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彦　袁继慧

【关  键  词】 “十四五”全民阅读;全民阅读理论;阅读推广技术;阅读推广专业化;阅读文明

【作者单位】张文彦，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袁继慧，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红色图书出版史（1921—2017）”（18BXW044）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24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12.006

2006年由中宣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出的《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成为全民阅读进入国家政策文件体系的开端。15年来，全民阅读从倡导性的概念，向活动、项目、工程、工作、法规、规划、指标等多元体系衍生发展，并在实践中与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教育、公益、新媒体技术等重要领域耦合，形成了一个持续作用于国民阅读的新生态领域。该领域连接着价值观、文化传统、科学研究、技术和资本，内在既有合力又有张力，有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学界的观察、追踪和研判对其良性发展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021年，全民阅读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下文简称《纲要》），成为下一个五年国家发展的纲领性名词之一。站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本文重点考察政策、行业与研究这三种重要力量的互动关系，思考推进我国全民阅读生态体系合理规划、健康发展的方向所在。

一、全民阅读研究的进展与贡献

全民阅读生态体系的存在价值，是为了促进国民阅读，提升国家阅读文明。该体系的健康蓬勃发展，需要有稳定、精准、不断完善的政策保障措施引领，需要有充满活力、优胜劣汰的阅读行业支撑，亦需要有科学严谨的理论方法体系推动，更需要这三方力量的协同融通、互相促进。这里所说的阅读文明，是指全民阅读实践中所凝结的精神、成就和秩序的结晶，代表着国民阅读的水平和品格，是政策、研究和行业三者达成共识的基础，以及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

1.全民阅读研究框架初步建立

本文所说的全民阅读研究框架，是指因国家倡导、技术发展所带来的阅读范式变革[1]，引发众多研究者从阅读学、出版学、图书馆学、传播学、教育学、脑科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取经理论与方法，以国民阅读调查、阅读指标、阅读政策法规、儿童阅读、数字化阅读等研究议题为重心，逐渐建构起的以促进国民阅读为目的的研究框架，体现了研究者们共同的学术兴趣和学术关怀，该框架处于动态演进过程中。该框架是否能够发展决定着能否形成系统完整、逻辑清晰的全民阅读理论体系，目前其建构的途径主要如下：出版界和学术界围绕全民阅读策划出版专著、文集、译著和系列教材;以图书馆学、出版学为主力的报刊或新媒体平台在世界读书日期间、全民阅读重要政策出台之际策划研究专题;举办专题学术会议、研修班，如各类“全民阅读论坛”“全民阅读年会”“全民阅读研究年会”“全民阅读培训班”“阅读推广培训”等;成立专业学术组织，如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韬奋基金会全民阅读促进会等;探讨国家财政或社会各界支持立项的全民阅读相关课题。以上途径为全民阅读研究带来学术声誉，促进研究者们形成学术共同体，研究成果增进了学术、政策、行业的共识与合作。

2.全民阅读研究受到政策显著影响

全民阅读概念在我国的主要传播方式，是以行政力量为中心，通过政策文件、大众媒介和遍布城乡的公益海报向社会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业界和学界获得了“文化资本”。因此，政策变化对学术发表的影响显著。笔者在中国知网总库中以“全民阅读”为主题进行篇名搜索发现，2006年，国家政策的起点，亦是相关研究篇数迅速上升的起点。随着政策文件出台频次、级别的不断提高，相关研究篇数也大幅上升。

2018到2020年，全民阅读的重要部署工作仍在开展，比如立法的调研工作、在深圳召开的全国全民阅读工作经验交流会等，都推动了中宣部《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的出台，以及全民阅读写入《纲要》。中宣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做好2021年全民阅读工作的通知》，标志着全民阅读政策振荡期的结束。从行业发展来看，全民阅读实践持续蓬勃发展的态势，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打造广阔的线上平台，都反映了来自社会需求的驱动。目前，全民阅读领域已经出现了一批核心研究者，他们以之为研究志趣，如聂震宁、徐雁、朱永新、郝振省、王余光等，本身就是該领域的研究奠基者或政策制订参与者。

全民阅读研究框架中出现了若干快速成长的领域，如“阅读推广”“阅读素养”“阅读教育”“儿童阅读”等，以这些关键词为篇名的文章自2006年起大量发表。作者主要来自图书馆学、出版学、教育学等领域，这些专业中研究全民阅读的中坚力量已经出现，他们大多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相关课题的主持人。查询课题库可见，以“阅读推广”为关键词最多，有14项（包括重大项目1项、重点项目3项），此外还有数字阅读、全民阅读、公民阅读、阅读服务、公共阅读、国民阅读、阅读史、阅读行为、社会化阅读、阅读素养、阅读社群、阅读环境、阅读空间、移动阅读、阅读文化、阅读障碍等相关主题。课题项目总体呈现以下趋势：一是聚焦工作重点或疑难，如阅读推广考核机制、激励机制、服务质量和特殊人群等。二是研究领域日渐深耕，研究的读者对象细分为未成年人（如9岁儿童、阅读障碍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等）、大学生、老年人、少数民族居民、农村居民、困难群体等;读物细分为连环画、不同语种内容、优秀传统读物、报刊、经典著作、数字化内容等。

