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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沙家浜

2021-08-09巫正利

上海文学 2021年8期
关键词:沙家浜母亲

巫正利

去往沙家浜之前,我犹豫了好几天。住在小城西端的我,始终没敢用微信或者电话,告诉住在小城东头的母亲,她可以趁此机会和我一起到沙家浜走走看看,重温她自少年时期就根植进灵魂的梦想和期望。清早,我独自打着伞,迎着哗啦啦啦下得很大的雨,出了门。阻止我邀请母亲的,不仅仅是通宵的大雨,还有别的难以用一句话说清楚的原因。

母亲的青春年华,是唱着京剧《沙家浜》的经典选段走过来的。

《沙家浜》这部剧传播到川东丘陵时,我母亲正值十六七岁的花样年华。她身段好,嗓音美,不怯场,热情大方,自然被挑选进宣传队,还是乡村的台柱子,专唱《沙家浜》《白毛女》等剧的选段。别人在乡村里唱唱,也就罢了,她却风光热闹地从生产队唱到大队,再唱到公社,唱到县上。

一个从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村姑娘,能在越来越大的舞台上,受到台下如同潮水般掌声的肯定,大概相当于一个穷人连续获得百万英镑,她更阳光自信、青春靓丽、出类拔萃了。

唱着唱着,剧中人和唱词深深影响了她。她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却有十里八乡少有的好口才,几近出口成章。她敢说敢闯,走起路来昂首快步,为人处事风风火火,心眼里,是非善恶爱恨异常分明。自打我记事以来,不管是跟我父亲吵架,还是平时跟人摆龙门阵,她的话语,用词用语精准生动,什么“察言观色”“旁敲側击”“不卑不亢”“不阴不阳”“鬼心肠”“耍花腔”等等,成串的固定词儿,机关枪子儿似的蹦出来。只要你在现场,耳朵必然会装进她的话声。

唱着唱着,她便成为乡村的异数。同龄人身段比不过她,嗓音比不过她,口才比不过她,为人处世的泼辣劲儿也比不过她。一个做干部的本家亲戚有意推荐,给她去大城市里做工人的机会,我的外婆却果断拒绝了对方的好意。我那腿染疾患、行走不似正常人方便的外婆,经历过两个孩子的夭折。贫穷对于她似乎并不那么可怕,她更害怕唯一长大成人的女儿,一钻进城里,就跟蜻蜓飞上天一样,当娘的再怎么踮着脚尖,也望不到影儿,除非哪天她自己翻了黄历想起回来一趟。那时的农村,天空是那样低矮,视线都被眼前的丘陵遮挡,外婆跟无数本分的农民一样,认为一个农民就该好好种地,一个农村女子,就该安守本分,好好待在家里相夫教子、含辛茹苦一辈子。

要找婆家就好好找一个吧,长辈们牵线搭桥把她介绍给沉默胆小、固执得像石头的我父亲。我父亲家也是一贫如洗,为了装点门面,相亲那天我奶奶向邻居借了几十斤红薯装进大柜……回去之后,我的外婆就思想动员:“看见了吧,过几天,咱们家都快找不出可以下锅的东西了,可是他们那边呢,这时节,还有一大堆红薯当存粮!嫁过去,怎么说,不会饿肚子!”

也许个性强硬的母亲,至今仍未意识到,起初她坚决不应允的这桩婚姻最终能成,大约正是阿庆嫂的自信影响了年轻气盛的她。阿庆嫂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都能跟敌人斗智斗勇最终取得胜利,凭她能从生产队一直唱到县城的本事,大抵也能把我的父亲改造成能说会道的人,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家带上幸福的康庄大道。

可惜她不是阿庆嫂,我爸不是胡传魁,我老家那片地也不是沙家浜。因此,等待她的不是我父亲被改造成她想要的样子,缺少夫妻和谐互助的家,也不可能走上康庄幸福。

当她终于发现,争吵打骂已成为家常便饭,“改造”我的父亲也没有一点成功希望的时候,她决定离开我爸。恰逢改革开放,到处是做生意的机会。到那时候他们已在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时代,完成了三个孩子的生育。三个孩子成了他们旷日持久离婚战争的唯一争夺目标,双方都不愿意放弃。我爸不放弃,因为“妻离子不散”是他最后的坚守了;我母亲不放弃的原因则是,她坚决肯定地认为我爸不会供我们读书,也不会教育孩子。

