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国

清代朱柏庐《朱子家训》说：“一粥一饭，当念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指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尽管中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民以食为天。粮票是买粮的“通行证”，有钞票无粮票不行，必须钞票粮票“两票齐全”，方可购粮。对粮票不仅记忆深刻，而且有一种亲切感。农村因无粮票分配，粮票更成为一种稀罕物。

除了粮站买粮外，当时上饭店吃饭，到饮食店、商店买食品，同样需要“两票齐全”。那时粮票分为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省粮食局印制），最受欢迎的当是全国粮票，因为全国粮票是粮票中的“老大”，全国通用，地方粮票则通常只限于发行区域使用，跨区域就无用了。并且粮票由于级别不同，印制的质量区别很大，全国粮票印制精美挺括，而地方粮票纸质绵软，印得也稍显逊色。

那个年代，只有吃供应粮的城镇居民才月月发粮票。因此，农民家的人要出门，或者用钱去向人购买，有居民亲戚的，就背着粮食去换。当然，也可去粮站换粮票，但必须得有证明。于是，当时也滋生了地下的“粮票市场”。农民也有用自家的鸡和鸡生的蛋，私下去换粮票的，久而久之，出现的专门倒卖粮票的人，那时叫“投机倒把”，属于严厉打击对象。

后来我上高中了，父亲赶着驴车拉上自家的粮食，到离家十里远的粮站兑换成粮票给我拿上，每月十二斤粮票，每学期给兑换一次，然后我拿着兑换的粮票可以到高中食堂用自己的饭盒盛饭吃饭。再后来，高中毕业，回家务农。随着新的用工制度的改革，1983年4月份，我被招聘到晋北边远山区的一个农村信用社成了一名“三不干部”。（不吃商品粮，不拿固定工资，不转户口）当时，我高兴得三夜彻夜难眠。后来，我下乡单位也给做补助，一天一斤，去指定的粮站领取。当我第一次领到粮票时，那个高兴劲不用提啦，好像自己也成了非农业人口，吃商品粮的比农村人高了一等似的。

不论你走到什么地方，都可以用此粮票购买粮食用品，其中还包括食油（只有全国粮票才可以在异地买食油），若要出差或探亲，一定要用地方粮票换上一定数量的全国粮票才能出门。供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外出活动人口使用，其由国务院批准，由国家主管部门统一印制，1955年开始发行，全套4枚，面额分别是半市斤、一市斤、三市斤和五市斤，各种票面规定的粮食数额均以成品粮计算。计划经济年代，粮票的确发挥了调节市场的作用，每个人都有口粮标准，如儿童、学生、工人、解放军、干部等，各行各业粮食定量都不一样。无论你在食堂、饭店、招待所吃饭都离不开粮票，你在商店买一盒饼干需要粮票，吃一碗面条离不开粮票，哪怕买一根油条也得粮票，真是离开粮票不敢出门。粮票为供给制下的主要票证之一，分为全国粮票、军用粮票、地方粮票和划拔粮票四种。粮票是特殊经济条件下的历史产物，票面题材广泛，印制精细具有时间性、地域性的特点。

1953年，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由于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和农村人口生活水平提高，粮食购少销多，供需矛盾加大，影响人们的粮食调入，粮食投机商趁机抢购粮食，哄抬粮价。为确保粮食长期稳定供应，全国从1955年11月开始实行粮食计划供应。

粮票在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相当于现在的通用纸币，市民通过粮票可以兑换不同种类的生活用品。这在当时不稳定的环境下有利于促进市民的正常生活，也有利于市场商品的稳定和发展，可以说粮票在当时和中国大陆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国家实行定人定量发放各类票证。从而使粮票俨然成了中国的“第二货币”，粮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一个国家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时，必须对粮食进行宏观调控，统一调剂。全国通用粮票，即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的购买粮食或粮食制成品，就餐的票证。

1993年，粮食实现敞开供应，粮票在通行近40年后，悄然退出历史舞台，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粮票进入收藏行列，这是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虽然粮票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我，常常想起它，并把保存的粮票作为永久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