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国有企业在社会经济体系中占据特殊地位， 在经济属性、社会属性上也区别于一般的商事企业。 但现实是研究国有企业财务问题时选择了并不适用的新古典分析范式， 企业财务领域的研究存在重心错位、范式错位和功能错位问题， 导致国有企业财务这一学术领域黯然失色、缺乏创新。 因此， 我国的企业财务研究应关注国有企业， 鼓励研究方法多样性、改造新古典分析范式、保持学术传统与国家传统的一致性， 真正实现财务研究重心回归国有企业。

【关键词】国有企业;企业财务研究;错位;分析范式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1）14-0016-7国有企业;企业财务研究;错位;分析范式

在我国，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及其有别于一般商事企业的特殊财务体系， 决定了国有企业应当成为企业财务研究的重心， 但现实情况却是研究重心明显偏移到了上市公司。 国有企业具有不同于一般商事企业的特殊性质和功能， 決定了国有企业财务研究应当选择不同于研究一般商事企业的学术范式， 但现实情形却是在研究国有企业财务问题时选择了用来研究一般商事企业的新古典分析范式。 企业财务研究领域存在的重心错位、范式错位和功能错位， 导致本该最受财务学界重视的国有企业财务理论和实务体系， 在现实中受到了冷落。 尤其是， 国有企业财务这个本该是中国财务学界最能出彩的学术领域却黯然失色、缺乏创新。 中国式企业财务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要求企业财务研究重点关注国有企业、回归国有企业。

一、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地位

与西方主流财务学理论所设定和研究的一般商事企业不同，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社会经济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1. 国民经济的主导者。 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 主导力量就是国有企业， 2020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收入为632867.7亿元， 占全国GDP的62.29%。 历史地看， 国有企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显著增强。 我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中70%以上是国有企业。 1997年中国大陆只有4家企业上榜， 2001年上榜的中国大陆企业增加到12家， 2008年以来增速加快， 先后超过了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 2020年达到124家， 超越美国（121家）位列第一， 这个历史性跨越背后反映的是国有企业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快速提升。 无论是中央企业还是地方国有企业， 在国民经济和地方经济中都占有绝对优势， 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当之无愧的脊梁。

2. 新历史使命的领军者。 国有企业是新时代历史方位下承担新历史使命的主力军。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新时代对经济发展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 诸如： 应对百年未有之经济大变局; 在技术创新中实现历史性飞跃， 在重塑世界经济结构和竞争格局中占据优势;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化解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等等。 新的使命向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新任务， 在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的过程中， 国有企业无疑要充当先锋队和主力军。

3. 经济改革的推动者。 国有企业是推动改革开放的主要力量。 改革开放40多年， 微观经济改革的主战场就是国有企业改革： 要么是针对国有企业进行的改革， 要么是因国有企业进行的相关改革。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78 ～ 1992年的“放权让利”和承包责任制改革; 第二阶段为1993 ～ 2003年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抓大放小”引入竞争淘汰机制， 提升国有企业的市场效率; 第三阶段为2003 ～ 2012年的国有资本管理和深化产权制度改革; 第四阶段为2013年以来的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 涉及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的改革。 与国有企业相关的改革涉及社会方方面面。 未来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明确， 围绕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与此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中心任务， 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把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资本结构调整优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继续推进供给侧改革、结合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宏观层面的相关制度改革、构建国有企业大监督体系等重点。 围绕国有企业的改革将深层次推动整个经济体系的改革和社会的转型。

4. 宏观经济的调节者。 企业是一个微观组织， 其功能也是微观性的和基础性的， 这是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 人们通常只是把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一视同仁”当作“企业”、当作宏观调控的客体和对象， 而忽视了国有企业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特殊功能。 事实上， 我国的国有企业兼具微观和宏观的双重性质和功能， 既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 又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 国有企业的宏观调控作用不仅体现在自身经营的稳定性上， 也表现在对其他经营主体的外部性影响上， 这种外部性影响的主要表现就是逆周期调节。

