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玮琳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时任美国总统吉拉德·福特（GeraldFord）发表电视讲话，启动美国历史上首次全民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此计划旨在预防一种在美国本土显露端倪的新型猪流感病毒。预防医学专家和联邦政府官员预测，这种病毒可能在当年秋冬季大规模传播，并造成大量死亡。但是通过抢先进行全民疫苗接种，美国将建立起足够强大的免疫屏障，阻挡瘟疫之神的降临。这一计划可谓极具雄心。如此，美国需要在五个月时间内为两亿多人接种。如果该计划成功施行，无疑将成为美国公共卫生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胜利。

然而，预想之中的“猪流感大流行”迟迟未至，相反，疫苗严重副作用的案例却逐渐出现。媒体报道和公众舆论不断发酵，直指这场从未发生的“大流行”是福特总统两年半任期的“一次惨败”。这位在一九七三年“水门事件”中，因沉稳持重而由共和党密歇根州众议员“临危受命”为副总统，旋即因尼克松引咎辞职而“意外”成为总统的政坛宿将，经此一“疫”，在一九七六年秋竞选连任总统失败，职业生涯止步于“一届总统”。

一次本应彪炳史册的伟大公共卫生行动为何最终会一败涂地？究竟是决策和施政的哪些环节上出现了偏差？总统、官僚、科学家、媒体在事件中各自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是大选年的政治考量还是现代预防医学的专业判断塑造了决策者的行动逻辑？如果事件重演，在相同的条件下，其他决策者能否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