的弱点和不足。韦建邦就是这样一位圆型人物的代表，他外表英俊优雅，但却干着盗窃的勾当;他教导徒弟们去偷东西，但又讲究基本的原则;他甚至教会了徒弟们一定的技巧之后就断然拒绝了往来，并鼓励他们走正道成才。这些看似矛盾的性格正好体现了人物特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丰富了人物的精神内涵和思想深度。优秀的文学作品多具有意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由读者去解读和发现出不同的文本内涵。人们容易对韦建邦双重分裂的性格持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引起较大的争议，这是由文本的多义性和形象的复杂性造成的，也是作者追求的艺术效果。在凡一平看来，韦建邦不仅是曾经的师傅，而且是徒弟们的精神之父。命运偷走了韦建邦离乡向上的人生，也偷走了他真挚的爱情，造就了他悲剧的人生结局。结果韦建邦只能以盗窃来求得生存，反抗社会给他造成的伤害，这是一种绝望的抗争。作者在塑造和叙述韦建邦的过程中，包含着一种忧伤和沉重，体现了对特殊历史时期小人物命运的深切同情和惋惜。

二、丰富的人物形象

《我们的师傅》的人物形象丰富多样，真实感人。除了韦建邦之外，小说中的五位徒弟即老鼠（樊一平）、黄狗（蓝上杰）、野兔（韦燎）、老猫（覃红色）、花卷（韦卫鸾）也塑造得有声有色，别具一格。他们早年因为愚昧无知而跟着韦建邦学盗窃，为他的外表和本领所迷惑。“严格地说，我们拜他为师，是为了成为有本领的人，而不是为了做贼。”④后来徒弟们听从师傅的建议，改邪归正，努力学习并各有专长。除了唯一的女生韦卫鸾高考落榜去当演员之外，其他四位男生都金榜题名考取大学，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和精英人物。他们高考后还约定断绝联系，以免引起别人的非议。此后他们大多数人没有往来，直到师傅韦建邦去世后的丧葬仪式上才重逢，只有蓝上杰和韦燎近年才保持了交往。这期间韦建邦的生活情况则成为一片空白，如果作者能够记叙师傅后来的一些生活情况，则故事会更加完整，人物形象也更为丰满。

“我”在童年的时候，曾经被韦建邦的魅力吸引而加入盗窃的队伍中，参与了几件由师傅导演的盗窃事件，在思想上经历了复杂的矛盾斗争和变化过程。但不久便改过自新，不但爱读书写作，还考上大学，而且毕业后还成为大作家和教授，算是光宗耀祖和家族的荣耀。小说中虚构的“我”和作者凡一平的经历高度吻合，虚实之间真假难分，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蓝上杰考上了上海财经学院金融专业，毕业后去国企当会计师，后来又去深圳创业，投资发展多种产业，身价百亿，可谓是一方巨富。他后来离婚再娶妻生子，事业和爱情都获得了成功。蓝上杰没有忘记师傅的恩德，他行善积德，捐钱给上岭村修建桥梁，帮师傅翻建新楼等，用行动表明了他的功德和卓越能力。韦燎小时候就反应快，他精明能干、机智勇敢，单独策划了徒弟们去县城偷东西的行动竟然获得了成功。他在受到韦建邦师傅表扬的同时，也遭到他的严厉惩罚——在河滩上来回跑步半天。韦燎考上了广西艺术学院，毕业后成为“北漂”中的一员，后来又当编剧和电影导演，实现了自己多年的理想和夙愿。