国有企业的逆周期调节机制主要有两种： 一是投资稳定机制。 非国有企业的投资通常是顺周期的， 而国有企业由于需满足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会呈现逆周期投资的特征， 并且经济下行压力越大， 逆周期投资强度越大。 此外， 国有企业的逆周期投资作为一种积极的信号传递给非国有企业特别是行业内非国有企业， 有助于稳定行业内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流， 降低非国有企业的顺周期投资强度， 从而达到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稳定经济增长的效果。 二是资金稳定机制。 特别是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资金输送和保障机制。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经济下行压力越大， 非国有中小企业的资金压力越大， 出现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也越大。

关于非国有企业的资金稳定有三种具体方式： 第一， 联动机制。 通过国有企业的增长带动非国有企业营业及现金流的增长。 相关研究证实， 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 国有企业比重提高1个百分点， 行业内非国有企业的现金持有率将上升0.27个百分点， 并且经济下行压力越大， 国有企业的资金链保障效应越大。 当然， 不同类型的企业其资金联动效应也有差别[1] 。 第二， 帮扶机制。 与国有企业相比， 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在资源、资金、技术、管理、员工素质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 极容易受经济下行和金融经济危机的冲击。 实际上， 国有企业对中小民营企业的帮扶是经常性的， 尤其是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乃至出现危机状态时， 帮助非国有企业应对负外部性冲击更具普遍性。 比如在新冠疫情期间， 国有企业大范围地对中小企业减免租金、帮助其快速回笼资金等， 保障民营企业的资金流。 第三， 合作机制。 即国有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的非国有企业合作， 确保产业链的正常运行， 同时也为产业链上的非国有企业提供业务支持。 在经济下行期间特别是危机期间， 市场需求不足、存货积压是普遍的和关键的问题， 国有企业通过扩大采购的方式缓解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压力和资金困难。 从这个意义可以看出， 国有企业对产业链上游非国有企业的影响程度较大。

5. 角力全球市场的领头者。 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实质上是企业间的市场竞争， 大国间的国际竞争则突出表现为其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的角力。 近年来， 中国企业集体崛起， 打破了长期由欧美日跨国公司垄断世界经济的格局， 其中国有企业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 截至2019年底， 我国有2.75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共设立企业4.4万家， 分布在全球188个国家（地区）， 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达7.2万亿美元， 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或存量达2.2万亿美元， 投资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我国在国际竞争中面对的是实力雄厚、规模庞大、经验丰富的西方大型跨国公司， 而能够在国际市场与西方大型跨国垄断公司抗衡的， 除了极少数民营企业， 主要还是大型国有企业， 特别是中央企业。 未来要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培育中国经济的新优势， 在产业链、价值链中占据中高端， 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 还必须主要以国有企业为基础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 形成一批在国际资源配置中能够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军企业， 在全球行业发展中起到引领作用。

6. 社会主义的保障者。 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就是国家所有制。 发展和壮大国有企业， 是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根本保证。 国有经济是共产党的执政之基， 是维护政治稳定的核心力量， 是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坚决拥护者和忠实履行者， 是保障国家政策贯彻落实的主要阵地。 发展和壮大国有企业， 是巩固和增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保证。

二、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性质

西方公司财务学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领域， 保持了与理论经济学一致的逻辑前提和理论传统。 依恃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经济人假说， 主流财务学把企业定义为一个利润最大化的纯粹经济组织， 其唯一的责任就是“为股东赚钱”。 弗里德曼曾分析了纯粹经济组织论提出的三条理由： 一是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 二是促进社会福利是政治机关的责任; 三是让企业承担社会福利责任会动摇自由社会的根基。 除此之外， 笔者认为还有两条公认的理由： 其一， 股东利益与社会福利统一观， 即认为最大限度地为股东赚钱， 就能极大地增进社会福利， 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冲突。 其二， 社会成本为零的假设， 即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函数含有这样一个假设——企业带来的社会副作用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計。