可以预测的是，随着阅读产业、阅读公益事业的繁荣发展，以及实践经验的积累沉淀，全民阅读的研究将趋于稳定发展。

3.全民阅读政策、研究与行业共同推进阅读文明

早期的中共党组织亦可视为一个读书学习组织，伴随着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等先驱对《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倾心阅读、翻译和推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被称为“知识革命”[2]。中国共产党是有着读书基因的学习型政党，各时期的卓越政治家，莫不热爱读书，并致力于著书立说、发展理论，读书学习是组织生活的重要方式。在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能够为大规模推广阅读提供必备条件的今天，在我们这个有着重视读书优良传统的国度，全民阅读理念成为历年全国两会热点词汇，曾有上百名政协委员为其联名提案;《朗读者》《一本好书》《读书等身》等阅读类节目令人瞩目;得到APP、樊登读书会等阅读类商业实体崛起;全民阅读的口号、条幅、活动、书单、项目在学校、机关、企业、社区、公众号等众多微观单元中涌现;建设“书香中国”成为新时代的远景目标，各省市已开始以“书香”为地区全民阅读品牌活动的统一标识，如“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书香上海”“书香江苏”“书香三秦”等，而这些每年定期举办的品牌活动，则集结了社会各界的力量和创意。

全民阅读可视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重要标志性现象，是政策、行业和学术三方理念耦合和实践融合的结果，但融合程度在我国呈现不平衡的态势。政策、行业、学术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会导致其他二者力量的不足，从而使得阅读推广无法实现专业化[3]，全民阅读也就只能口号化、任务化地浮于社会需求的表面。目前看来，东部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发展形势最好，在政策措施完善性、财政投入稳定性、行业与学界的活跃性方面表现突出。例如，深圳的“阅芽计划”之所以能持续性开展，能面向全深圳婴幼儿发放免费“阅芽包”，是深圳市政府、民间基金会、企业与国内多位专家形成高度共识和力量协同的结果。类似的项目、活动和阅读推广组织的形成，也是深圳市全民阅读生态体系相对成熟的表现，是阅读文明所孵化的高效率、高品质产物，是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相匹配的阅读文明。

二、全民阅读生态体系发展视域中亟待加强的研究领域

全民阅读的研究框架紧密镶嵌在全民阅读生态系统之中，生态系统为研究框架延伸、充实提供能量，理论和方法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则调节着生态系统的信息传递和资源配置。全民阅读不仅是人人能够读书，而且还致力于突破性提高国民阅读能力。但我们仅认识到阅读的重要性是不够的，还需要知识和智力的驱动。历史已让我们看到，只有阅读热情但缺乏思辨力和包容力，阅读推广就会形式大于内容。笔者结合《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等政策精神，从全民阅读现实出发，认为以下领域亟须投入更多关注。

1.分众阅读研究

不同的社会环境、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塑造着不同群体的共同阅读文化;阅读是非常个性化的行为，群体阅读文化常常会掩盖个体阅读行为的差异性，全民阅读要求把握共性亦了解个体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民阅读整体能力的提高。例如，对春蕾女童的阅读扶持，我们就要认识到城市春蕾女童家庭贫困者较少，需要的是阅读情感交流、阅读技能提升，而大部分乡村春蕾女童的阅读必要条件尚且不足。目前，学界对儿童、大学生、老年人、农村居民、少数民族居民、流动人口等不同群体的阅读行为进行了大量研究，但“间接性”研究较多，也就是说依托文献资料、问卷调查等中介手段的研究比较多，对一定规模人群和较大数量样本的分析比较多。而需要长期现场观察、走近对象以及参与式的研究相对较少，对社区、村庄、学校、家庭乃至个体的微观案例长期性研究更是不足，这需要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领域研究力量的加入。

2.阅读书目研究

书目推荐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但对于阅读新手来说，具有含金量的书目推荐对提升其阅读能力，帮助其养成阅读习惯具有重要意义。古代具有话语权的往往是统治阶层或知名学者，今天书目推荐则呈现供需两旺的特征，全民阅读所带来的综合心理影响和庞大的出版物市场是其内在动力。政治主题、市场表现、专家认可、读者现实需要、媒体热点往往成为推荐书单的标签，但和读者的真正需求、阅读兴趣之间无法对接的情况也经常存在，不少知名书单也引发了科学性、适宜性的争论。学界尤其要研究那些与大规模、群体性读书活动相关的书目，要将书目的生产与阅读效果联系起来研究，如党员干部书目、中小学生课外书目、阅读商业机构通过客户端或读书会向全国大范围推广的书目等。语言学、脑科学、认知心理学等方面理论与方法已经被应用到儿童中文分级书目研究之中，而传播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机器行动力，能否在不断扩张、复杂的人类知识库中精准鉴别内容，进而增强阅读书目推荐的科学性和适用性，依然需要搭建跨学科的平台进行综合研究。