韦卫鸾是唯一的女徒弟，她家庭困难，但从小具有音乐的天赋，受到小学语文和音乐老师黄盖云的肯定和支持。她高考落榜后去县文工团当演员，后来通过努力成为音乐家。韦卫鸾在爱情上不尽如人意，她早年暗恋黄盖云老师而拒绝了“我”的追求，最终却嫁给在城市当官的老公，过着优越的生活，但不久又离异独自带着女儿。韦卫鸾同样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才，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了人生的理想。覃红色是作者描写最少的人物，他考上广西民族学院，多年在官场任职，官至副厅级干部。他为自己的名声和前途考虑，主动提出大家断绝联系的约定，而且成为坚定的执行者，甚至师傅韦建邦去世也没有回来参加吊丧。覃红色作为隐形的存在，侧面反映了当下政府官员的一些特征。此外，师公樊光良也曾经是韦建邦的徒弟，他是菁盛乡最著名的道公和风水师，亲自主持了上岭村韦建邦的葬礼仪式。他和大哥、潘得康等是小说中的次要人物，共同推动了故事的发展。

三、悬念的叙述手法

凡一平讲究小说的技巧，开头一般要有震撼性，制造悬念⑤。他的小说开头常常以命案开始，由故事的现场追述事件的来龙去脉，一个人物带出另外一个人物，最后才侦破出犯罪分子，使得真相大白，水落石出。《我们的师傅》也体现了这些特点，不仅悬念迭起，而且“常中见奇”，出人意料。在故事的开头，作者就交代“我们的师傅死了”。但他是一位曾经教自己盗窃的远近闻名的老师，在自己该不该去参加他的送葬问题上产生了犹豫。最后在大哥的建议下“我”决定去参加送葬，还遇到了高中同学樊光良和从外地赶来的朋友们。韦建邦是一位臭名昭著的贼王，他去世后为何有这么多当年的弟子门生赶回来给他送葬呢？小说正是紧紧围绕这一悬念而展开叙事的，直到故事的最后作者才解开了悬念的答案。在结尾我们才知道，师傅的堕落与他爱上了自己的老师覃天玉紧密相关。因为他们不合常情常理的爱情，他们的来往信件被检查。结果因为在信件中存在的“右倾”思想错误而被学校开除，从而导致落魄无助的命运。

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小说的叙述者是“我”，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故事由“我”去参加送葬活动的现场开始，中间回忆儿童时的师徒关系和盗窃事件，再引出韦卫鸾、蓝上杰、韦燎、覃红色等人物。其中韦建邦是主人公，他教导我们从事盗窃活动构成了故事的主要内容。徒弟们的人际关系并不复杂，“我”和其他三位男生主动拜师，还推荐女生韦卫鸾入伙，结果演绎了一段非凡的人生经历。在韦建邦的教导下，他们一起去学习盗窃，最终又主动和师傅断绝联系。后来他们考上大学，成为社会的成功人士，樊一平成为作家和教授，蓝上杰创业发大财，韦燎学艺术当导演，覃红色则当上了政府高级官员，就连考不上大学的韦卫鸾也成为演员和音乐家。他们都从师傅身上学到了真本领，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专业人才。

凡一平坚持“写得好看耐看”的原则，以读者为首要的服务对象。因此，他苦心经营小说的写法，不但要制造悬念，而且要生动曲折、引人入胜。偷窃的故事细节和历史场景的复现，使得各色人物逐一登场，故事显得扑朔迷离而生动有趣。结合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我们不难发现，1958年与1966年是中国特殊时期中的两个重要年份，前者是我国“反右倾”运动的开始，有一大批的知识分子被划入了“右倾主义”的错误斗争中，韦建邦就是这场运动中的牺牲品。1966年则是我国“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社会兴起了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运动，人们逐渐背离了常理，做出了许多不可思议的行为。由于受到时代思潮和恶劣环境的影响，在韦建邦的诱导之下，1972年“我”开始和师傅学盗窃，并演绎了一段难忘的经历，直到上初中才结束了这段师徒关系。不久“文革”结束，全国恢复高考，几个徒弟参加高考，成功考上大学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小说在最后才解开了悬念，理清了故事的来龙去脉。

