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思蓓

1

海城原本是温带季风气候，一年四季雨水都少，偏偏今年起变了样子，不但从入春就开始下雨，还总下得毫无预兆。上一秒还是炽烈的大晴天，下一刻瓢泼大雨便浇下来了，整条街上都是徒劳地把外套撑在头顶，顶着一身雨水狂奔的人。北城的街道排水不好，他们的脚踩进一个个水坑，四溅的水花发出一声声腾跃又颓然坠落的声响。

地理老师说，这有点热带雨林气候的意思。她说话时难得地凝视着窗外，这是她平时最不愿我们做的事。暴雨如注，倾泻在玻璃窗上，像无数在田野上纵横的河流。我的眼前霎时浮现出茂盛的雨林，高入天际的树木，一层层叶片将天光遮蔽，脚踩在湿润的土壤上，不时地被突出土面的树根硌一下，又一下。

她说，这种气候异常是全球气候变暖的表现之一，气候变暖不单意味着气温的升高，还有许多别的特征。然后她将这个知识点展开，附上常见的考法。地理老师有这种本领，由表面的题外话说开去，最终和课本建立某种关联。我垂下头，随手在课本的边沿做记录。她正好走到我身前，瞟了一眼，说：“陈佳霖，我是不是说过很多遍，掌握不熟练的知识点要记在笔记本上？我们已经进入复习阶段，你还在课本上东一笔西一笔地划拉，考前总不能这么一页页翻着书看吧？”

我不语，低头在桌洞里翻找文综笔记本。

“别以为这是陈佳霖一个人的问题，”地理老师又说，“很多同学不是不聪明，只是每天过得迷迷糊糊，一点儿都不仔细，但凡用点心……”

在喋喋不休的告诫声里，我突然感到厌倦。

厌倦每天相同的说教，厌倦单调无趣的复习，甚至厌倦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窗外浓郁的、沉重的灰色压得我喘不过气。在学校，在家里，都一样。我想，我一定要报一所北方的大学，因为江南有逃不脱的梅雨季节。

2

地理老师说的没错，我在生活中也是个迷糊的人。母亲总说，我粗线条到不像一个女孩子。我想我的灵魂里一定住着一个嬉皮士，会在夜幕降临时独自驾车穿越荒野，踏上充满未知的旅程。

我一定是轻装前行的，就像上学时一样。许多同学会抱有一种未雨绸缪的心态，用各种书和练习册将书包装得鼓鼓囊囊。而我总想方设法少带一些东西，减轻肩上的负重。于是有时太马虎了会忘记带作业本，于是有时老师突然要拿另一本书时不得不看同桌的，于是常在大雨瓢泼时被困在教学楼里，因为只要出门时不下雨，我的书包里永远不会放一把备用的伞。我说不清这究竟是好是坏。坏处在于我常被各科老师当作反面典型，好的地方则是，我因此遇见了梁杉。

那是挂在三月尾巴上的一天下午。第八节课的下课铃一响，整栋楼的学生都向外冲去。一中一个年级有一千多名学生，食堂却只有不大的两层楼，到晚了就只剩下冰凉的菜。我那天饿得不行，同样从四楼往下跑，却在大门处和许多人一齐刹住了脚步——

又下雨了。

在轰隆的雷声里，已经冲出去的人有的狼狈地撤了回来，有的不顾一切地向食堂冲去。有的人摇摇头转身上楼拿伞，也有人不死心地在原地等待。我找到一个角落背靠着墙，祈祷这场雨快点结束。

然后我注意到一个男生。他有着很好看的侧脸，下巴的线条清晰利落，眼眶和外国人一样微微向里凹陷。三月底的北城还是有些冷的，他却穿得很少：一件白色的卫衣，外面随意地披着校服外套。我们的校服很丑，上面是容易掉色的红色印花，可他居然把它穿得那么协调，连掉得七零八落的颜色都显得复古起来。

我盯着他看了很久，直到有人重重地拍我的肩膀。

“我那儿有两包方便面，前几天没吃剩下的。”柳青得意地冲我眨了眨眼睛，“一块儿上去吃吧，这雨不定多久才能停呢。”

我跟在柳青后面上楼，走到楼梯拐角处，我回头瞟了那男生一眼。他仍抱着手臂站在渐渐稀疏的人群里，脸上是宁静的神情。

3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钱学森班的梁杉。

钱学森班是一中理科班里最强悍的班级，用通俗的话讲就是实验班。辉煌时，每年能有十几人上清华北大。班上有两类人最出名：一类是奥赛大神，捧来省级乃至国家级的奖杯，并因之获得名牌大学的加分或保送资格 ；另一类则是各种旁门奇才，能在艺术节上翻一连串跟头表演中华功夫的，能在歌咏比赛上唱女高音的，再如梁杉这种写得一手好字和好文章的。钱学森班的学生多以数理化取胜，从这个角度而言，每次语文考试都稳定在135分以上的梁杉是其中的异类。

