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能

内容摘要：汪曾祺在1980年发表的小说《受戒》是他宣告“复归”文坛的信号，也是其“京派”传人地位的再次确认。《受戒》也因其蕴含的多重复杂的内涵，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存在。本文以小说中显露的鲜明的诗意化审美特征为视角，主要从汪曾祺诗性的审美追求与文学信念、文本中生活图景的诗性显现以及悲剧性内蕴的诗化消解三个方面对汪曾祺的“诗化文体”作进一步理解与论述。

关键词：汪曾祺 《受戒》 诗意化

1980年10月的《北京文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另类”①的短篇小说《受戒》，其作者正是在文坛销匿了近四十年的“京派”作家团体在当代的遗珠汪曾祺。其时，文学必须服务于政治这一文学创作规范的合法性地位开始受到学界的质疑，“解放”的气氛稍有活泛。尽管如此，文学话语仍受制于政治权力话语，而新的文學创作规范还未建构，局势也尚未明朗。汪曾祺发表这篇与现实政治或意识形态相去甚远的小说《受戒》无疑是向沉寂已久的文坛投下的一颗深水炸弹，人们普遍为小说中似梦似幻、和谐宁静的桃源世界所震惊。《受戒》将读者拉回了四十年代“京派”小说的文学传统中，让已经被深埋在地表之下的诗化抒情小说破土重生。本文从汪曾祺小说的诗性审美追求出发，对文本中的诗性表达进行细致地研读，力图找出其中潜在的新的研究点，从而对汪曾祺其人及其作品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文人气”与诗意化审美追求

汪曾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并师承“京派”著名作家沈从文，二人因为志趣相投，所以感情颇深且惺惺相惜。汪曾祺作为沈从文的得意门生，其创作理念与文学实践方式深受沈从文的影响，是传承接续沈从文文学风格与美学理想即“京派”文学传统的最佳人选。他们始终坚持用自己的笔端书写故乡清新美好的风俗人情、和谐宁静的乡土风景以及单纯平淡的日常伦理生活，二人的小说都具有鲜明的诗化特征。自1940年代末开始，由于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以及救亡图存的时代需求，“京派”所主张的自由主义和审美本位主义的文艺观已经不合时宜，所以逐渐在大众的视野中隐去身影。而汪曾祺凭借《受戒》中朴实隽永、清新淡雅的诗化文体风格，让人们看到了“京派”文学之火复燃的可能性，也让人们对这一文学传统的文学史意义与审美价值予以重新评价和认可。

与沈从文“乡下人”的气质不同，汪曾祺由内而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儒雅明道的文人气。有评论者认为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后一个士大夫”，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汪曾祺家境殷实，从小熟习绘画、书法，对文学写作与阅读兴趣浓厚，并且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且素以诗人身份自居，②他说：“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③汪曾祺的文人气质决定了他的文学创作风格的诗化特征，即重抒情而少情节。他的创作只能是脱离现实政治与社会历史的“私人写作”，是文化人特有的孤寂隐逸的游吟独唱。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进程而言，汪曾祺是一个孤独且固执的过客，他始终与主流文学保持距离，以平和的心态默默地守卫着自己心中的文学信念与审美理想，在生活的积淀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理念与文体风格，且日趋成熟。

当代小说作家毕飞宇曾对汪曾祺的这种“文人气”有过明确的论说：“汪曾祺是文人，深得中国文化的精髓。”“他讲究的是腔调和趣味，而不是彼岸、革命与真理。”“他平和、冲淡、日常，在美学的趣味上”追求一种“雅”与“正”。④这无疑是对汪曾祺个人气质及其创作旨趣的颇为中肯的见解。

从汪曾祺1940年代创作的第一部小说集《邂逅集》到1980《受戒》的发表，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者始终如一地坚持把小说当作诗来作的文学信仰与审美追求。不论是文人、诗人还是小说家，汪曾祺集这三种身份于一身，最终外化为一种平淡、幽远的抒情性的诗化小说风格，而《受戒》正是其对这一文学理想的典型实践。

二.两种生活图景中的诗性美

在《受戒》中，汪曾祺用充满诗意的笔触为读者描绘了两种与诗意不甚相关的生活图景——庙宇生活与世俗生活。在他的笔下，寺庙不像寺庙，世俗不够世俗，可它们却都是诗的，由内而外地散发着诗的韵味与情致。

《受戒》讲述了一个叫明海的小和尚在与邻居小姑娘英子相处的四年时间里双方互生情愫并私定终身的纯美的初恋爱情故事。明海与英子的爱情让挣扎在现代工业文明环境下的读者心向往之，人们不禁为六十岁的汪曾祺仍能保持内心的纯真与无邪而震撼与感动，而他的纯真与无邪让他对文学诗意的追求变得顺理成章、合情合理。在汪曾祺的笔下，不论是日常社会的世俗生活还是远离尘世的庙宇生活，都满溢着和谐、温情的诗性韵味。

小说在第一部分描写了明海所在的寺庙即菩提庵里神职人员的庙宇生活。在读者的阅读期待中，庙宇生活应该是肃穆、庄重、神秘的，可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有关寺庙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反常。在明海的家乡，和尚是一种职业，无关宗教信仰，只因当和尚可以享受到很好的福利待遇：可以吃现成饭;可以攒钱。那些曾一直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整日吃斋念佛、守着清规戒律的和尚被驱逐出去了，寺庙的神秘与庄严被汪曾祺用随意且戏谑的语言完全消解了。

