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歌扬

引 言

近年来，中国的音乐考古学涌现出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①如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绪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方建军《音乐考古学通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20 年版。但总体看，学界对国外史前音乐考古似未有深入的关注。

史前音乐考古是研究文明之前的人类音乐活动。近些年的考古证据表明，音乐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出现的时间比想象的要早，25 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已有音乐活动。②Mithen, Steven. The Singing Neanderthals: the Origins of Music, Language, Mind and Body. London:Weidenfeld & Nicholson, 2005, p. 233.国外史前音乐考古除了研究史前乐器之外，也研究人类文明的进程，引发诸如史前乐器范畴、音乐定义、语言与音乐孰先孰后、音乐与认知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国外史前音乐研究多学科协作的趋势方兴未艾，在音乐人类学、音乐考古学的基础上，结合心理学、生物学、物理学等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史前音乐研究涉及了人类文明发生的内在动因、生物进化和文明的本质等多个层面。

音乐考古扩展到多学科研究，主要由于距今约5 万年的斯洛文尼亚骨笛的出土，③Ivan Turk. Mousterienska Koscena Piscal in druge najdbe iz Divjih Bab I v Sloveniji （Mousterian Bone Flute and other finds from Divje Babe I Cave site in Slovenia）.Znanstvenoraziskovalni Center Sazu, Ljubljana, Slovenia,1997.从根本上颠覆了音乐是人类文明产物的认知，而成为史前文明研究的显学。各种研讨会频繁举办，极大地促进了音乐起源的研究。仅从1997 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的“音乐起源”，2014 年荷兰洛伦兹的“音乐性认知和生物学”，2014、2015、2017 年分别在马耳他、土耳其和葡萄牙举办的“考古声学”等研讨会有关骨笛的研究成果看，④Henkjan Honing. The Origins of Musicality, The MIT Press, 2018; Nils L. Wallin, Björn Merker and Steven Brown, ed. The Origins of Music, The MIT Press, 2001；Archaeoacoustics: The Archaeology of Sound（ Vol. 1, 2, 3）.音乐考古学的史前音乐研究有一些新方法、新认知，本文对其略做述评，错讹之处，望批评指正。

一、骨笛研究

骨笛是史前文化遗存常见的乐器。考古所见的骨笛遍及各大洲。据剑桥大学的莫利统计，欧洲发现了104 支鸟骨和15 支象牙骨笛，涉及英、法、德、捷克、奥地利、波兰、比利时、瑞士、乌克兰、葡萄牙、西班牙、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克里米亚等国家和地区。⑤Iain Morley. The Prehistory of Music: Human Evolution, Archaeology, and the Origins of Musical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344-406.

20 世纪早期学界对骨笛（包括骨哨）的研究只在考古学的分型、分式和功能方面。如哈兰·史密斯（Harlan Smith）认为，美国肯塔基州梅肯县福克斯农场史前遗址出土的13 件穿孔的骨管，可用于模拟动物叫声、娱乐和仪式。⑥Harlan I. Smith.“ The Prehistoric Ethnology of a Kentucky Site.” Anthrop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6（2）, 1910, pp.172-241. 转引自Katherine Lee Hall Martin. Bone Flutes and Whistles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Eastern North America.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Knoxville Trace: Tennessee Research and Creative Exchange, 1976, p. 132.20 世纪末，由于科学的进步和多学科的融合发展，特别是对斯洛文尼亚迪维巴贝（Divje babe I）洞穴遗址出土骨笛（见封三彩版图1⑦摄影Tomaž Lauko, NMSS，图片引自 Matija Turk,et al.“ The Neanderthal Musical Instrument from Divje Babe l Cave（ Slovenia）: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Discussion,”Applied Science, 2020, 10, p.1226.）的研究，涉及生物、物理、心理学、计算机等学科，相关成果引发了更广泛的思考（如：史前音乐的本质；音乐是否为人类专有；音乐在脑神经和认知心理学方面乃至在文明进程的作用等）。学界对骨笛的研究与其说是研究某件音乐文物，不如说是在探索文明问题。骨笛已成为揭示生物演化和文明发生进程的一把钥匙，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早已超出音乐研究的范围，并促使史前音乐研究的转向，即从更多的维度思考人类文明发展问题。