经济人假说是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的杰作， 该假说支撑了自18世纪70年代以来两个半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 至今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足见它的科学价值和无可替代的学术主流地位。 在长达两个半世纪的经济学发展过程中， 对经济人假说的质疑和批评之声不绝于耳。 早在19世纪80年代， 德国的新历史学派就批评经济人假说及以此为前提的古典经济学研究割裂了经济现象与社会现象的依存关系。 其后， 20世纪初法国涂尔干的社会整体理论、20年代德国韦伯的经济社会理论、50年代波兰尼的实体主义经济学都是对以经济人假说为逻辑前提的、非历史化和非社会化的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和突破。 20世纪50年代以后， 对经济人假说和经济组织论的批判之声越来越多， 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这种批判和变革的声音与理论和现实世界之间越来越多的落差相呼应。

伴随对主流思想进行反思、质疑、批评乃至批判而出现的， 是观点多样的有关企业的社会属性的理论丛林， 归纳起来有三类： 一是社会限定论。 其认为企业是一个经济组织， 企业的首要目标是为股东创造财富， 但是企业行为会产生社会影响和后果， 自然也就受社会限制或限定。 社会限定论又进一步分为市场失灵论、社会责任论、弱嵌入性理论、多边制衡理论和工具意义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等。 二是社会组织论。 其将企业解释为一种维护公共关系、追求公共利益的社会组织， 具体又包括非工具意义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的共同所有权理论、社会合约理论等。 其中， 非工具意义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又进一步分为三种理论， 即珍妮特·威廉森的“共同组织论”、约翰·凯的“托管责任论”和以布莱尔为代表的“共同所有权论”。 三是双重契约论。 其认为企业实际上就是一系列经济性和社会性契约的集合体或契约网络[2] 。

不过， 这些解释只是强调了企业的社会嵌入性或社会属性， 并未从逻辑上动摇主流企业理论的基础。 事实上， 主流的企业理论是采用新古典的“市场与企业二分法”建构的， 而按这种范式逻辑， 不管政府和社会对企业有多重要， 也不管公共资本在企业资本结构中的作用如何， 都不可能将政府和社会给现代企业提供的公共资本纳入企业契约框架。 而若要将其纳入企业契约框架， 就必须突破新古典传统和市场与企业二分法， 重新确立“社会—市场—企业”三分模式。 在三分模式下， 政府和社会不只是企业的外部环境因素， 而是通过给企业提供公共性环境资本“内部化”为企业契约的一个组成部分; 企业则是多种资本的契约集合， 其中至少包括股东和债权人提供的财务资本、经理人和员工提供的人力资本、供应商和客户提供的市场资本、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公共资本等， 这些资本都是现代企业生存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资本基础。 这样定义企业， 其契约结构中既包含企业与各种要素市场间的市场合约， 又包含反映企业与社会关系的社会合约， 体现了企业与市场、社会的有机结合。 如此， 既将企业嵌入社会结构之中， 又将社会内化在企业框架之中， 形成企业与社会双向互动与耦合的关系[2] 。

但以上观点仍然都是对一般商事企业的解释， 无法完整解释我国国有企业的性质。 现实地看， 国有企业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 而且是一个政治的、社会的组织， 是具有多重属性和目标函数的“企业”。 此外， 即使是企业都有的经济属性或社会属性， 国有企业的经济属性或社会属性也有其区别于一般商事企业的特有内涵。 因此， 国有企业可谓是特殊企业。

1. 国有企业的经济属性。 国有企业首先是“企业”， 作为“企业”， 经济性是国有企业的内生性特征。 国有企业是经济组织， 但又是不同于一般私人商事企业的特殊经济组织： 第一， 国有企业的经济性不等于营利性。 国有企业是经济组织， 但并非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营利性组织， 有些国有企业的初始定位就不是盈利或主要不是盈利， 这就是“公益类国有企业”。 第二，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效实现方式或组织形式。 在国内经济发展上， 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是公有制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载体和途径; 在国际经济竞争中， 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国有企业可使国家发挥规模经济和集约优势， 实现国家利益。 第三， 由于长期的政企不分和政资不分， 国有企业至今尚未变成真正的经济组织， 这决定了那些用来研究一般商事企业的分析范式， 很难被用于分析这类特殊经济组织。