我自然是听说过梁杉的名字的。语文老师曾提到过他几次，因为他考出了140以上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分数。年级还统一复印过一些范文，其中总少不了他的。他的文章有一种超脱于八股套路的气质，行云流水，一笔贯之，写良心、写家国、写理想，从不空洞虚浮，而是溢满真情。

将姓名和这张脸对号入座，源自一次在礼堂举办的讲座。七零八落的区一模后，语文组长带他给高三年级讲卷面书写。各班的座次有三六九等，钱学森班照例坐在前排正中的黄金位置。我们班主任争取了很长时间，才占到一片靠前的区域，不过略偏一些，需要侧头看大屏幕。

礼堂的座椅套着紫红色的天鹅绒套子，很舒服，比教室不知道究竟用了十几年的木头椅子要符合人体工学得多。我原先陷在座位里走神，突然发现台上正示范书写笔画的男生有些眼熟。于是我直起身子，伸长脖子反复确认，终于将他与那天大雨里教学楼门前的男生对应。

过去梁杉的姓名不止一次从我的左耳进入，又从右耳跳出去。我知道他很有才华，可并不觉得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偌大的校园里，我們或许也曾在课间去跑圈、去做课间操的路上擦肩，我可能也注意过他的侧脸。但对平庸的我而言，他是某种遥不可及的存在。我中不溜的成绩、婴儿肥的圆脸和因为高度近视而向外凸出的金鱼一样的眼睛，都在标示：我们从不属于同一个世界。

此时此刻，一切似乎没什么两样。他仍旧沉静地低头写字，说着横竖撇捺、汉字架构，我则坐在台下偏僻的阴影里。扩音器使他的声音变得沙哑，可我突然觉得，一条隐秘的、缕缕缠绕的丝线正在将我们联结。我说不清为什么，也许只是因为一个简单到可笑的理由：这样容易下暴雨的日子，我们都固执地没有带伞。

4

一中的高中楼共四层，文科班在四楼的东侧角落，钱学森班则在二楼的最西头。我借着政治课代表的身份接近他。从第二天起，我改变了送作业往返的轨迹：抱着练习册从四楼下到二楼，然后穿越整条走廊，绕远路到办公楼去。

路过钱学森班时，我会放慢脚步，装作不经意地从后门和前窗向里张望。

我知道了，梁杉的座位在靠近走廊的第四排。他的桌上放着黑色的书立，右侧挂着耐克的灰色书包。他的桌面很整洁，书永远以平齐的姿态摆放。一次我经过时，他们班刚考完数学，他桌上难得地散落着草稿纸。他连使用草稿纸都维持着他写字时的那种条理和严谨，纸上用折痕划分出明显的区域，每个区域都是一行行整齐的字迹，好像它并非用来演算，而是要上交的答题纸一样。

更多的课间他坐在座位上，和前后的人闲聊，或者低头翻杂志，有时是《三联生活周刊》，有时是《收获》。偶尔他也会在走廊上与人打闹，笑着指着别人爆粗口，却意外地不讨人厌。当时我退了一步，想等他们散开再过去，另一个男生注意到我，先让开了，还扯了他一把：“喂，挡人家道了。”

他站到走廊侧边，背靠着墙，转头看了我一眼。我们的视线短暂地交错，然后我便避开眼神，逃也似的走了。

虽然高三学习压力很大，但学校没停掉我们的体育课。周二那节我们班与钱学森班合上，自由活动期间，我跨坐在双杠上，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柳青聊天，一边悄悄往操场上瞟。两个班级临时组了两支队伍打篮球赛，钱学森班那边有梁杉。这让我有些惊讶，平时倒看不出他有什么运动的天赋。他投篮的次数不多，不是显风头的那类，多半时间都在运球和传球，倒也符合他的个性。

政治老师任文科实验班的班主任。一次去领卷子时，我听到钱班的班主任老杨同她聊天。老杨评点了一番班上的尖子生，中间提到梁杉，说他是发挥最稳定的一个，数理化都不至于惊人的好，但总能发挥个90%以上的水准。为了听他讲完这段话，我特意将卷子反复数了三遍。心里生发出某种窃喜，觉得尽管自己只能借着空隙捕捉到生活的片段，对他的了解却能分毫不差。