（一）斯洛文尼亚迪维巴贝骨笛

1995 年，在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的迪维巴贝（Divje babe I）洞穴遗址的第8 层，发现一件幼熊左股骨的骨笛，其时间最初定为4.5 万年前，现定为5—6 万年前。⑧同注⑦。材料发表后，有质疑者认为骨笛的穿孔是食肉动物所致，如剑桥大学的莫利等人⑨Iain Morley.“ Mousterian musicianship? The case of the Divje babe I bone.” Oxford Journal of Archaeology, 25（4）, 2006, pp. 317-333.。发掘者特克（I. Turk）等学者进行了各种试验，综合研究得出的结论为：它是尼安德特人的作品。⑩Toškan Borut.“ Fragments of Ice Age environments Proceedings in Honour of Ivan Turk’s Jubilee.” Jana Horvat.et al, ed. Opera Instituti Archaeologici Sloveniae 21. 该《考古学报》系纪念特克发现骨笛的斯洛文尼亚语和英语的专辑。

据迪维巴贝骨笛的复原研究，骨笛一面至少为3 孔，另一面为1 孔。斯洛文尼亚国家博物馆馆长芭芭拉称用它可以演奏贝多芬的乐曲。笔者听过复原骨笛演奏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音准准确，音幅稳定，音质较好。与河南博物院的贾湖骨笛相比，其声音清晰纯净，中音稳定适中，下行半音滑行流畅，借助小孔和关闭乐器的下端，耳测可获得多种音调，甚至可以成功吹出泛音。目前学界对斯洛文尼亚骨笛进行了“音乐重建”，各学科的相关研究仍在进行，笔者将另撰文详述。

近20 年来，由于基因技术的进步，人们对尼人的认知有了极大的提高，知道现代人和尼人有基因交流，⑪〔瑞典〕斯万特·帕博《尼安德特人》，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但对尼人掌握音乐的证据还是感到震惊。正如学者所言，迪维巴贝骨笛多学科研究表明它在多方面都是唯一的，尼人是能够用优雅艺术（如音乐）来表达的人。⑫Matija Turk, Ljuben Dimkaroski. “Neanderthal flute from Divje babe I: old and new findings.” Fragments of Ice Age environments Proceedings in Honour of Ivan Turk’s Jubilee. Borut Toškan, ed., 2010, p. 263.有关尼人知识的研究，颠覆了此前音乐起源、文明起源的理论。近些年史前文明研究成为国外学界的热点，很大程度就是缘于迪维巴贝骨笛一类史前乐器的发现和研究。

（二）德国霍勒费尔和沃格尔赫德骨笛

德国骨笛的材料发表在《自然》上，初步研究结果认为，该骨笛是距今3.5 万年前尼人的制品。⑬Nicholas J. Conard, Maria Malina, Susanne C.Münzel. “New Flutes Document the Earliest Musical Tradition in Southwestern Germany.” Nature, 24 June, 2009,pp.734-740.2008 年在德国西南部霍勒费尔（Hohle Fels）发现1 支由兀鹫（Gyps fulvus）胫骨制作的笛子，后在沃格尔赫德（Vogelherdin）发现了3 支猛犸象牙制的骨笛残片（见封三彩版图2⑭图片引自注⑬。）。牛津大学和莱布尼茨实验室的测年是4.3—3.5 万年。霍勒费尔洞穴属于奥瑞纳文化（Aurignacian），同期发现有其他人工制品。经检测，骨笛有五个指孔，一端刻有V 形口，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吹孔（mouth-hole）作用。指孔明显是加工而成。研究发现，器表刻有细线，可能用于规范孔间距。这表明制笛者在设计骨笛时考虑了一些因素：也许是为音高/音阶，或为客观的实用性和教学性。⑮Anton Killin. “The Origins of Music: Evidence,Theory, and Prospects.” Music & Science, Vol. 1, 2018.相比斯洛文尼亚的骨笛，霍勒费尔骨笛为尼人制品的结论确凿无疑，因此，学者普遍认为该骨笛是“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音乐制品”⑯同注⑤，第45 页。。

有研究认为，从文化上看，奥瑞纳文化的骨笛“并不直接具有物质生产的经济作用和生育效用，但更广泛地看，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音乐可以为维护更大的族群关系，促进人口和领土的发展做出贡献”⑰N. J. Conard, ed. When Neanderthals and Modern Humans Met. Kerns Verlag, 2006, pp.305–341.。这个看法实际上是说，史前乐器的主要功能不是音乐本身，这也是近些年国外学界的主流看法。

笔者认为，该骨笛的吹奏姿势接近竖吹，所吹奏的乐曲（可能是德国民歌），五声性明显，类似中国徵声调式的民歌，音色温润通透，音质清亮饱满；因在洞穴吹奏，空旷收音，共鸣很好；音乐性能比迪维巴贝骨笛要好很多，推测其能胜任古代和现代乐曲的演奏。