明海所在的寺庙加上明海，总共五个和尚。他们在庵里的日常就是打牌、吃肉，佛教里的基本戒律如不杀生、不饮酒、不妄语等在这里形同虚设。文章名为“受戒”，其实一直都在“破戒”。小说试图将庙宇生活世俗化与人情化，正如有些论者所述：“荸荠庵里有佛像，有和尚，但却没有虔诚的信徒。”⑤他们只是享受着世俗生活的美好的普通人。汪曾祺并不赞扬和尚的这种世俗化的生活方式，但同时他也没有否定与排斥，他持中立态度，正因如此，读者在这里只能读到戏谑与玩味，而不是讽刺与挖苦。这其中内蕴着深厚的文化意味和生活情致，是汪曾祺“人间梵天的美好愿望”的诗意表达。⑥

庙宇生活充满世俗味，那真正的世俗生活会是如何？小说在第二部分描写了英子一家以及庵赵庄整个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他们整日里为生活操磨，却并不觉得日子很苦，像栽秧种稻、打场等重活儿，自己家忙不过来时，就会换工。他们过的完全是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富有诗意和梦幻的色彩，让人心向往之。他们不受伦理道德的束缚，享受着自然的馈赠与生活的诗意美。作者将人指向了诗性的美丽和生活的自适中。汪曾祺用八十年代的感情来描写“解放前”的中国乡村，这个乡村富足、美好，简直就是人间天上。在读者的认知中，“解放前”的社会应该是黑暗恐怖的，怎么会是汪曾祺所描述的人间仙境呢？汪曾祺的胆量与魄力正在此处。不论是在“十七年文学”期间还是“文革”时期，他像是有意地自觉地回避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意味的消解，他的写作从来都是非政治的，是文化的，人性的，诗意的。

三.“哀而不伤”：悲剧内蕴的诗化消解

《受戒》中明海与小英子唯美清新的懵懂之恋蕴含着悲剧性的审美意味。但是这种悲剧意味并没有被作者明显地展示给读者，而是用诗意化的外衣包裹隐藏了起来，是要让读者自己去玩味感受。这是汪曾祺诗化文体对其悲剧意蕴的掩埋与消解，是其诗化小说的独特之所在。

在小说的末尾，明海受完戒后，小英子按照约定划船去善因寺接明海回荸荠庵，在回庵的途中，他们的情感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而对这一过程的叙述，无疑是整个小说的爆破点。尽管作者为我们描绘的懵懂少年的恋爱画面那么唯美、有意境，但读者仍不能不为明子和小英子的结局而担忧：明海将来是否要做方丈、又是否要做沙弥尾，小英子的决定根本不能改变什么，而明海更不能决定什么。小英子到底能否如愿以偿地嫁给明海当老婆，这是作者为我们设下的一个悬念，而这个悬念的答案或许作者自己也无从知晓，所以，小说到这里就结束了，剩下的内容只能靠读者自己去领悟与体味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受戒》的内涵其实是悲剧性的。它不是荡气回肠或国破家亡的时代大悲剧，而是唯美轻逸的、小家碧玉的爱情小悲剧。在小说的最后，作者不止描写了小鸟擦着芦穗飞远的画面，还有正迎接着它的忧伤的、无边无际的天空的画面，像故事的结局，或许根本不会有结局。

明海与小英子没有结局的爱情故事虽然伤感，但却不会让读者感到痛彻心腑。相反，这种伤感是悠扬的、轻飘的，是回味无穷的。这便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对汪曾祺悲剧意识的不自觉地渗透。儒家对悲剧意蕴的表现方式颇强调“哀而不伤”与“温柔敦厚”的审美原则。在这种“中庸”文化精神的影响下，汪曾祺在表现悲剧人物与悲剧情节时，没有发出如鲁迅般的阴冷与深刻，而是极力把生活与人性写得温情柔美，他追求的是一种和谐与朴素之美。他刻意地保留一点，掩饰一点，平淡一点，使得痛苦和悲情弱化，努力让每一个不幸的灵魂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慰藉与归属。正如明海与小英子的爱情，命运将他们捆绑在了一起，却也可能又将他们分开，可是不论结果如何，都无法抹煞他们内心的那份纯真与天然，是生活的诗意美让他们可以无所顾忌、随心而行。从此种意义上来说，《受戒》的诗意性审美韵味将其本身所内蕴的悲剧性色彩消解与融合了。

汪曾祺曾明确指出，沈从文笔下的那些农村少女，三三、夭夭、翠翠，是促成他产生小英子这样一个形象的潜在的因素。而他也对自己是废名、沈从文之后的京派传人这一身份表示认同并以这一身份自许。我们或许可以说，正是汪曾祺对诗化或散文化这一“京派”文体的坚守，使得“京派”这一现代文学传统得以在当代文学史上再次占有一席之地。不过，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传统在1980年代兴起的“重写文学史”浪潮中，其文学史价值与意义是否真的得到充分的呈现与挖掘尚有待于研究者去钩沉探索。

参考文献

[1]钱振文.“另类”姿态和“另类”效应——以汪曾祺小说〈受戒〉为中心[J].当代作家评论，2006（2）：30-37.

[2]季紅真.游吟的珠湖人——汪曾祺全传[J].新文学史料，2009：11-36.

[3]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4]毕飞宇.小说课[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

[5]王本朝.渎神的诗性：〈受戒〉作为1980年代的文化寓言[J].当代文坛，2012（2）：22-25.

[6]周泉根，杨洁.归去来兮朝花夕拾——试探汪曾祺小说意象中的童年情结[J].当代文坛，2011（6）：93-96.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