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张爱玲和黄碧云两位文坛重要的作家在不同年代写下的“恋之小说”，不仅成为两人的重要代表作品，更为香港绚丽的都市风景线赋彩。两部关于香港、关于婚姻的小说在有意或无意的相互映照过程中，向读者呈现了香港都市中爱情与婚姻的伤逝悲情与浪漫隐遁的最终结局，阅读呼吸之间苍凉之雾遍被华林。

关键词：张爱玲 黄碧云 清醒 苍凉

香港的情与爱向来都是文学史中的一抹艳色，然而情爱并非总是指向热烈、圆满。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到黄碧云的《盛世恋》，两位与香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港大校友以清醒的目光再次审视婚姻，瓦解婚姻长久以来被赋予的神圣美感，揭露男女情爱中那些难言的暗涌与伤逝，共谱罗曼蒂克的消亡。

一、香港的伤逝

与香港渊源颇深的张爱玲写下了不少香港的苍凉故事，《倾城之恋》便是香港绮丽年华中的一笔。虽然小说题目名曰“倾城”，然非意指这份情缘的惊天动地与缱绻深情，而是以“倾城”为代价成全一对互相算计的俗世夫妻。上海白公馆家的六女儿白流苏离婚之后回到娘家，饱受冷眼。为了争一口气，流苏决心再嫁，通过婚姻完成社会阶级跃迁，于是一心想着嫁人的白流苏和只想要情妇不想要妻子的范柳原开始拉锯。本应你侬我侬的恋爱情节被张爱玲老辣的笔法拆解，穿插进无数的心眼钻营。如果不是香港陷落，两个人的算计与焦灼势必还要延续。正如李欧梵先生所言：“在上海的现实中不能发生的事，特别是关于性和欲望方面的事，都可以在香港发生。”a可以说，战事成全了这对夫妻，香港成全了《倾城之恋》。

20世纪40年代战乱的往事留下无限唏嘘，80年代世纪末的情事也令人感怀。黄碧云接过张爱玲的凉薄，继续书写香港都市中传奇的陷落。女大学生程书静与其老师方国楚无畏世俗的眼光结婚了，然而这只是故事的开头并不是故事的结尾。两人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摩擦，日积月累，这些矛盾摩擦消磨了仅存的爱意，初始热烈高昂的恋歌坠落，被琐碎生活溶解溶尽。恰如作者所写：“太平盛世，个人经历最大的兵荒马乱不外是幻灭。”b

不难发现，两部小说都逆其标题之宏大热烈，一反“倾城”“盛世”，着眼于大世界中的微小个人情感，书写日常的凡俗庸常。两支恋曲都无意于歌颂情之美好，而是借男女情事引出被繁华都市所掩盖的无奈叹息。绮丽香港的爱情故事似乎都无法逃脱伤逝的命运。白流苏和程书静只是香港浮光掠影中的苍凉一角，个人永远要面對幻灭，而香港会永远辉煌，这是残酷的永恒，也是不朽的传奇。正如王德威先生所言：“仿佛唯有召唤香港，爱的传奇，或传奇的失落才得以展开。”c值得注意的是，白流苏和范柳原最终回到了上海，对他们而言香港更像是由上海衍生出来的一个异托邦，在那里有情爱缱绻的可能，而回到上海就是回到精明市井、烟火人间。程书静和方国楚则会继续留在香港，淹没在人群中，淹没在容不下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的太平盛世中。

二、逃离的女子

白流苏和程书静，一个选择结婚，一个选择离婚，看似南辕北辙实则殊途同归，这是她们接受了幻灭，对婚姻不再抱有期望的结果。白流苏对结婚有执念，是因为缺乏谋生技能的她只能将自己当成唯一的筹码去赌，借助男人逃离白公馆，逃离被奚落的处境。程书静选择离婚，是因为她不再需要依靠男人，她完成了从学生到教师的身份转变，而方国楚却日渐堕落，放弃阅读放弃运动放弃理想，她不愿被这样的堕落葬送，因此她选择逃出这个家。这是她们的软弱与坚强，逃离的选择显示了社会的变迁与进步。流苏时期的女性缺乏社会话语权，只能通过“嫁人”这一渠道寻找依附；而程书静是大学生，在毕业之后拥有自己的工作，具备离婚的资本，因此“嫁人”不再是女性唯一的出路。