（三）法国伊斯图里茨骨笛

法国发现骨笛的地点较多，有伊斯图里茨（Isturitz）、奥克塞尔哈亚（Oxocelhay）和埃尔贝鲁阿（Erberua）洞穴等。史前骨笛的官网，还介绍了大英博物馆P&EE·克里斯蒂收藏的2 支出自法国多尔多涅省拉罗克（La Roque）和理诺士（Les Roche）约3.2 万年的骨笛。理诺士骨笛有2 孔（见封三彩版图3 左），拉罗克骨笛有5 孔（见封三彩版图3 右）。⑱The Development of Flutes in Europe and Asia,https://www.flutopedia.com/dev_flutes_euroasia.htm.其中以伊斯图里茨骨笛最为重要。

伊斯图里茨是法国著名的考古遗址（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罗马时代），1912—1922 年，帕斯马（Passemard）对其进行发掘。1928—1950 年，圣佩里耶（S. de Saint-Périer）夫妇继续在那里挖掘。1921 年，帕斯马在距今3.2—2.8 万年的奥瑞纳文化地层发现3 个孔的鸟骨残片，将其认定为最古老的笛子。圣佩里耶夫妇发现的穿孔鸟骨距今2—1.7 万年（见封三彩版图4⑲图片引自“Isturitz, Oxocelhaya and Erberua Caves,where many prehistoric flutes were found.” https://www.donsmaps.com/isturitz.html.），这些骨笛出土时多破碎。器物上的孔和许多装饰性刻画使之常被认为是有宗教性的装饰品。基于进步的微痕检测技术，学者倾向于认为，这些从2—8.5 毫米不等的刻画与传递的声音有关，穿孔周边的斜面有助于调节声音的高度。⑳par Dominique Buisson.“ Les flûtes paléolithiques d'isturitz (Pyrénées-Atlantiques). ” de la SOCIÉTÉ PRÉHISTORIQUE FRANÇAISE. 1990 /TOME 87 / 10-12,pp. 420-432.

伊斯图里茨洞穴出土的骨笛数量为欧洲最多，同时伴随大量的艺术品出土，说明该洞穴是旧石器时代居民的仪式场所。有研究认为，骨笛用于一年中特定时间的大型集会，故能集中出土。因此“伊斯图里茨的例子特别重要，它表明了音乐活动在一个地点的重要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个地点一直是大规模社区集会和扩大社会和贸易网络的焦点”[21]同注⑤，第88 页。。

（四）奥地利卡门-加贝拉本骨笛

奥地利发现的史前骨笛、骨哨有6 件之多，其中最受学界关注的是1994 年在奥地利卡门-加贝拉本（Kammern-Grubgraben）出土的3 孔骨笛（见封三彩版图5[22]图片引自Christine Neugebauer-Maresch.“ Kammern-Grubgraben.” Wissenschaftliche Mitteilungen aus dem Niederösterreichischen Landesmuseum. vol. 19, p.115.）。该遗址于1985—1990 年和1993—1994 年，由奥地利科学院的东方和欧洲考古学研究所与科隆大学联合发掘。遗憾的是，领队弗里德里希·布兰特纳（F. Brandtner）在1999年猝死，材料由其他学者整理。[23]Christine Neugebauer-Maresch, et al.“ Kammern-Grubgraben. Neue Erkenntnisse zu den Grabungen 1985—1994.”Archaeologia Austriaca, Band 100, 2016, pp. 225–254.该骨笛由驯鹿胫骨制作，笛身有三个规整、间隔均匀、直径约5 毫米的指孔，末端损坏，碳14 测年为18920±90 BP。

欧洲学者对加贝拉本骨笛有很多的研究，一是因为此前欧洲多见鸟骨骨笛、骨哨；二是由于骨笛末端损坏给学界留下谜团——它是否有进一步修整以改善发声；三是由于其末端的破碎，似乎为斯洛文尼亚迪雅巴贝骨笛是人工制作，而不是动物咬坏提供证据。在佛罗伦萨的“音乐起源”会议上，斯洛文尼亚的特克就以此为据，论证了迪维巴贝骨笛是人工制作的。加贝拉本骨笛由基弗和埃因维格勒（Käfer & Einwögerer）精确复原，演奏时能够产生八度音。