2. 国有企业的政治属性。 国有企业区别于一般商事企业的最显著特征当属其政治属性。 世界上也许没有第二个国家的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 把党的积极性与国有企业的发展统一起来， 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在国有企业内部， 采用党管企业的模式， 这使得国有企业的政治色彩更加浓重，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 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 只要中国还是共产党执政， 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工人阶级还是领导阶级， 就必须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

第二， 国有企业是党的基层组织的重要载体。 按照党章规定， 党的基层组织应当是依托企业、机关、学校等基层单位设置， 根据工作需要和党员人数， 经上级党组织批准， 分别设立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 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发挥领导作用， 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

第三， 党融入企业经营管理并一体化运作。 其表现有三： 一是多数领导一身二任、双重身份， 比如董事长兼任书记、总经理兼任副书记、高管兼任党委委员等。 二是“双向进入、交叉任职”， 主要是党委（党组）书记、董事长由一人担任， 党委成员通过法定程序分别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 董事会、监事会、经理班子中的党员依照有关规定进入党委会。 三是党组织通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实现党全面融入企业经营管理活动， 且通过决策的“前置研究讨论”程序确保党组织在企业重大决策问题上的“主导”作用。

第四， 增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自主性以及国家能力。 国有企业的存在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重要展现， 也是增强和维护社会主义国家自主性的主导力量。 正是依靠国有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我国的经济独立和国家安全才得到了保障。

3. 国有企业的社会属性。 国有企业的社会属性不同于一般商事企业的社会属性。 一般商事企业的社会属性概念所表达的其实只是企业与社会的关系， 基本含义是： 企业是社会的一类组织， 其行为会产生社会的后果， 因此其应该充当社会人， 怀抱利他主义精神， 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社会属性不改变或不动摇一般商事企业最本质的、内生性的特征——营利性， 企业本性上就是一个营利性组织。 国有企业社会属性的内涵则有不同：

第一， 公益类国有企业。 部分国有企业的初始定位就是社会公益性组织而不是营利性组织。 这部分国有企业名曰“企业”， 实则“事业”， 这就是三类国有企业中的第一类——公益类国有企业。 这类国有企业有六个特征： 一是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 二是产品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 三是在经营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垄断或寡头竞争; 四是定价机制由政府控制， 其自身没有定价权; 五是企业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 可能经常承受政策性的亏损; 六是多采取国有独资所有制形式。 公益类国有企业的存在， 说明国有企业生来就具有承担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充当国家调节经济工具的职能， 这是国有企业的内生性功能或属性。

第二， 非公益类国有企业。 这类国有企业的初始定位虽是营利性组织， 但其与社会的关系更密切， 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更多。 尤其是那些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一类”国有企业， 其生来就要平衡社会目标（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与利润目标， 而非仅追求利润最大化。 即使是被列入“商业二类”的国有企业， 即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 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也多于一般商事企业。 现实地看， 每当国家和人民遇到危难时， 国有企业总是招之即来、不计代价， 冲得上、打得赢。 所以， 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根基和灵魂。

三、企业财务领域的“错位”研究

整体来看， 我国企业财务研究领域至少存在三种错位现象： 重心错位、范式错位和功能错位。

1. 重心錯位。 在我国， 国有企业财务应该成为企业财务研究的重心， 理由至少有三点： 一是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 在社会经济体系中扮演主力军角色; 二是国有企业是特殊性质的企业， 其财务体系也具有特殊性; 三是国有企业财务是最能展示中国企业财务风采、最能体现中国企业财务特色， 因而也应该是最能吸引财务学者眼球、最能让中国财务学家们研究出彩的中国式财务领域。 因此， 国有企业财务有必要也值得作为中国式财务研究的重心并给予高度重视。