3.推广效果研究

政府的支持和社会的需求赋予全民阅读生态体系强大的吸引力，如人才、资本、创意聚集等。仅就阅读设施而言，新型阅读空间大量涌现，自动借书机、朗读亭、公共电子阅读屏等新技术设施层出不穷。这些阅读设施与阅读效果之间的关系，不能仅以技术是否先进、操作是否便捷、内容是否丰富等来衡量，技术性或艺术性都不能取代阅读的逻輯。

4.阅读史研究

阅读是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全民阅读则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我们必须了解我国阅读文化的内在结构，汲取古代和异域阅读文化的优点，剔除不利于全民阅读的内容，这就需要推进阅读史研究。目前，众多西方阅读史名作中译本，十卷本《中国阅读通史》已陆续出版。中国共产党阅读史，区域阅读史，中外阅读比较史、交流史，某种或某类读物的阅读史、重要人物或布衣百姓的阅读史，阅读技术史，阅读载体史，图像阅读史，阅读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关系历史等多领域阅读史都在开拓之中。但是，阅读史的推进仍需跨越障碍——其研究不仅要依托读物，还要分析阅读行为和心理，史料获取难度大，如何实现阅读史与书籍史、出版史、文学史之区分，需要本土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创新。

5.全民阅读整体视角下的研究专业化

全民阅读的发表力量主要集中于图书馆学、教育学和出版学三个领域。在全民阅读发展初期，三个领域前瞻性的研究成果有力地促进了全民阅读政策与实践的发展。但随着全民阅读推广主体的多元化、生态体系的复杂化，尤其是大量人力、资本涌入之后，其实践范畴早已超越现有学科边界，阅读业态呈现鲜明的“阅读+”或“+阅读”的趋势，任何单维的学科视角都无法对其现象和逻辑给予完整分析。这需要在全民阅读整体视角下推进理论建设，打破学科隔阂，实现全民阅读研究从框架向专业领域的进化，这也是全民阅读生态体系持续良性发展的前提。

三、“十四五”时期全民阅读生态体系展望

创新生态系统要经过从要素的随机选择到结构化社群的动态演进过程，进而才可形成能够吸纳各种资源、强健有力的生态系统[4]。从“十四五”总体发展趋势看，人民教育、生活水平的提高，媒介技术、文化产业的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创新的需要，都会促使全民阅读实践场域的持续扩大，更多人力和资源将被吸引其中。这就需要政策、学术和行业三者之间深层次的协同共融，尤其要在重点难点工作中建立畅通的信息沟通与合作机制，从而提高推广实践的效率和效果，确保全民阅读生态体系在迅速扩张的态势中真正具备吸纳能力和创新活力。

全民阅读生态体系的迅速扩张，需要有专业力量强有力的引导，这就需要全民阅读尽快从研究框架向专业领域发展，从而协助政府推进全民阅读难题的破解，推动企业参与重点工程建设，并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合。各级政府以立项等方式的引导和社会力量的支持，则能够给予科研人员足够的信心，使之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总体看来，以下几个领域是目前需要合力推进的重点，也是“十四五”时期全民阅读生态体系的强基工程所在。

1.阅读推广案例研究——推动阅读推广技术创新

有效提高国民阅读素养是全民阅读工作的明确目的，因此，全民阅读工作必然需要实用有效的阅读推广方法、技能和手段。从目前情况看，由各级政府、媒体和社会组织推荐评选的大量优秀阅读推广案例，既包括充满活力的阅读推广企业，也包括阅读推广公益组织、优秀阅读推广人，他们是阅读推广技术的创新者和实践者。这些案例大多停留在媒体报道评论层面，有待研究者对其知识、经验和技巧进行总结和提炼。同时，全民阅读实践中也有不少失败案例，以及有一定影响力但存在诸多争议的案例，对其分析有助于进一步界定阅读推广技术的适用范围。