四、嵌套的敘述结构

现代小说不仅要有一个好的故事，而且十分讲究故事的结构和方法，甚至讲故事的艺术比故事本身更重要。凡一平深谙其中的道理，努力追求叙事的技巧，强调结构要生动变化，并为塑造的人物形象服务。《我们的师傅》成功运用了嵌套的叙述结构，即在一个故事中穿插另一个故事、一条线索引出另一条线索、一个人物带出另一个人物。小说由“我”“韦卫鸾”“蓝上杰和韦燎”“师傅”四部分构成，每个部分的内容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其中，师傅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他穿插在各个部分的人物当中，使小说首尾相连，共同推动故事的发展，并组成一个完整而生动的故事。

凡一平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中心主义”者⑥，其小说以故事为中心，依靠情节取胜，叙述的结构穿插交错而又合情合理，不断体现人物命运的发展。《我们的师傅》以韦建邦的死亡开头，引出“我”该不该去参加丧葬仪式的问题，交代几个徒弟的故事，以埋葬师傅后回到他家中结尾。我、韦卫鸾、蓝上杰和韦燎、师傅是故事的主要人物，他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行动元，推动了叙述行动和故事的发展。在叙事的过程中，作者不做价值判断，留读者自己去欣赏品味，使其期待视野不断遇挫，产生了审美共鸣和喜悦之情。结尾宜山高中校长廖梦宜交代了师傅的往事，才使悬念真相大白，读者豁然开朗。

从叙述的具体结构看，小说的开头写“我”回家乡上岭村去参加师傅韦建邦的送葬活动，到圩场的时候睹物思人。中间穿插了师傅早年教导我们合伙盗窃的故事，交代了几个徒弟的名字和关系，为后面的内容做铺垫和埋下伏笔。接着第二部分讲述了韦卫鸾的故事，重点描述了“我”和韦卫鸾合伙偷走黄盖云老师唱片的事情。第三部分讲述蓝上杰和韦燎的故事，突出了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和事业上的飞腾黄达。最后才讲述师傅韦建邦的故事，交代了他失落的往事和走上盗窃的原因。小说经常在现实的人物对话中穿插过去的事，倒叙和插叙结合、现实和历史交错，体现了师徒们特殊的关系，表现了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和特征。

叙事学十分重视作品的结构层次，认为它是作品的存在形态和分析的重点对象。《我们的师傅》的故事结构生动曲折又密切联系，分别围绕着五个徒弟展开了故事的叙述，一环扣一环，情节波澜起伏而妙趣横生。他们先是合作去人民公社盗窃了韦有权的钱包，接着樊一平和韦卫鸾一同偷走黄盖兰老师的唱片，后来韦燎还组织徒弟们独自去县城盗走食品公司员工的钱财等。在盗窃的过程中，师傅韦建邦竟然不在现场，他只在幕后策划和指挥，体现出高超的技艺和盗窃手法。很多时候，师傅是一个隐形的存在，小说通过侧面描写来烘托师傅的形象，他成为徒弟们的精神导师。作者在漫不经心的叙述中，透露出许多的历史背景和信息。这既表现了特殊时代人们生活的贫困性和荒诞性，又体现了韦建邦复杂性格的原因和发展变化情况。

五、生动的叙述语言

小说在语言表达上继承了凡一平以往的风格特点，既简洁形象，又生动幽默。作者高度概括和记叙了事件的发展和经过，在一些细节上又显得妙趣横生，多姿多彩。例如师傅用动物的名称给几个徒弟起外号，既形象生动，又起到保密身份的作用。在叙述盗窃的过程中，有时也直接用徒弟们的外号，显得轻松幽默，充满了调侃的味道。《我们的师傅》运用了较多的对话，既通俗易懂、简洁形象，又刻画了人物的性格特点。小说还善于借鉴影视的蒙太奇手法，不断切换故事的画面，穿插韦建邦师傅和徒弟们的生活往事，激发了读者阅读的兴趣。结尾师傅的亲戚交给徒弟们一幅绘画作品，上面竟然是韦建邦绘制的五个徒弟的群像——大家和师傅断绝关系后分别时的情景。小伙伴的肖像意味深长，但却没有师傅的画面。小说最后写道：“他隐身，在相当长的岁月里，天天看我们，想念我们。”⑦这段文字言简意赅，充满了象征的意味。

