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呼兰河传》长期被定位为散文化小说，那么这样一部“散文化”的小说究竟凭借何种关键性的因素去取代情节的“C位”从而营造丰富的故事效果呢？事实上，萧红在小说中营造了一组“闹”与“冷”的氛围。这种氛围的营造体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萧红凭借“闹”衬“冷”的情感倾向对环境氛围进行营造，以此为全文奠定了情感基调。另一方面是对人物心理错位所引起的情感氛围进行建构，由此，小说中人物心理的多重错位所招致的荒谬性，很好地弥补了情节淡薄所带来的零碎感，增添了故事的可读性。

关键词：散文化小说;心理错位;呼兰河传;萧红

绝大多数读者在阅读萧红的《呼兰河传》时都会产生这样的阅读体验：小说中人物刻画与情节营造的笔墨较为淡薄，缺乏对人物的深度刻画，情节性不強。的确，较之于传统的强调情节性的小说而言，《呼兰河传》的叙述模式是较为独特的。茅盾先生就曾指出：“也许有人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部小说……没有贯穿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的，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1]所以，不难看出零碎是该小说的突出特征。引人深思的是萧红如何将这些零碎章节联结成体从而显现出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呢？这样一部“散文化”的小说究竟凭借何种关键性的因素去取代情节的“C位”从而营造丰富的艺术效果呢？萧红在小说中有意营造了一组“闹”与“冷”的极端氛围，巧妙运用了以“闹”衬“冷”的叙述策略，以此达到强化故事凝聚性的目的。

一、民俗场景中“闹”与“冷”的环境氛围

萧红在描写呼兰河平凡生活之外，也还描写了不少民俗盛举，如：放河灯、野台子戏、跳大神。不难发现作者在描写这些盛举时有意营造了极闹、极冷的环境氛围，并且运用了先“闹”后“冷”，以“闹”衬“冷”的叙事策略。例如描写每年七月十五的盂兰会，盂兰会开始时，萧红说“个个街道都活了起来，好像城里发生了大火，人们都赶去救火的样子。”[2]萧红笔下的村民们凑热闹永远是最积极的。一座小城因为一个节日而生动了起来，人潮汹涌，喧闹声不绝。但是热闹片刻后则陷于冷落，河灯熄灭了，人们回家了，萧红紧接着写到“于是不但河里冷落，岸上也冷落了起来……打过了三更，河沿上一个人也没有了，河里边一个灯也没有了。”[2]此时此刻，不久之前还怀揣热切之心的村民们心头怀着失望与疑问往家里走去，失望的是河灯这么快就熄灭了，疑问的是“那河灯，到底是要漂到哪里去呢？”村民们带着疑问与失望入睡，夜里起夜的时候大概已将这份疑问抛却脑后。于是，他们年复一年在盂兰会时节重温这份热闹与冷落。

野台子戏更是一场热闹非凡的大型集会，一唱就是好几天。乡下人也进城在河滩边扎营了，远嫁的姑娘们也回娘家看戏了，乡绅官爷们也动身当观众了，大家相聚在一起互相聊家常或是讲些俏皮话，当然也有吵架拌嘴的，场面要多热闹有多热闹。在这唱大戏的三天时间里，有的人家订下了亲事，有的人家痛快地吵了一架，有的人家看戏看得相当尽兴，总之大家都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满足。但是作者描写完热闹场面之后笔触陡然转投向了河滩边，“但终归是人数太少了，也不过二三十辆车子，所燃起来的火，也不会火光冲天，所以多少有些凄凉之感。”[2]这时气氛陡然被切换，读者的心境不由得也跟着发生巨大激荡。原本的锣鼓喧天与突然的冷森森形成鲜明反差，显得十分地突兀与违和，然而正是这种表面上的突兀与违和使得营造出的氛围感更具张力，增强了故事的可读性。