（五）美洲骨笛

美洲史前文明的绝对年代要晚于旧大陆，但北美、中南美洲各史前文明基本上都有骨笛发现。北美从纽约到艾奥瓦州，从田纳西州到纽芬兰的考古遗址，发现了被称为骨笛或口哨的穿孔骨管。20 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至少有12 个州的31 个地点出土了骨笛，碳14 测年为公元前4000—1000 年之间。[24]Martin, Katherine Lee Hall. Bone Flutes and Whistles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Eastern North America.University of Tennessee, Knoxville. Trace: Tennessee Research and Creative Exchange. 1976, p. 70.近些年墨西哥和中南美洲的洪都拉斯、秘鲁都有骨笛被发现，因学术和技术的进步，对它们的研究也较深入，简要介绍如下。

1.墨西哥尤格骨笛

考古材料显示，在公元前1400 年的瓦哈卡山谷遗址就有随葬乐器，陆续有笛子、拨浪鼓和类似埙的陶哨等乐器出土。[25]Santiago Gonzalo Sánchez. “Introduction to the Music Cultures of Ancient Oaxaca: Sound Artifacts in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Music Archaeology: Mesoamerica,the world of music. Vol. 49 (2), 2007, p. 67.莎拉·巴伯（Sarah Barber）2003 年在瓦哈卡山谷尤格（Yugüe）遗址的墓葬中，发现一个青少年的左手拿着一根鹿股骨制成的4孔骨笛。骨笛长25.3 厘米，最窄处直径1.8厘米，最宽处直径5.7 厘米，保存得很差，横向断成3 块，较小的裂片有50 多块（见封三彩版图6[26]图片引自 Sarah B. Barber, et al. “Sounds of Death and Life in Mesoamerica: The Bone Flutes of Ancient Oaxaca.”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vol. 4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94-110.）。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发掘时考古人员并不知道它是乐器，经室内整理后才认出是骨笛，此后经过精心复原发现了更多的信息。

该遗址只是仪式场所，并非政治经济中心，其年代约公元前700—前100 年，属于前古典文化晚期的查卡瓦阶段（Chacahua phase）。该骨笛是已知的古代美洲最古老的完整骨笛之一，尤其是笛身所刻的人物吹奏笛子的形象极具宗教社会学意义。学界认为，中南美洲稍晚的玛雅、阿兹特克文化都以乐器象征天神，乐器在宗教场合的声音被认为是神的“声音”，其源头或在于此。尤格骨笛的图像表明，中南美洲的乐器是强大而神圣的工具，其音乐的目的就是“召唤神灵”，这有很古老的根源。[27]同注[26]。

2.秘鲁卡拉-苏普骨笛

美洲的史前文明最早出现在墨西哥高原、尤卡坦半岛和安第斯山脉地区，两处均有骨笛发现，其中以安第斯山区域秘鲁的卡拉-苏普（Caral-Supe）骨笛为最早。该遗址约150 公顷，于1948 年被保罗·科索克（Paul Kosok）发现，1975 年开始有系统的发掘。该遗址距今约5000 年，被称为美洲最早的城市，200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8]Ruth Shady. “America’s First City? The Case of Late Archaic Caral.”William H. Isbell, ed. Andean Archaeology III,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LLC, 2006, p. 45.

1999 年，秘鲁国立圣马科斯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的露丝·夏迪（Ruth Shady），在一座金字塔下面的圆形剧场，发现了32 根由秃鹰和鹈鹕骨头制作的骨笛和38 根由鹿角和羊驼骨制成的短笛（bugles），骨笛上雕刻了猴子、蛇、秃鹫、老鹰和人像图。随后夏迪等人又对骨笛进行了光谱、音频等详细的科学检测，骨笛的碳14 测年约为2170±90 年[29]“Las flautas de Caral-Supe: aproximaciones al estudio aústicoarqueológico del conjunto de flautas más antiguas de América.” Shady Ruth, ed. La Ciudad Sagrada De Caral-Supe Los orígenes de la civilización andina y la formación del Estado prístino en el antiguo Perú. Proyecto Especial Arqueológico Caral-Supe/INC, 2003, pp.293-300.（见封三彩版图7[30]图片引自：https://slideplayer.es/slide/4343572/.）。

笔者观察复原的卡拉骨笛吹奏，因中间只有一个孔，吹奏时只能用变换口风、按压两端指孔形成音调。其中，高音区徵（G）、宫（C）、商（D）、徵（G）中的小四度与大二度，在进行不同组合后可发出一个双音音程徵（G）、商（D）。音色凄厉，哨声明显，音质较原始。卡拉骨笛的演奏姿态与篪略同，差别只是前者为单孔，须按压两端指孔平举横吹；而后者则为多孔抱吹。