那时候乡村管民政的干部也非常有意思:谁主动提出离婚,谁便放弃孩子的抚养权,除此之外,什么事情都好讲。外面若干赚钱的机会,帮助我母亲一年之后做出艰难的决定:离,等挣到了钱再回来跟那个人争孩子。

放手之后,我母亲确实挣到过不少钱,但差不多每一次都因为她把自己恍惚当成阿庆嫂而败走滑铁卢。先是在外省担任一家钢丸厂的厂长,有军队背景,生意很红火。两年后,带着挣下的家业,转回老家县城开饭店,租房、装修、请大厨和服务员,有模有样。孰知饭店这行从买菜就得精打细算,更不能图豪气不计成本大盘子大碗,每天还有那么多损耗。像她这么爽快的人,能坚持到一年半之后才关张,真真算得上奇迹。

经营不好饭店,觉得自己的强项还是去外地承包钢丸厂,于是她又带上些亲戚朋友乡亲,一起出去发财。这回她发财的根据地离我们更远,离国境线只一两百公里。钢丸厂依旧是赚钱的,她依旧自任厂长,大小事务她说了算。

有一天,被她委以重任的亲戚,因工作跟她起矛盾,心生怨气,私自卖出工厂产品,给她知道了,她顿感规矩不严难成方圆,自家亲戚都管不了,还怎么管理其他工人,面子也无处搁放,一怒之下她没有把亲戚喊到屋子里轻言细语好好沟通,而是大庭广众之下甩了人家一个响亮的耳光,还不解气,把阿庆嫂想骂而没有骂出口的话,都骂了。第二天,亲戚走了,同时打包带走了其他工人,去了附近另一家钢丸厂。

工厂办不成,她打算卖饲料。别人卖多少,进多少货。她呢,以为人家像她一样,特别讲义气,就一次性进了一车皮,五六十吨。积压资金不说,后来还发现质量问题,在库房里放了十多天就开始发霉。她去跟生产企业交涉,发现那个乡镇企业已经垮了。

这一次彻底赔干净之后,就只能在街头摆一个小小的水果摊了。当时,摆水果摊的本钱还是跟关系好的姐妹借的。这期间她还试图做大买卖,把云南的铁矿石贩到河南,人家给她的样本含铁量高,而给她的所谓矿石含铁量只有样本的零头,十几个车皮,运抵河南之后,卖是卖不出去,堆又没地方堆……只读到小学二年级的她,终于发现做生意不仅是“投机倒把”,还必须有科学文化,否则拿着两个一模一样的石头,从头到尾理解不到什么是“含量”。这更加坚定了她要让子女把书读好的决心。

作为她的孩子,在跟她一起生活的短暂时光中,时常听到她跟她的姐妹们讲阿庆嫂的故事,平时心情好了一边忙手上的活,一边断断续续地唱:“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有一回我父亲见她谈兴正浓,斗胆从旁揶揄:“又是阿庆嫂。阿庆嫂像是你们家亲戚……”我妈扫他一眼,“哼”了一声说:“要是我生在沙家浜,生在她那个年代,保不准比她还厉害!”那时觉得,阿庆嫂长什么模样我不知道,但是,一定很有些我妈的样子。

在她的三个孩子中,我是有幸亲睹亲闻过她完整演唱《沙家浜》中《智斗》选场的一个。这事发生在她生意好歹还过得去的时候。她有了钱之后,果然“卷土重来”,要带走我们姐弟仨,可我爸的“防卫”工作做得也很到位,她很长时间一点机会都没有。我是被她“偷”过去养了两年的。那天是初一期终散学典礼,她在镇中学大门口截住我,然后径直带了之前连县城都没去过的我,去了她做承包的外省城市。那是我青少年时代唯一锦衣玉食的两年。

那天下午我在隔壁房间写作业,隔着虚掩的房门,听见她跟县城里新认识的几个戏曲爱好者谈天说地。平时我妈除了断续地唱那个年代家喻户晓的几个著名京剧选段,还特别喜欢唱黄梅戏。他们从黄梅戏说到京剧,从《天仙配》说到《女驸马》,从孟姜女说到白毛女。说到《沙家浜》、阿庆嫂,几个人兴致尤其高。但一提议大家伙儿真金白银来一段《智斗》,她的朋友们却一个个摆手,说自个儿唱不好或者不会唱。为了不负朋友们一腔热情,我妈爽气又干脆地说,她一个人来三角儿,连刁德一、胡司令一起唱得了。一听她如此高调,我的作业写不下去,凳子也坐不住了。她高亢的演唱才到第二句,我便忍不住起身,蹑手蹑脚到门边偷瞧。她的朋友们坐在沙发上,除了专注地微笑着看她,还附带着要么哼哼着小声跟唱,要么配合着唱词,在打節拍,做手势。