作者在处理虚构与现实的关系时，经常将真实的地名、人名和事件纳入故事中。如广西都安县、菁盛乡上岭村、河池师专、宜山高中、南宁市等地名，还有樊光良、潘得康、廖梦宜等真人名和事件，甚至虚构的叙述者“我”的身份也和作者凡一平有着很大的重合，这样叙述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和当下性。作为一位长期生活在桂西北的读者，阅读小说不仅觉得故事真实感人，容易引起共鸣，而且增加了一种神秘的力量和阅读的兴趣，好像事情发生在自己身边一样。作者这样交代故事的背景和环境，彰显出上岭村是一种鲜活而真实的存在，那里村民们的命运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同情。凡一平通过叙述上岭村这个中国偏远山村的生存状况，使情感得到了释放和升华，从而实现了“心灵的救赎”。

凡一平早年曾以都市小说题材作为创作的内容，先后创作了中长篇小说《跪下》《顺口溜》《理发师》《寻枪记》等。这些作品虽然获得了成功，但凡一平对此有所不满，因而有“背离我成长的土地和河流，我愧对让我无愧的农村生活”的自我反省。凡一平声称：“我亲切而隔阂的上岭，熟悉而又陌生的乡亲，让我关切、疼痛和沉重。我沉重的原因是我既往的农村生活和现实的农民命运，总是像磐石一样压迫着我。”⑧他明白自己的“宿命”，便用一系列作品对此进行持续深挖。凡一平将目光聚焦于自己的故乡上岭村，先后创作了《上岭村的谋杀》《天等山》《上岭村编年史》《蝉声唱》等长篇小说，努力打造“上岭村”的文学世界，从不同的角度去反映乡土中国的现实，塑造可歌可泣的人物形象和命运多舛的遭遇。这是凡一平的文学自觉，也是文学寻根的表现。在叙述上岭村的过程中，他不断挖掘其精神内涵，塑造乡土的人物形象，也逐步摆脱了身份认同上的焦虑，获得情感上的从容和自信。

凡一平善于从现实生活中吸取创作的灵感，他指出小说《我们的师傅》的灵感或素材来自两个人，即“一个是我的同学徐彦平，一个是我的堂哥樊家先。”⑨他们小时候曾经干过一些坏事，但是不同的环境和选择造成了两人巨大的落差和天壤之别的命运，由此也引发了作者的思考。凡一平感叹于命运的无常，认为命運是那个最大的神偷，是最终极的师傅。一个人孩童时候犯错情有可原，关键在于后天的选择和努力，如果奋发图强、洗心革面则可以成就大业;若是本性难移、知错不改则会穷困潦倒终身，这是生活的客观规律和辩证法。小说将师傅的命运与中国的社会历史结合起来，因而具有了思想的厚度和批判的意味。

总之，凡一平是一位善于讲故事的人，《我们的师傅》显示出其非凡的想象力和娴熟的叙述技巧。作品故事耐人寻味，人物形象真实丰富，叙述语言生动有趣。小说在叙述虚构和荒诞故事的背后，体现了作者对中国乡土社会的高度关注，也引发了人们对造成才俊青年悲剧的特殊历史时代的批判和思考，这是小说的深层意蕴和价值所在。■

【注释】

①②③④⑦凡一平：《我们的师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第31、25、38、17、59页。

⑤岳挥虎：《广西作家凡一平谈小说创作》，《南宁日报》2008年7月6日。

⑥傅元峰：《“山鲁佐德”的文学启示——论凡一平小说兼及当代小说叙事倾向》，《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3期。

⑧舒晋瑜：《凡一平：寻枪，理发师……》，《青年报》2017年12月6日。

⑨凡一平：《生命中遇见的人都不是平白无故出现的》，《北京文学》2019年第8期。

（欧造杰，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河池学院文传学院。本文系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广西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广西当代多民族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20KFZD02;2020年度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家签约项目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