小说中描写的最精彩、最热闹的跳大神场景是在胡家院子里上演的。胡家院子里挤满了看客，村民们争先恐后，不知疲倦地围观跳大神，而这跳神赶鬼的戏码一直上演到三更天。终于，散场了，大神与看热闹的村民们都回家睡觉了。这时作者笔锋突转，写到“前半夜那跳神打鼓的事情一点也没有留下痕迹。那连哭带叫的萧团圆媳妇，好像在这世界上她也未曾哭过叫过……”[2]之前的一切喧闹仿佛从未存在。

通过对以上几个场景叙述策略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描写这些场景时既写了“闹场面”也写了“冷场面”，并且带有突出的以“闹”衬“冷”的情感倾向，热闹过后的冷落往往显得更加冰冷与无情。一般而言，在描写一场盛会时，作者只需要描写热闹非凡的场面即可，无须描写热闹结束之时冷落的场景。而萧红在文中描写许多场面时皆是写出了两番场象。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并非偶然，而是作者有意而为，有意营造这种先“闹”后“冷”，以“闹”衬“冷”的氛围，为全文构建情感基调。

二、人物心理错位所引发的情感氛围

《呼兰河传》是一部“散文化”的小说，缺少情节的营构。但是，《呼兰河传》中人物心理的多重错位很好地弥补了情节淡薄所带来的零碎感。何谓心理错位？孙绍振文学理论的一个核心范畴就是错位，包含心理错位、逻辑错位与语义错位。而心理错位就是指：“拉开人物间心理结构的横向距离，造成人物间‘心心相错”[3]从而不断地推动故事发展。借用孙绍振的心理错位概念，并加以调适，会发现《呼兰河传》中虽缺少情节的跌宕起伏与精心营构，但却通过心理错位拉开人物间的心理距离，营造了一种反差化、戏剧化的情感氛围，使得故事的叙述同样具有戏剧性与可读性。

小说中的心理错位很典型运用在团圆媳妇的死亡事件中。首先，是自我心理的错位：即小团圆媳妇天真无知的心理结构与自身生存利益形成巨大错位。团圆媳妇是一个十二岁的小童养媳，梳着个大油头辫子，每天笑呵呵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笑呵呵的小姑娘却处在生存权惨遭侵犯的恶劣处境中。天真年幼的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边正在发生着什么，她不清楚婆婆为何要打她，不理解她为什么不能说想回娘家，不明白为什么要吃奇奇怪怪的偏方药，她每天仍是笑呵呵的。稚嫩的生命无法感知危险，自然也就无法与危险相抗争，团圆媳妇唯一的一次“抗争”是在邻居们要当众扒她衣服的时候，但是这次“抗争”也仅仅是出于本能的羞耻感而非对危险与不公的自觉反抗。最终团圆媳妇在各种“好主意”的“照顾”之下，大油头辫子脱落了，年轻鲜活的生命陨落了。自始至终，团圆媳妇本是局中人却又似局外人，未曾把握过自身的生存权，她的生存权似乎被“卖给”老胡家了，而老胡家又把她的生存权“分给”村民们了，而她自始至终只是笑呵呵的，不反抗，不拒绝。作者萧红巧妙地利用自我心理错位的手法将团圆媳妇笑呵呵的性格与冰冷残酷的死亡结局形成鲜明对比，从而产生强烈的悲剧效果。