考古发现的史前骨笛很普遍。特勒（Mira Omerzel-Terlep）认为，旧石器时代的骨笛仅是指穿孔的吹管，概念并不清晰。但从音乐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人类自己在管上雕刻，还是自然形成或动物咬的孔洞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骨笛是音乐的载体。骨笛出自人类之手，更确切地说，它是为音乐而作。在当时熊崇拜的环境下，其用途与仪式和萨满有关。[31]Mira Omerzel-Terlep. “Paleolithic Art and Philosophy of the First Sound.” Musicological Annual,XXXIII, Ljubljana, 1997, pp. 24-47.大量数据表明，作为最古老的乐器，几乎所有的旧石器时代的骨笛都与尼安德特人有关，它是音乐早于语言且并非为现代人所独有的证据，其社会功能要大于音乐功能，是探索文明起源非常重要的材料。

二、其他史前乐器

在起源时间上，石器和乐器同样早。两个燧石敲击者在彼此听得见的范围内相互协调敲打出节奏，他们可能就是第一个音乐家，[32]Jeremy Montagu.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Musical Instruments, The Scarecrow Press, UK, 2007. p. 1.正所谓“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人类学的调查发现，印第安平图皮人（Pintupi）“大部分的音乐都依赖于完全没有乐器的打击乐，比如拍手、拍打身体、跺脚；使用的乐器也与大多数土著一样是打击乐器，传统上用两个被称为bilma 的桉树棍”[33]同注⑤，第24 页。。因此，学者除重点研究骨笛之外，也关注能发声的任何物体，如石器、口哨、鼓、钟乳石、鹿角、吼板（bullroarer，亦称飞旋镖、牛吼器、风吼器）、刮板/锉子（scraper/rasps）、蜂鸣器/ 拉哨（Buzzer/whirligig）、贝壳、海螺、哗啷器和拨浪鼓等。

从近年的研究看，音乐如何起源、音乐的性质是什么、音乐与语言的关系等问题，使国外史前音乐考古对痕迹无存、至今未被列入乐器范畴的发声体和环境更为关注，这也是国内史前考古易忽略的地方。

史前空寂环境中的非自然声音（音乐等）是信息，任何发声器物都会被人类使用。史前音乐是故意产生的、有情感的声音。[34]同注[32]，第2 页。因此，国外史前音乐研究，更关注任何产生和传播声音的工具和方法。最早的乐器是石器、棍棒和各种动物的角、牙、骨骼等可打击物，乐器、工具或通讯用具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关键在于声音发生的情景。

（一）吼 板

史蒂芬·费尔德（Steven Feld）指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卡鲁里人（Kaluli）的听觉文化远超视觉文化，他们用声音可以轻易模仿100 多个物种，其声音景观能“把神话、鸟类、哭泣、诗学、歌曲、悲伤、死亡、舞蹈、瀑布、禁忌、悲伤、男性和女性、儿童、食物、分享、义务、表演和再现等都联系起来”[35]Steven Feld. Sound and Sentiment Birds, Weeping,Poetics, and Song in Kaluli Express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 & London, 2012, p. 14.。乌克兰的梅日里奇（Mezhirich）1965 年发现的克罗马农人建造的猛犸象牙屋，有学者近年研究发现，它也是一个音乐综合体，许多骨头上的磨损是打击演奏的结果。[36]S. N. Bibikov. The Oldest Musical Complex Made of Mammoth Bones. Kiev: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cademy of Science, Ukrainian SSR, 1981.1955 年，伯纳德·法格（Bernard Fagg）在尼日利亚的马巴村（Mbar），发现土著敲打巨石用于信号传递和仪式的石鼓。此后考古学家在加拿大、加利福尼亚、巴西、哥伦比亚、印度、泰国、澳大利亚和欧洲大部分地区，也发现了类似的石器，[37]同注[32]，第8 页。一些巨石（如英国的巨石阵）也有音乐功能。

石头是最易使用的发声物，史前人类除了用其敲击发声之外，也用其制作气鸣乐器的——吼板。吼板的材质多样，考古发现最早的吼板出自法国伊斯图里茨旧石器洞穴。从形制看，它有头部穿孔和刻出凹槽便于系绳两种，因能发出低沉、有韵律和节奏的声音，成为仪式中的常见乐器。挪威芬马克郡（Finnmark）的Normannsvika遗址，出土了距今约6500 年的吼板，它的镖头部刻有系绳槽（见封三彩版图8、9）。[38]Gjerdmund Kolltveit. “Classification of Sound,Sound Tools, and Soundscapes.” The Archaeological Society of Finland. 2, 2014, pp. 73-84.