但现实情况却是重心偏移了。 时下， 关注国有企业财务、将国有企业财务作为独立研究课题持续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 随处可见的是对上市公司财务问题的研究， 财务研究人员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了上市公司上。 问题是， 上市公司无法取代国有企业的地位。 从经济规模看， 2020年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占GDP比重为62.29%， 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占GDP比重为52.27%， 低了10个百分点; 从上市公司产权性质看， 来自Wind数据库的数据显示， 截至2020年末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共有4191家， 其中国有控股企业1192家， 占比仅为28.4%。

重心偏移式研究错位的形成原因， 一方面是人们对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及其与财务的关系缺乏足够的认知， 另一方面与简单化、单一化的实证范式的盛行有关。 实证研究对数据库的需求和依赖， 引导学术注意力远离国有企业而聚焦上市公司。 笔者无意评论实证研究， 但令人担忧的是， 财务与会计学界对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一边倒”， 近乎100%的年轻学者做实证研究， 学术资源配置和研究领域布局严重失衡。 笔者并不反对实证， 但是， 如果会计学界也能够像社会学界那样， 建立多样化的实证方法体系， 而不是把实证研究简单地等同于数学回归分析模型的应用， 也不至于出现如此严重的学术资源配置失衡和重心偏移。 实际上， 实证主义的创始人， 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始祖孔德曾提出五种实证方法， 即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历史法和数学法[3] 。 此外， 访谈法、案例法、文献法等也常被用于社会学研究。 起始于社会学的实证主义在研究方法选择和应用上是多元的， 而在实证会计领域， 被称为“实证”的唯一形式似乎就是数学化的回归分析。 实证会计领域对实证方法这种简单化和单一化的解读和应用， 导致具有公开数据优势的上市公司受宠， 国有企业因其公开数据劣势而被冷落。 这样的格局长期持续下去， 其后果可想而知。

2. 范式错位。 范式（paradigm）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并系统阐述的。 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在对库恩的范式观进行系统考察后， 将范式概括为三种类型： 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 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 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学术传统或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 它是社会学范式; 三是作为一种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像， 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 笔者的理解是， 这三种类型实质上就是范式的三个层次的结构性要件， 分别可以用思想基础、理论传统和分析工具三个概念表达。 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 在这三个结构性要件的基础上， 可以分离独立出一个新要件——逻辑前提或理论前提。

中国的国有企业财务应该用何种“范式”进行研究， 这是引入美式财务学之初就被忽视并且至今仍未引起应有重视的问题， 以至于在“范式”的选择和应用上出现了严重“错位”现象。 检索国内的相关文献不难发现， 20世纪90年代伴随企业财务改革特别是“两则两制”的出台， 苏式财务向美式财务转型研究迅速成为学术热点， 国内纷纷借鉴西方特别是美式公司财务学， 很少有人有“范式”选择的意识和认知， 也就很少思考和探讨美式公司财务学的研究范式是否适合中国国有企业财务的问题。 不可回避的事实是， 国内学界一直是承袭主流的美式公司财务的研究范式——新古典分析范式， 来展开相关研究的。 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 学界却普遍把国有企业当作一般商事企业， 运用用于研究一般商事企业特别是私有企业的新古典模型来研究特殊的国有企业。 但是， 正如同美国学者理查德·T.德·乔治[4] 在分析美国企业的“非道德性神话”时所指出的： 这一神话“部分地反映同时也部分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 美国的企业根置于美国社会之中， 它所映射的是整个美国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 这一神话反映了自由经济环境下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思想、竞争行为的消极方面、美国人固有思维模式中功利主义的特征”。 当我们借鉴美式公司财务学时， 应该确立的观点是： 美式公司财务学及其研究范式根植于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社会， 是美国式的自由政治体制及自由经济和文化模式的产物。