其次，集体心理的错位，即邻居们对团圆媳妇的“献计献策”的好初衷与团圆媳妇“被虐杀”的结局形成错位。面对小团圆媳妇的“病情”，邻居们纷纷出主意，希望能治好小姑娘的病，然而愚昧与封建的村民们在不知不觉中集体成了虐杀团圆媳妇的帮凶。村民们自认为的好心好意、团圆媳妇的懵懂无知、婆婆的愚昧专制，三者之间仿佛设下了结界，彼此间互不相通，重重相错，最终团圆媳妇走向了死亡。邻居们用他们认为有用的偏方秘方积极地“救治”团圆媳妇，却使得团圆媳妇的身体每况愈下，加速了团圆媳妇的死亡，而村民们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俨然已经是集体刽子手。这种集体好心办坏事的设定使得团圆媳妇的死亡更令人悲痛愤慨。一场闹哄哄的家剧，以一具年轻冰冷的尸体为终点，院子里不再挤满热情的围观看客。团圆媳妇惨死之后不久，团圆媳妇的婆婆为钱哭瞎了眼睛，“老胡家从此不大被人记得了”，老胡家的院子不再热闹，变得荒凉冷落。审视村民们先前热情献计与此后不大记得老胡家的情感反差，会发现作者成功地以心理错位方式营造了戏剧性的情感氛围，强烈的戏剧感、荒谬感弥补了情节上的贫乏，使得故事的可读性得以巩固与显现。

三、以“闹”衬“冷”的叙述策略

《呼兰河传》这部小说是讲述呼兰河城里发生的故事，单篇章节也可独立成一个小故事。作者在叙述这些小故事的时候，总是习惯先叙述欢闹的开端，转而再叙述冰冷的结局，并且先前的欢闹将冰冷的结局反衬得更加悲怆。这种先“闹”后“冷”，以“闹”衬“冷”的叙述策略似乎不停地在强调：这呼兰河城里更多的不是“我”家后院的无忧无虑，而是“我”家院子的荒凉;这呼兰河城里更多的不是各大盛举的欢闹喧嚣，而是欢闹过后的迷茫与冷清;这呼兰河城里更多的不是欢乐富足的居民，而是挨打的团圆媳妇与寡言的冯歪嘴子……这些百姓，大多是社会底层，他们可能做着不同的工作，有着不同的名字，但是他们的故事似乎总是在重复，重复着不幸，重复着愚昧，重复着逆来顺受。许多人认为冯歪嘴子是特殊的，是坚韧的，他努力地把孩子拉扯大，努力地讓生活维持正轨，他的生活是有希望的，但是这种努力能收获多少希望呢？这本就值得商榷。萧红在小说中写道：“他们就是这类人，他们不知道光阴在哪里，可是他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得到寒凉就在他们的身上。”[2]原来萧红早已看到这努力背后的悲哀与荒凉。

描写“我家院子”时，萧红皆用了“荒凉的”这一词，这悲凉的文字，已暗指了院子里人物角色的最终命运，为后面描写冯歪嘴子等人的境遇埋下了伏笔。但是可以更往前一步探究，其实早在描写祖父后花园的欢乐时光时作者就已经在搭建伏笔了。因为这是作者一贯的叙述策略：欢乐与热闹过后总是不幸与冷落。作者描写热闹场面的笔墨越多，越凸显散场的荒凉。描写闹剧的笔墨越多，越凸显闹剧结局的荒诞。

四、结语

《呼兰河传》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情节组织规则，萧红认为“有各式各样的作家，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4]她自觉追求小说结构的“陌生化”，当前研究者们对其小说《呼兰河传》“陌生化”研究的理论成果主要集中在：成人与儿童叙述视角的双重叙事视角、杂糅各式文体、情节淡化空间感加强、时间假定性等几方面，或许可以从心理情感错位这个角度切入作为一个新的尝试点进行探讨。实际上，《呼兰河传》整篇小说朴素流畅，萧红在氛围营造上颇下功夫，这种贯穿全文的以“闹”衬“冷”的叙述策略可以视为将零碎故事串联成一体的重要一环，由此也成为阐释萧红《呼兰河传》散中有聚的理据之一。

作者简介：潘慧敏（1997—），女，福建南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参考文献：

〔1〕茅盾.《呼兰河传》序[A].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292.

〔2〕萧红.呼兰河传[M].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1979.〔3〕孙绍振.文学文本解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4〕聂绀弩.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序《萧红选集》[J].新文学史料，1981（01）：186-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