吼板在国内少有报道，或是没有被认出，但在欧洲、非洲、大洋洲、北美洲，以及亚洲的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吼板相关研究也是史前音乐考古的重点。2019 年12月《考古科学》（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上发表的南非南开普敦的一项音乐考古研究值得关注。在当地2 个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发现了1 个吼板（当地称woer woer）和4 个坠饰。经测音研究，其中坠饰的频率范围从55.55—250 赫兹不等，与吼板相当（见封三彩版图10[39]图片引自 Joshua Kumbani, et al. “A functional investigation of southern Cape Later Stone Age artefacts resembling aerophone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Reports, 2019, pp. 693-711.）。结论是，先前被认为是坠饰的骨器，实验证实了早期的假设，即它们会作为气鸣乐器或吼板使用。[40]同注[39]。

坠饰在考古报告中很常见。表1 是南非南开普敦坠饰的数据。测音后，结论是它和音乐有关。国内对石器时代的坠饰或穿孔、有扉棱的较大石器一般很少作史前乐器方向上的思考，这或许是因为发掘者不太了解音乐考古中的音乐远不是音乐厅表演概念，对史前任何可以发声的器物缺乏敏感。上述研究值得借鉴。

表1 坠饰形制数据[42]同注[39]。

（二）刮板/锉子

木、骨或石质的刮板/锉子（scraper/rasps）是史前遗址的常见器物，我国的研究者往往将其归为工具类；国外学者则常常关注它们是否用作体鸣乐器。考古学家惠格（D. Huyge）等人注意到，比利时旧石器时代中期的Schulcn 遗址猛犸象骨骼上有12 个均匀的刻纹，推测可能是人类敲击发声的体鸣乐器。惠格研究了不同时期各种刮板/锉子，列举了不少使用牛角刮板乐器的民族志例子，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法国阿基坦-波尔多博物馆收藏的右手拿牛角刮板的“劳塞尔维纳斯”（Venus of Lausel），不过惠格也强调它们更多是作为信息工具。[41]D. Huyge. “The ‘Venus’ of Laussel in the light of ethnomusicology.” Archeologie in Vlaanderen 1, 1991, pp. 11–18.此外，在意大利的里帕齐（Riparo Mochi）、捷克的佩卡纳（Pekárna）、西班牙拉里埃拉（La Riera）等旧石器洞穴遗址，也发现类似用鹿角制成的刮板用作乐器，碳14 测年从35700—18000 年不等[43]同注⑤，第110 页。（见封三彩版图11[44]法国阿基坦- 波尔多博物馆（Cliché: Musee d'Aq-uitaine，Bordeaux）收藏，详见网址：https://www.donsmaps.com/im-ages33/img_6531lausselcorne.jpg。）。

除了吼板、拉哨、刮板、鼓等石制乐器之外，史前人类从事音乐活动所利用的钟乳石和石窟也是研究热点，尤其为近年兴起的考古声学所关注。前面提到法国伊斯图里茨洞穴的钟乳石就有音乐性能。研究发现，在法国比利牛斯山地区，3 个有绘画的旧石器时代洞穴的声学特性不只是产生共鸣，洞穴中被故意撞击的钟乳石能产生不同的音调。在西班牙的Nerja，葡萄牙的Escoural，法国的Roucador、counac、Pech Merle 和Les Fieux 洞穴，也都发现了洞穴响石（lithophones）与图像相对应的现象。[45]同注⑤，第100 页。发表在《牛津考古学杂志》的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南部的一项岩石声学研究显示，旧石器时代的岩画位置与岩石的声学性能也有密切关系。[46]Margarita Díaz-Andreu, et al. “THE SOUND OF ROCK ART, THE ACOUSTICS OF THE ROCK ART OF SOUTHERN ANDALUSIA (SPAIN) ,” Oxford Journal of Archaeology, 33 (1), 2014, pp.1–18.这些研究对国内史前音乐考古不无借鉴意义。

三、音乐考古研究的发展方向和方法

旧石器时代尼人骨笛等史前乐器在多地的发现，使学界对音乐的本质，音乐与人类进化，音乐与语言，音乐与符号，动物是否有音乐，史前音乐考古是否就是乐器考古等问题展开了跨界讨论，成果也相当丰硕，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外“旧石器时代的音乐考古学通常只是简单地将音乐考古等同于乐器考古”[47]同注⑤，第3 页。的面貌。限于篇幅，这里只论及音乐生物学、考古声学。

在近年国际音乐考古等诸多会议上，音乐生物学是绝对的中心话题。学者有三点共识。第一，音乐起源研究是人类文化行为进化研究的核心。第二，语言进化一直是人类进化研究的中心问题。音乐和语言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处理音乐的神经系统和认知机制与语言相当，涉及人类的声道、大脑、句法和符号的进化，是研究生物进化和文明进化的基础。第三，基因和语言已用作人类迁徙的标记，音乐也有助于研究人类迁徙模式和文化接触史。音乐考古学的兴起，尤其是尼人骨笛的发现，使史前音乐成为迄今尚未开发的人类进化研究的信息来源。[48]L. Nils, et al. “An Introduction to Evolutionary Musicology.” The Origins of Music. 2001, pp. 3-26.