3. 功能错位。 从功能来看， 财务被分为微观财务与宏观财务， 国有企业财务是微观财务还是宏观财务？ 普遍的观点是， 企业财务就是微观财务。 另有观点认为，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务”本身就是微观性的， 宏观层面不存在“财务”[5] 。 财务或企业财务具有微观性的观点来自美式财务学， 对象是私有企业， 背景是个人主义文化和私有制， 然而我国的国有企业生来就具有宏观性， 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 并且国有企业的宏观调控职能主要是通过稳定行业内非国有企业的资金流和投资流来实现的， 这本身就是财务的问题。 因此， 国有企业财务在性质和功能上具有双重性， 即兼具微观性和宏观性。 中国式国有企业财务的研究， 必须跳出新古典主义的微观财务观， 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上认识和把握国有企业财务。

四、财务研究应回归国有企业

在中国做企业财务的研究， 毫无疑问应当把重心定位或落脚在国有企业财务领域。 而要真正实现财务研究的重心转移， 让财务研究真正回归国有企业， 至少有三点需要关注和讨论：

1. 鼓励研究方法多样化。 实证研究是科学方法之一， 但过度实证、一边倒、实证迷信等现象一旦出现， 就会对国有企业财务研究造成负面影响。 20世纪60年代以来， 社会科学领域流行的观念和做法是： 只要有利于学术创新， 什么方法都可以使用。 引导人们把科研注意力和资源向国有企业转移， 一方面， 要鼓励实证研究方法多元化， 通過对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历史法、数学法、访谈法、案例法、文献法等的多样化使用， 降低学术研究对上市公司数据库的依赖程度; 另一方面， 要大力支持规范研究。 学术研究出现实证“一边倒”的现象也与规范研究“不争气”有一定关系。 笔者的体会是， 好的规范研究必须具备至少四个基础： 一是跨学科的系统化理论基础; 二是相关的实践基础; 三是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四是好的人文科学基础和“文笔”。 现在真正拥有好的规范研究基础的年轻学者越来越少， 这是规范研究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值得说明的是， 打造规范研究的跨学科理论基础主要不是依赖“文章”， 因为文章只是一个“点”， 而理论基础需要一个系统化的“面”。 反观当前的国内财务学研究， 一种奇特的现象是众多学者把“文献”简单地等同于“文章”， 所谓的搜集“文献”也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海内外公开发表的“文章”上， 能够提供系统化理论框架的“书籍”或“著作”， 通常被摆在“文献”的次要位置。 一些过分追求“高大上”的文章作者甚至无视著作所能提供的系统化的知识体系， 而专注于（主要是）英文文章。 笔者无意否定“文章”的文献价值， 但是， 过分依赖“文章”会妨碍理论基础的构造。

2. 改造新古典分析范式。 支撑美式企业财务学、流行于国内财务学界、用于研究一般商事企业的新古典分析范式， 无法用来解释和研究我国国有企业财务问题。 原因如下： ①新古典分析范式的思想基础是新自由主义， 而新自由主义完全不适用于中国问题的研究。 从理论上说， 新自由主义信奉和恪守绝对个人主义、精英主义和自由主义， 追求和固守私有化、商品化和市场化， 强调和坚持三个“否定”， 即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公有制和否定国家干预。 这显然与我国一贯坚持的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和国有经济主导等基本制度格格不入。 ②新古典分析范式的逻辑前提是经济人假说， 依恃经济人假说， 企业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组织， 其目标函数是单一的股东财富最大化。 而国有企业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组织， 其性质和目标结构要比新古典企业更加复杂、多元。 ③新古典分析范式在方法论上坚守“一元观”， 即个体主义方法论， 并且认为其与整体主义对立而放弃整体性分析。 而中国的国有企业不可能不确立整体思维和大局意识， 对国有企业财务问题的研究不可能放弃整体主义方法论。 ④新古典分析范式在技术方法上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模型， 其所涉及的成本与收益只是微观层面的经济性成本与经济性收益。 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既要算“微观账”， 又要算“宏观账”; 既要算“经济账”， 更要算“政治账”和“社会账”。 ⑤运用新古典分析范式研究的企业财务理论的总体特征是“零嵌入性”， 也就是纯粹经济意义或形式主义的财务理论。 而研究中国的国有企业财务理论， 必须将其嵌入中国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之中， 即必须按照“中国式实体主义”的思路来建构中国式国有企业财务理论。