关于梁杉的零散拼图，就这样渐渐拼凑出完整的样子。我沉浸在这个过程带给我的喜悦和成就感里，仿佛黄金矿工埋头开掘属于自己的矿藏。

5

某个周末，我心血来潮将课桌从里到外收拾了一遍。清洗满是纸屑的书立，擦拭墨迹点点的桌子。然后决心今后哪里拿的东西放回哪里去，让整洁的桌面保持到高考那天。没人觉察到这种变化，但这不妨碍我的开心。我站到教室最后一排远望我干净的桌椅，便觉得离梁杉更近了一些。

做数学作业时我试着将一张A4纸对折，再对折，上演选择填空的排布组合。我将自己想象成他，或者某个与他相像的人，一颗浮躁的心渐渐沉潜下来。我细细将每一道题从头读到尾，画出关键词，抛掉一目十行的糟糕习惯，竟获得了一种沉浸在题海里的状态，暴雨降落仍浑然不觉。

一模过后，高三的节奏陡然加快。卷子雪片一样降落，几乎将我们的头顶淹没。本来就写不完作业的晚自习，还被拿出一两节用来考试或讲解试题。有时我也会讶异于各科老师的精力充沛，他们好像从不会像我们一样显露自己的痛苦和疲倦。平日最没所谓的柳青，课间也不再拉着我跑出去放风了，而是在座位上抄作业的答案，只因为不想熬到后半夜。去食堂吃饭的人越来越少，大家开始自带小卖部的面包，或者旋风一样到食堂买两个包子，装在塑料袋里揣进口袋狂奔回来，一边吃一边背政治导学案。

送作业往返的路程，成了难得的闲暇时刻。但除去刻意拐到钱学森班门外的场合，我再没有机会遇见梁杉。仍会有将不少人困在教学楼里的暴雨，但我的眼神在拥挤的人潮里来回寻觅，却再没见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有时也会在昏天黑地的忙碌中突然恍惚，抬起头眨一眨眼睛，看着坐在讲台上埋头批卷的数学老师，光晕如雾气一样弥散，便摸不清自己内心确切的情感。喜欢他，欣赏他，想接近他，还是想成为他？模仿而来的新细节，新习惯里他的影子，仿佛都在暗示我，其实后者更为贴切。

新一次月考，我的数学成绩突飞猛进。数学老师叫我去办公室，说她对这个成绩并不意外。“有一次你把草稿纸夹在作业里交上来，我打开来看了看。能把演算过程做到这么严谨、这么细致的程度，你不成功，又有谁能成功呢？”

数学老师是班上许多女生的偶像。昏暗阴沉的日子里，一个梳着披肩长发又化着淡妆的漂亮老师总能让人眼前一亮。我垂着头听她讲完，小声说“谢谢老师”，然后夹着卷子离开。穿过小操场去教学楼的路上，我一走一跳，感觉心在空中轻盈地飘浮。

刚到教学楼下，我就听见了老杨批评学生的声音，说的是“别把无知当个性”。到二楼时，好奇心驱使我朝走廊探了探头。

挨呲儿的居然是梁杉。我愣在当场，一时竟忘了挪开脚步。

6

饭圈里有一个术语叫“下头”，形容的是原先对某个明星喜欢得不得了，后来却突然不喜欢了的状态。这一周我对梁杉情感的变化，大抵也可以用这两个字形容。

我从柳青那里了解到事情的經过。钱学森班的语文老师讲到某个人物时，梁杉有不同的看法，阴阳怪气地顶了几句嘴，结果两人吵得不可开交。我问是因为哪个人，柳青耸耸肩，说她也不知道。总之没有绝对的谁对谁错，最后却莫名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境地。

高一时，那位语文老师给我们带过几堂课。那是一个中年女老师，性情温和，声音不大却很镇得住场面。她十分博学，讲课时信手拈来，全凭记忆便能背诵大段的古诗文，我们都对她有点崇拜，觉得不愧是钱班的老师。她和梁杉的冲突让我觉得意外，也让我觉得某种完美的东西在我心底碎裂开了。

原来他也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因为本可以好好解决的问题而和老师大吵的普通人，一个脾气上来了也没法控制情绪的普通人，一个在好字迹好文章的光环之外同样会被老杨教育一番的普通人。这让我想到我的父亲，我一直想要逃离的对象，他总会因为一点小事而大发雷霆，冲我大吼大叫。我不敢和他说话，生怕又做错了什么惹他厌烦。

恍惚了两天后，我不再为经过钱学森班而绕路。

之后我陆续听闻了一些与梁杉相关的信息。有好的，有坏的，说他一向很有个性，却再没像柳青那番话带给我这么大的冲击力。也许打碎完美雕像的第一锤永远是最具破坏性的，再来几锤加剧粉碎的程度，反倒不会给人的心灵带来太多的波澜了。