我的母亲立在沙发前,不单没有像我动不动脸红,在她脸上一丁点儿紧张和难为情的神色都没找见,反倒是面部表情在伴随唱词流转和变化。适当的时候,她还加入了动作手势。她把阿庆嫂的唱词,唱得那样壮阔豪迈,以致我的心被引到沙家浜,被带进春来茶馆,我的鞋底也生了根,忘记了早些溜回到书桌前,务自己的正业去。

我那时候就想,沙家浜到底是什么样子?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看看沙家浜的阿庆嫂究竟靠什么节节胜利,而我母亲这个现实版的阿庆嫂为什么总走在一个“背”字上。

在磕磕绊绊中,我上了高中念完大学;在凄惶无助中,我求职到远离故乡几千公里的地方;在懵懂迷惘中,我结婚生子;在相互碰撞磨合中,我跟丈夫走过二十多年岁月。我的母亲也在五十七岁时以老年投靠名义,将她二十余年漂泊游走的户籍落定在我家中。生活的磨砺、岁月的敲打、现实的冲击,让我渐渐明白,我至诚至敬的母亲,其实是那化蝶不成、卡在半路上的阿庆嫂。

她学到了阿庆嫂的嫉恶如仇、敢作敢当,学到了阿庆嫂“刚性”的一面,却一直没能学到阿庆嫂“柔性”的一面、游刃有余的一面。“好人就是好,坏人就是坏”,她脑中这个坚固的思想堡垒,是经过漫长岁月的剥蚀,才渐渐裂开丝丝缝隙的。

面对敌人的强悍,阿庆嫂首先想到保存实力。不管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还是采用迂回的方式,总之不跟对方硬碰硬。她的思虑,显出睿智和辽远。而我的母亲,气性很大,认定要做的事情,八头牛都拉不回。与家人的纠葛,生意场上的纠纷,生活上与人的争执龃龉,只要她是占理的一方,或者她觉得自己是占理的一方,不管对方是哪样性格脾气,她都要理直气壮,一条直线地奔过去,轰轰烈烈地让对方承认自己的理亏或者错误。也不管对方是权力场中人,还是富裕多金可以呼风唤雨之人,直指要害,将对方错误昭昭然于天下,唯其如此,她才觉得不违背世间的公理和正义。她满腔的怨气、怒火、不平,或多或少,就在这条道上寻求到一些消减和平复。这一来,也许问题能解决,也许并不能解决,但情势却再无回环的余地。

石坚易碎,刀硬易折。这道理她也许至今没有悟出,也许悟出了,只是赶不上她大喊一声“刁德一,贼流氓,毒如蛇蝎狠如狼”来得干脆直接、响亮痛快。于是无论是亲戚朋友邻居,还是长途车上素昧平生的陌路人,只要有不平之事,她笃定能够凭一腔热情,仗义执言。那情形下的母亲,豪气干云,我总感觉有一句话,她没说出口而已,但是鲜明地写在她脸上:这事,包在我身上!

于是,往往受伤的是她自己。如果一群人都受伤,最受伤的,还是她自己。

至于对孩子的养育,她愿意倾尽所有。假如她有足够的钱财,把亲戚朋友邻居中贫寒人家的孩子,以及街头巷尾那些没家可归的孩子,全都养起来,那是她非常向往、很乐于去做的事情。

在她生意顺畅的时候,只要有机会,她都会带许多东西和钱,来看我们姐弟仨和我奶奶。她说她跟我爸没有关系了,但我奶奶依然是她的亲人,她还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每次她来看我们,我爸总说:“你们的妈又来收买你们了!”“收买”这词,对买方和卖方,都不是好词,也就是只用在坏人身上。可是,我们那时候天天盼着她来收买我们。她给我们带来书包、文具和零花钱,带来体面的衣服和短暂得我们都不敢直视的母爱。