史前智人有音乐的考古证据，颠覆了音乐只是人类文明产物的看法，使瑞典音乐学家尼尔斯·沃林（Nils Lennart Wallin）在20 世纪90 年代才提出的生物音乐学（biomusicology），受到空前关注。沃林在神经生理学和古生物学基础上提出了统一的音乐生物社会文化场（unified bio-sociocultural field）理论。他认为，音乐是创造了一种结构的自然系统。结构的发展和生长方式，与控制有机体生长的过程没有什么不同，只是音乐系统受到比生物系统更复杂的宏观系统的制约，例如，意识流和社会、政治、经济系统。

沃林的基本观点大致是：（1）音乐是大脑功能不对称的结果；（2）听觉的感知过程是分层的、有选择性的；（3）大脑神经网状边缘对音乐刺激的反应是神经元突触的调节机制，以保证系统进化的持久动力和学习；（4）源于其他高等脊椎动物（不仅是非人的灵长类）之音态（sound-gestures）的孑遗，一直活跃于音乐最深层的结构中；（5）发声技术，如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畜牧（herding）文化的传声技术，是古生物的遗留。[49]N. L. Wallin. Biomusicology: Neurophysiological,Neuropsychological and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on the Origins and Purposes of Music. New York: Pendragon Press, 1991.

生物音乐学的出现，给史前音乐考古带来变革，在它的3 个分支——进化音乐学（evolutionary musicology）、神经音乐学（neuromusicology）和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中，前两个分支与史前音乐考古关系最密切，跨学科也多，如动物学、语言学、脑神经学、心理学、民族音乐学和神经科学等，近些年都有大量的成果。

英国学者费奇（W. T. Fitch）比较了人类语言和所谓能唱歌的鸟、鲸等动物，发现“两者之间语言的‘识别特征’（design features）存在着大量的重叠，其差异部分多属语义而非结构因素，表明音乐和语言有着共同的内核”。传统的社会选择理论已不可能解释音乐进化，而音乐生物学则有可能。[50]W. Tecumseh Fitch. “The biology and evolution of music: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gnition, Vol. 100,2006, pp. 173-215.

动物学和脑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音乐和语言的进化在生物进化谱系上，人类和动物的遗传和发育机制有高度的同源性，如鸣禽、哺乳动物与人类一样，都有复杂发声和发声学习能力的FoxP2 基因。但尼人和早期人类的FoxP2 基因，在911 点和977 点有两个突变，而黑猩猩却没有。人类基因的不同之处似乎是同时“装备”了语言和音乐。京都大学灵长类研究所的正孝伸男，通过人类婴儿语言学习与长臂猿“歌唱”行为的研究指出，婴儿早期对音乐和语言认知没有什么区别，“人类独特的音乐能力可能是一种独特的心理模块，语言是从中进化而来的。”[51]Nobuo Masataka, “The origins of language and the evolution of music: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hysics of Life Reviews, 6 (2009), pp. 11–22.这间接说明音乐起源早于语言。

生物音乐学的出现，将史前音乐的研究领域拓展到动物学、语言学、脑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等学科。如研究动物音乐学和人类音乐学之间是否存在连续性问题，研究对象有鸟类、灵长类（恒河猴、黑猩猩、长臂猿等）、鲸类等。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音乐考古学家辛哈·阿罗姆（Simha Arom），在《生物音乐学概论》序言中说：“如果我们能创造出这种连续性，它将是一门科学学科。”[52]Simha Arom. “Prolegomena to a Biomusicology. ”The Origins of Music. p. 27.