2.农村阅读推广研究——促进阅读均衡发展

农村阅读生态与都市阅读生态往往具有结构性的差别，面向农村的阅读推广实践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效果上都低于城市，研究农村阅读生态，需要认识到教育、传统、价值观、物质基础与阅读行为相互勾连的关系。与农村同样重要的区域是城中村、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区域，因为其整体文化氛围、家庭生活方式和人员的流动性，使其成为城市全民阅读难以覆盖的“孤岛”，这些区域是全民阅读工作的重心和难点。在过去的15年中，阅读公共设施等硬件有了显著提升，但如何配套以有效服务是“十四五”期间需要重点解决的难题。而这里也往往是学术研究和商业力量难以触达的地方，研究者需要积极寻求政府、企业或社会组织搭建桥梁。尤其研究如何将阅读推广作为贫困地区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生态等多重意义“文明生长点”的载体，构建社会化智力资源帮扶机制[5]，真正实现全民阅读的城乡联动，打破物质与认知所造成的区域隔阂。

3.阅读质量研究——提升国民阅读能力

阅读推广的产出不同于制造业，与服务行业类似，具有无形性和高度差异性的特征[6]。全民阅读服务对国民获取知识、增长智慧，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从今天我国倡导的重点阅读内容看，如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读物、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等方面的阅读学习，以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政治、思想、情感认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有益文化，从中汲取智慧。能辨识符合这些要求的读物，并加工出与其相匹配的高品质阅读推广服务，就必然需要该行业具备知识技术密集性、高进入壁垒性等特征[6]，这也是“十四五”期间全民阅读行业的发展方向。学界需要为如何提升阅读服务质量贡献智慧，要从阅读活动、项目的监测评价方面防止公共资源浪费，推动阅读推广相关行业标准、规范的制定，提高阅读推广人培训的知识含量。

4.政策法规效能研究——建设全民阅读制度

有学者提出，当前整体文化行业“软收缩”态势主要可归因于发展方向的模糊、管理和运营方式的滞后。加强我国文化立法，是推动文化创新、扭转困境的最基础、最有力的方式[7]。我国全民阅读的政策法规体系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中宣部印发的《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是全国全民阅读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在11省区5市（江苏、湖北、辽宁、四川、黑龙江、吉林、广东、河南、贵州、宁夏和山西11省区，深圳、石家庄、宁波、烟台和常州5市）颁布并实施全民阅读地方性法规的基础之上，安徽省、青岛市亦开启了阅读立法调研工作。法规制度相对先进的区域，往往拥有全民阅读知名活动品牌，全民阅读影响力也更大。法规政策的地域不均衡性，将进一步加剧各地全民阅读发展的差距，这是“十四五”期间需要重点解决的议题，需要关注的还包括如何制定、宣传和落实法规。

5.阅读推广人力资本研究——加速阅读推广专业化

阅读推广专业化是全民阅读生态体系的内驱力和凝聚力，全民阅读的各种力量都必须具有这种追求专业化的清晰意识。相较于前期的政策文件，《纲要》和《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对阅读推广提出了更为明确的高品质要求，阅读推广行业需要向知识密集型行业转变，这就需要高层次人力资本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匹配[7]。高学历并不意味着对阅读推广专业化的认可和对应技能的掌握，有些依托互联网技术推广阅读的高新企业，其所进行的员工培训、研制的品控报告，更多体现的是商业特征或宽泛的文化产品特征，而在阅读推广专业理念方面却是模糊的甚至缺失的，以至于“阅读+”“+阅读”降维成以阅读为标签或广告的其他商业行为。阅读推广专业化是全民阅读研究的核心问题，不仅决定着全民阅读研究对脑科学、教育学、文学、艺术学、社会学、传播学、营销学等相关知识的吸纳能力，还决定着“十四五”期间政策制定和行业实践的效率，决定着全民阅读生态体系结构的合理性和“书香中国”的建设速度。

全民阅读往昔15年的发展，集结了各种有利于阅读的人、财、物，营建出大型社会阅读“实验室”[1]，各种力量和资源的能动性得以浮现;在未来15年里，站在“十四五”开局之年的我们，需要合力推动全民阅读良好生态体系的建构，让阅讀文明成为全民阅读实践中的核心动力，让阅读成为抵达美好社会的重要载体。

|参考文献|

[1] 张文彦，卢迪. 全民阅读在中国：范式、共同体与变革[J]. 中国编辑，2020（4）：41-46.

[2] 石川祯浩.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 袁广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3]张文彦. 全民阅读立法视域下对阅读推广专业化的思考[J]. 出版广角，2018（12）：6-9.

[4]梅亮，陈劲，刘洋. 创新生态系统：源起、知识演进和理论框架[J]. 科学学研究，2014 （12）：1771-1780.

[5]林淼，苏竣，张雅娴，等. 技术链、产业链和技术创新链：理论分析与政策含义[J]. 科学学研究，2001（4）：28-31+36.

[6]刘志彪. 现代服务业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改革[J]. 南京社会科学，2016（5）：10-15+21.

[7]蔡武进. 文化创新主旨下我国文化立法的价值维度及现实向度[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6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