我扭转了原先生活的节奏，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学习上。可对梁杉的有些模仿却形成了习惯，印刻在一举一动里。细想会觉得难受，不知道要不要改变，心先跳到高处，又掉进谷底。但过了一段时间，再强迫自己面对这转瞬即逝的心理变化，又觉得自己太过可笑。我将太多不切实际的期望和幻想寄托给了梁杉，可他也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拥有很多侧面的不完美的人，他从没有义务承担一个陌生人烂漫的想象。

然后便渐渐释然。我收拾课桌时很平静，写出一张排布整齐的草稿纸时很平静，偶尔想起梁杉这个名字时也很平静。在潮湿的、浮躁的高三里，最后一个月竟成了我最心如止水的时光。

一直这样到了高考那天。

7

高考后第二天就是毕业典礼。第一个环节在大礼堂，照例听几位校领导轮流讲话，高声起哄给各科老师献花，又看了几个王牌社团表演节目。第二个环节在教室，大家忙于合影、填同学录，也有个别格格不入的拿着晚报在教室后排对答案。去操场拍合影时，许多学弟学妹往外面张望，眼神艳羡，这边便更来劲，肆意地扩散着欢乐的气息。

后来我被政治老师喊去帮忙数卷子。想着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参与一中的事了，我答应下来，在政治组办公室忙活许久。再回教室的时候，里面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空荡荡的桌椅上只剩我临走时丢在上面的书包。

走出校门没几步，忽地下雨了。

入夏后许久没再遇上春天那样的暴雨。我学到了梁杉的许多优点，但也保留了他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比如出门没雨就不带伞。我仓皇地跑上陡坡，见路边有家奶茶店，不由分说闯了进去。前脚刚进，后脚便大雨如注。

我没想到过了几分钟，梁杉会推门进来。

他出门的时候比我更不巧一点，但还好用挎包护住了头，没被完全淋成落汤鸡。店员好心递了条毛巾过去，他道谢，接过来抹了几把，擦了擦挎包表面的水，然后点了一杯冰美式。好吧，我也尝试过美式，勉强喝下一杯却搞不懂它和板蓝根有什么区别，从此放弃了，乖乖地点各种香甜的珍珠奶茶。

奶茶店主要供学生外带，店里只有两张桌子。他在左边那张，我在右边这张。坐了一会儿，似乎觉得气氛太过尴尬，他转过头来问：“你也是一中的学生吧？”

“嗯。”我咬着吸管点点头。

“感觉你有点眼熟，”他问，“你是哪个班的？”

“十六班，陈佳霖。”我解释，“我们班在最顶楼的角上，就是有名的海景房，和很多班都没机会打交道。”

“原来是这样，”他自我介绍，“我是梁杉，一班的。”

“我知道，钱班大神啊。”我点点头，“你是名人，每次考完试都能看见你的作文。”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下：“班上大神太多了，我也沒那么厉害。”

“能帮我写行字吗？”短暂的沉默后，我说，“我们都觉得你的字很好看。”

“好啊，没问题。写什么？”

我想了想：“随便什么。”

他在我的同学录上写了一行祝福，又潇洒地写下自己的姓名。我们闲聊了几句，说起共同认识的同学和老师。北城很小，我的初中同学成了他的高中同学。不久，饮品喝完了，雨也停了，我们丢掉塑料杯向外走去，仰头看湛蓝的天空，完全看不出半点方才暴雨的痕迹。

“你往哪个方向走？”

“东城，”我指指马路对面，“你呢？”

“我住西边，”他遗憾地耸耸肩，“不顺路。”

“那好吧，拜拜。”

他挥了挥手：“再见。”

穿过马路后恰好来了辆1路车，我跳上去，刷了卡，透过车窗看见他在站台玩手机。车启动了，他的身影逐渐缩成一个小点，最后在拐弯处消失不见。

午后并非上下班时间，车上没什么人，我抱着书包坐下来。包里的同学录上有许多老师同学美好的祝愿，其中也包括梁杉的。如果在几个月前遇上同样的场合，我一定会心怦怦跳，一定会不知所措，一定会自惭形秽。可现在我很安宁，只有一种微妙的感觉在心底蔓延。这种美好的感觉让我相信，三月底和今天的暴雨都是好事，我从不带伞的糟糕习惯也是一件好事。炽烈的阳光很快将地上那层薄薄的水晒干了，我闭上眼睛，阳光落在我身上。休息一下，我对自己说，毕竟还要将近一个小时才能到家。

编辑/胡雅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