研究中国的国有企业财务问题， 建构中国式国有企业财务理论， 需要构造新的研究范式。 笔者之见， 新的研究范式的基本要件包括：

第一， 思想基础： 中国式国家管制主义。 中国式国家管制主义与西方管制经济学的管制主义不能画上等号。 后者指的是政府管制， 包括经济性管制与社会性管制。 中国对于国有企业的管制实际上包括政党管制、政府管制和出资人（国资委）管制三个方面。

第二， 方法论： “整体—个体”二元观。 鉴于中国长期以来的整体文化传统和中国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 整体主义方法论应当纳入对国有企业及其财务问题的研究范式体系中， 并将其置于优先选择的位置， 探索整体与个体相统一的“二元化”的方法论体系。

第三， 决策模型： 综合成本收益分析模型。 企业的性质决定了企业决策分析模型中成本和收益的内涵及特殊性。 国有企业是具有经济、政治和社会三重属性的特殊企业， 这决定了国有企业财务决策分析中的成本是综合了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和社会成本后的综合成本， 收益也是综合了经济收益、政治收益和社会收益后的综合收益。 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国有企业财务决策分析模型的独特之处。

第四， 理论特征： “政党—社会”双嵌入性。 国有企业是具有三重属性的复合组织， 将其嵌入中国的社会结构之中， 给出中国式现代国有企业及其财务问题的新解释， 以取代“世外桃源”式的零嵌入性的“普世化”的一般解释， 这个问题其实应该能够达成共识而不应该是被质疑和有争议的方法论问题。 需特别强调的是， 研究国有企业财务问题以及定义国有企业的“嵌入性”概念时， 仅有经济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嵌入性”维度是不够的， 还必须增加一个维度——“政党嵌入性”。 “政党—社会”双嵌入， 无疑是对“嵌入性”概念的新解释和新发展， 为研究党建引领、党组织嵌入的国有企业财务模式提供了新的逻辑前提和理论基石， 也为研究中国式现代国有企业财务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范式。

3. 保持学术传统与国家传统的一致性。 时下的企业财务研究， “西化”（主要是“美化”）是一种时尚， 越来越多的学者热衷于搜集美式财务文献、引证美式财务经典、采用美式财务研究范式、争取美式刊物发表。 殊不知， 以美國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有其自身的国家传统， 比如政治上的两党竞争执政和“三权分立”、经济上的私有制和自由竞争、文化上的个人主义等， 这些国家传统促成了特有的美式学术传统， 新古典分析范式就是美式学术传统的精髓之一， 然而其根本就不可以移植到中国用于研究国有企业财务问题。

国家传统实际上就是一国国情。 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必须符合该国国情， 所谓把研究建立在中国大地上， 实际上就是要求学术研究与国家传统相适应。 当今世界两大法系[大陆法系与海洋法系（英美法系）]国家在文化结构、经济特征和理论传统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详见表1）， 学术研究应当体现两大法系的国家传统的差别。 这要求研究人员既要学会鉴别所引证文献的学术传统， 又要熟知和应用中国的学术传统。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1] 陆毅.充分发挥国企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N].经济参考报，2021-05-17.

[2] 李心合.利益相关者财务论——新制度主义与财务学的互动和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1 ～ 451.

[3] 宋林飞.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28 ～ 29.

[4] 理查德·T.德·乔治著.李布译.经济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 ～ 678.

[5] 谢志华.试论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务的微观性[ J].会计研究，1993（6）：10 ～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