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青青

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傍晚，《渥太华日报》的晚班编辑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个有浓厚俄国口音的年轻人。他自称伊戈尔·古琴科（Igor Gouzenko），是一位来自苏联大使馆的密码员，隶属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还称身携能够揭露所谓“潜伏苏联间谍”的机密文件。听完这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后，晚班编辑却似乎没什么兴趣，转而建议他应该去找加拿大司法部，而不是来报社求助。实际上，古琴科在来《渥太华日报》前，已经去找过加拿大皇家骑警，但当值的警官却拒绝相信这个情节曲折的故事。当古琴科抵达司法部时依旧吃了闭门羹，因为公务员们已早早下班了。

相较于加拿大方面的“漫不经心”，古琴科为这次叛逃倒是做了精心准备。他花了两周的时间来挑选要提供给加拿大当局的文件，甚至还特意做好标记—把这些文件的角都折弯，因此他在九月五日当天只花了几分钟就能把这多达一百零九份文件以及密码本迅速抽出带走。次日上午，古琴科带着妻子、年幼的儿子以及那些机密文件再次拜访了司法部。时任司法部长路易·圣洛朗（Louis Laurent）起初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变节者”并不表信任，也不打算接纳他和他的家人。在这位加拿大高官看来，此时世界大战刚刚落幕，苏联仍普遍被视为共同对抗“法西斯轴心国”的盟友，贸然接纳一位来历不明的“叛逃者”似乎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不过，此时西方舆论对苏观感已有逐步恶化的征兆。

著名冷战史权威梅尔文·莱弗勒（MelvynLeffler）在其名作《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中将“二战”刚结束的这段时间视为“美苏关系再定位”的关键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