在我爸的屋檐下苦熬的日子,跟好多农家女孩一样,好好念书,初中毕业考取卫校或者中师,端到公家饭碗解决温饱,就是我明确而又近切的目标。

然而,我妈不同于一般的农家女,她终身抱憾于她的母亲,用一根吆喝牛的细竹棍,将她从教室打回家里。她了解到自己女儿成绩还行,便掷地有声地把“高考”这个词带进了女儿的生命中。由此,她也为自己又走上一长段毛刺和荆棘丛生的逼仄小道埋下伏笔。实在无法维系我的生活费时,她做了她极不情愿做的事——回过头写信求我父亲,拿出点钱来支持一下我的学业,这钱算是她借的,等她手头宽裕了就还。偏偏高中学习并不那么争气的我,被那些门门优秀的种子选手甩出几条大街。我那沉默寡言又固执己见的父亲怎么可能从我身上,看到一丝投资能收效的希望呢?农家地里的物品,能换回来的几个钱儿,本就十分稀少珍贵,一旦存进折子里,他便断无再把它取出来花掉的念头。

我的父亲硬着心肠不愿资助我读高中参加高考,几位乡邻的话,不无推动和促进作用。他们在上街赶集或下集的路上,遇到我父亲同行,各自都喜欢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对我父亲说:“老表,我看,你辛辛苦苦养这些娃儿,不划算哦。过年过节,只要娃儿他妈一回来,三个娃儿齐整整的,麻雀一样都飞到她那里去了……”然后毫无内容地尬笑几声。我父亲脸僵僵地说一句:“腿长在各人身上。”说完这几个字,便木在那里,不再吱声。其他人一时也不说话了,只有他们赶路的脚底板发出不停的踩踏声,在乡间小路上回响,直到某个健谈的乡人嗓门里蹦出另一个完全无关的话题,浓重的沉默才被打破。

母亲的生意陷入困顿,我的高中才上到一半。有一天她独自回故乡,跟我们姐弟在县城短暂相聚。夏日午饭时分,她在餐店给我们点了稀饭下肉包,她自己却只吃稀饭下一小碟泡菜。她什么时候开始“不喜欢吃和吃不来肉包”的,我们都不知道,以前也没听说过。

一次分别,往返于城乡的班车上,坐着和挨挨挤挤站着满满一车乘客。想着就要出远门的她情形的不好,即将回乡下父亲家过暑假的我,低垂着头站在车门边,一言不发,担忧和焦虑毫无保留全写在脸上。其实内心也生着她的气,积压着对她的抱怨,抱怨她自由选择的第二次婚姻,为什么还是没能让生存养家的路走得稍微顺畅些。我不想,也没有勇气正脸看她。她却抓紧时机叮嘱我,她的事,我不需要想太多,车到山前必有路,只要我少去田里干农活,多花点时间读书就成。说着话把五元钱递到我手边。知道她当时全部的家当也没几个钱,我挪开手,不接。她把折叠的纸币塞到我手心,我还回她手心里去。紧挨我站在车门边的售票员瞪大眼睛看着我们,顾不上喊驾驶员关车门。还有多少人有幸观瞻了一对母女,将一张五元纸币塞过来又还回去,塞过来又还回去,我是没勇气哪怕瞥一下眼角,去做一秒钟的关注。那情形多持续一秒,心脏就多受一秒压迫。终于我不近人情地朝她低吼:“不要再递啦!我不要!”气吼吼一甩手臂,差不多用尽了全身力气,绝决地把纸币扔向母亲脚边的地上,然后没好气地赏了售票员一句:“你让师傅关门啊,该走啦!”

车门一闭,车子轰隆,一气冲出车站,母亲呆愣的样子很快在车窗外消失。

我不清楚,那时刻,她是否跟我一样,眼中涌起酸楚的泪,却忍了又忍,硬是没有给它们流成河的机会。

最窘迫的形势,出现在高考临近的一个月。从父亲身边要不到最后阶段生活费的我,因为高考的紧张压力,没管住自己的情绪及时收住笔,在给母亲寄去的快件信上,很直白地写了几句悲观丧气的话。一张六十五元钱的汇款单很快寄到。交掉报名费后,余钱足够我生活。那段日子每到饭点,我手中捏着足量的饭票和足价的菜票,坦然自信地往饭堂走。然而,从考完试后收到的第一封信里,我得知,我的母亲情急之下去了医院,她卖了自己的血,然后把钱寄给我。

信很短,三四行文字,是她的亲笔。看完一遍,我就闭上了眼睛,不想再睁开。但是我的大脑还在清晰地逐行展读那封信,一遍,又一遍。信上的每句话,我母亲书写的稚拙的每一个笔画,都化成医生手上沾着血珠的针头,狂飞乱舞,扎得我五脏巨痛。我的母亲,这个在自己认准的路上,走得果敢绝决又悲壮的半个“阿庆嫂”,她是无怨无悔地付出了,可是她有没有想过:若不是她由着我死爱面子虚荣,我怎么就不能逼自己向老师们开口,寻求一次帮助呢?即便是实在无法可想了,也可以先退一步再作打算的;纵使执意向前,她的女儿,宁可选择其他千百种让自己忍受委屈甚至屈辱的方式,也是不愿接受她这种付出的。一副罪孽的十字架,我的亲爹亲娘,他们永远不可能在一起商量,却合伙让我背上了它……