事实也是这样，2014 年在荷兰洛伦兹举行的关于生物音乐学的研讨会，基本成了史前音乐跨文化、跨物种、跨领域的研讨会。荷兰艺术与科学学院、阿姆斯特丹大学的音乐认知学教授霍宁（Henkjan Honing）指出：“直到最近，大多数学者还对音乐认知可能有生物学基础的观点持谨慎态度，不相信音乐感知有一个普遍共享的、与生俱来的基础，而把音乐视为一种没有进化史的文化产品，这是过去50 年典型的学术思想。现有的清晰化石记录了骨笛——至少可以追溯到45000 年前的音乐活动。……声乐和打击乐的使用有悠久的历史，考古学只能提供骨质等耐用材料制成的乐器。……至少目前，关于音乐的史前史和起源的明确结论还无法表述。”[53]Honing Henkjan. “Musicality as an Upbeat to Music: Introduction and Research Agenda.” The Origins of Musicality. The MIT Press, 2018, p. 22.

与音乐考古生物学方向比较，考古声学（Archaeoacoustics）方向更多的是物理学等自然学科的研究，并用科技手段重建史前音乐的环境和景观。其研究除特定空间的史前乐器之外，还以确凿的考古证据研究旧石器时代的一切（不是乐器）“发声”物，岩画图像学和古声学、光影幻觉（Phosphenes）是主要的研究内容。许多文明都有岩画，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绘画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如钟乳石发声与绘画图像相关），是催生考古声学的重要基础。此外，欧洲新石器时代的绘画研究也发现它与一定频率的声音相互作用，声音、光影幻觉都可能产生岩画意象。[54]Fernando Coimbra.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The Contribution of Rock Art for Archaeoacoustic Studies.”ARCHAEOACOUSTICS: The Archaeology of Sound.Publication of the 2014 Conference in Malta. pp. 51-58.考古声学更多地涉及自然学科，由于国内史前音乐考古目前似乎还没有类似的研究，似应关注。

另从考古学看，国外的听觉或声学考古学（auditory or acoustic archaeology），与考古声学的研究有重合。它研究洞穴、洞室、教堂和其他人造或自然结构的声学特性，也关注景观或大型建筑的声学。有研究者为了强调音乐学，更喜欢使用“考古音乐学”（archaeomusicology）的术语，有人则使用“古生物学”，强调生物学的方向。其研究也尽量避免“音乐”“乐器”这些非中性的概念，只抓住“声音”本身。[55]参见注[38]。这既有纯科学的意味，也是所谓政治正确的表述，反映国外学界力求客观的态度。

结 语

音乐考古学者库里和基林（Adrian Currie，Anton Killin）说，“音乐”是出了名的难以定义，而且不可能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因为研究发现，音乐特征远非人类所独有，音乐科学的研究需要依靠人类学、音乐学、神经科学、心理学、音乐理论、音乐疗法、社会学、计算机科学、进化生物学、考古学、声学和哲学的研究，他们提出“多元音乐化（Musical pluralism）”[56]Adrian Currie, Anton Killin. “Musical pluralism and the science of music.” European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6 (1) , 2016, pp. 9-30.的概念。基林说，化石证据表明，至少在约80—60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海德堡（heidelbergensis）阶段，现代智人和尼人的祖先在形态上或多或少能够掌握现代人类的发声能力，进化到接近现代人的发声控制。尼人和远古智人都有接近现代声乐的能力。旧石器时代阿舍利（Acheulian）阶段晚期，音乐性作为古人类生活情感或游戏表达的一部分，受到其他新兴文化和行为的影响后，史前音乐以某种形式成为这个时代文化生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导致现代音乐在全球的普遍存在，[57]同注[56]。而这些认知的基础正是史前乐器的跨学科研究。

在人类进化的研究中，巴黎语言学会（socieéde Linguistique de Paris）1866 年下令禁止讨论语言起源，音乐在进化中的作用也自然被忽视。随着史前乐器研究的进展，国外音乐考古由研究乐器的冷门，到成为研究生物进化、揭示史前文明发展的热点，尤其是西方学者正在对音乐起源、音乐定义、乐器功用等都进行了全面检讨。在尼人骨笛和大量欧、亚、非、美洲的史前音乐证据面前，有学者认为：“音乐是一个带有种族中心主义偏见的、有问题的概念。”他们更愿意用“有声工具（sound tools）”指称乐器，用“有意的声音”（intentional sound）代替音乐。[58]同注[38]，第77 页。这种替代不论正确与否，确已反映出史前音乐研究本身已经超出传统音乐的范畴。其中，音乐考古研究的跨学科方式，或许是今后我国音乐考古学的发展方向与研究重点。

中国的音乐考古学，自1978 年曾侯乙编钟发端，已有跨学科研究，但主流仍集中于历史时期的文字、文献、乐器、图像、乐谱等层面，对照国外学界因骨笛研究而兴旺的音乐考古跨学科研究，国内相对滞后，应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