二十几年过去,我从来没告诉过她,那天从中午到晚上,她的女儿——我——满脑子都是那封信上的文字和医生抽血的针筒,浑身上下失去了对炎阳的感知,像一缕阴冷的孤魂,整个磁场辐射着悲愤怨叹交加的毒箭,漫无目的地在县城游荡了一个下午,天黑以后,开始沿着璧南河,从大东门桥到文风桥,又从文风桥到大东门桥,循环往复,走了数不清的来回,夜深,最终没有从人烟稀少的文风桥边,让自己像一片梧桐树叶那样,飘进河水里去,只是实在不忍心留给她一个人世间最悲凉的结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心欲绝。

当然也还因为,在无数场滂沱的泪雨之后,在痛定思痛之后,是她的坚强和忍痛付出,让她的女儿不敢膽怯和懦弱地选择最简单的方式,了结自己的负疚、愧悔和痛苦。

许多年后,云淡风清,回头设想,我的第一年高考并没有达到国家统招分数线,某些同窗能走的“委托培养”的路子,我是连念头都不可能动一下的,因为那笔费用,若是让我的父母去面对,无异于天外飞来横祸。好在缺分不多,可以交最少的学费进复读班。那年我的父亲若真的倾尽所有供我进高校,紧随而来的,兴许就是他和我妹妹弟弟的生活也难以为继。

只是当年,母亲和我,如同两只身陷蛛网的小虫,只能在那个网里挣命。

二十多年的时间倏忽过去,我已人到中年,母亲似乎依然是从前那个母亲,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角度没有变,说话做事的风格也没有变。十年前的她,早已过了闯荡的年龄,偏偏还想做大生意,我们给她弄了个牛奶亭,售卖牛奶和一些其他预包装食品,她最初正眼看不上,但也不得不“混”日子,有个事儿做,打发时光。她一直有重组家庭的愿望,我们支持,可到了这个年龄人家更想找个保姆式的女人,左右不合适,她也就心灰意懒了。跟我们住在一起总是磕磕绊绊,买间屋装修好给她住,随时打个电话,每周过去吃顿饭,聊聊天。她,和她的女儿女婿、儿子媳妇、孙女外孙女,在这个发散开来、看似简单又不尽复杂的关系网上,她越发意识到:她是站在起始的端点位置上的那个举足轻重的人。偶尔还能听到她用比较轻的嗓音唱《沙家浜》给她的外孙女听。随着她的小孙女也渐渐长大成幼儿园中班的小朋友,近些年她的性情变得不再那么固执刚烈,脾气越来越柔和。母亲越来越退守到一个传统中国母亲的位置上。

那天是“三八”节第二天,我跟随一帮同事走进了沙家浜。春寒犹在,无缘相遇江南“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的水乡田园风光,只有纵横交错的河港、漫漫湖水和枯黄至渐渐发白的芦苇。放眼望去,在浓碧悠悠的湖水映衬之下,一片枯黄磅礴浩荡。这里的芦苇,似乎结盟历冬不倒,以在风中摇曳而挺立的姿态,让严寒也为之屈服。驻足凝神,这名副其实的芦苇的王国,无论在什么季节,都是一幅莽莽苍苍的景象,一幅潜藏百万雄兵的景象,胆气与豪壮油然而生。低首细看,芦苇,在水里,在岸边,在湖中小岛上,在林荫小道旁,又是一番别样景致:沉静自适,灵动安详。

回家后有些愧疚。我的母亲这趟错过,就不知道何时才能去沙家浜了,去看看阿庆嫂生活过的地方,去看看那些经历过风风雨雨的芦苇。但我又宽慰自己,母亲已入老年,她需要平静安稳,她更需要和乐顺意。大半生的闯荡,既然化蝶不成,何不退回到一个传统中国母亲的位置上,就像擦去一道时代的伤痕那样,让她与阿庆嫂分道扬镳,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一直没跟她说起,我已经去过沙家浜,那个在她意识里熟悉了一辈子的地方。

母亲的沙家浜,留在她的唱词里,留在她浮世一生的虚拟时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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