在两部小说里，逃离不仅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姿态。白流苏永远是纤细的腰，她“上颌起初是圆的，近年来渐渐的尖了，越显得小小的脸，小得可爱。脸庞原是相当的窄，可是眉心很宽。一双娇滴滴，滴滴娇的清水眼”d。程书静也是，知书达理，总是一身素白如莲，眼神温柔而坚定。两位女性角色都符合男性对女性“柔美化”的定义，对应传统男权文化的欲望想象。然而她们都以自己的方式突破了这样的定义和想象，她们是小家碧玉的也是野心勃勃的，是温柔的也是刚烈的。白流苏两次去香港，看起来范柳源是这场角力中的主导，实则白流苏才是掌控情感游戏节奏与走向的一方。如果第一次跳舞还是应范之邀请，那第二次、三次跳舞便是流苏的个人意志在起作用，她要牢牢抓住结婚稻草，即便范柳原本是徐太太介绍给流苏之妹宝络的对象。范柳原当着众人与白流苏亲狎，意欲让她为难，顺势当了他的情妇，流苏立即打定主意返回上海，这才有了范柳原的第二次邀约，也才有了后续的战火情缘。由此可见，温顺的外貌只是白流苏捕获范柳原的手段之一，流苏逃离白公馆、逃离香港的姿态所流露出的是上海女人的精明与骄矜。有论者指出：“《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文本序列中唯一一个逃遁并成功的故事。”e而这完全得异于那场偶然的战争，如果没有这场战争，白流苏会和其他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一样，成为“绣在屏风上的鸟”，永远困于其中，和数不清的罗绸绮恨一起，禁锢、僵死。

程书静的第一次逃离是逃离原生家庭，父母仳离，书静便私自申请去台湾，临行前才告知，即使自己马上要结婚，也只是寄了一张没有回邮地址的卡片给父母，其独立偏执可见一斑。第二次是逃离自己组建的家庭。程书静与方国楚的初始关系是学生与老师，因此方国楚天然占据主导优势，在小说中这样的不对等关系首先是通过阅读这一事项呈现出来的，没有读过韦伯著作的社会系学生程书静在20世纪70年代香港活跃的社会分子方国楚面前显得如此稚嫩无知。随着书静阅读的突飞猛进，渐渐让方国楚感到了压力，只有势均力敌，两人结婚才具备可能。随着程书静的成长与方国楚的堕落，逃离的姿态再一次从书静体内显露出来，她无法解决庸常生活中的矛盾，无法接受所爱之人的沉沦，无法悦纳自己开始下坠的命运轨迹，她内心依然有着向上的志气，因此她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方国楚，逃离了这幻灭的境遇。她虽然恐惧，但是英勇，黄碧云认为：“人只有恐惧了，拒绝了，才会采取这样一个动作，这样一种与社会不合作的姿态，才会逃。” f

两位女性的逃离姿态背后所蕴含的恰恰是她们坚韧的内在生命力，是面对生活的不甘与不屈服，指向雄强、指向坚毅，指向清醒。这两个角色的逃离姿态无疑拓宽了女性审美视野，即便是符合男性凝视的对象也有反凝视或打破凝视的智慧与力量。

三、浪漫的隐遁

罗曼蒂克乃舶来的词汇，是浪漫的音译，意指美好、多情。虽然这个词是舶来词，然而中国文学史中从不缺乏浪漫精神，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到卓文君当垆，从梁鸿孟光举案齐眉到韩凭夫妇死后幻化相思树鸟，浪漫的气质从未断绝。虽然两部小说都书写了香港的情与爱，但作家们笔下的香港不是情爱的世界，不是有情的乐土，在这里我们已经看不到古典文学中爱情书写的缠绵隽永，只有镜花水月终成空的幻灭与虚无。两位作家不遗余力地描写男女之间的情爱细节，并不是为了歌颂缠绵，而是为了铺垫幻灭的结局，越是惊心动魄，结局就越是苍凉。

白流苏费尽心机谋求来的却是无情之情，即使范柳原曾对她说过那么多动人的情话，内里也不含几分真心，即便都是哄骗，结婚后范柳原也不愿再哄骗白流苏了，他要节省自己的精力去哄骗其他女人。白流苏赌赢了这场令人艳羡的婚姻，但赌不到真心。程书静本来和阳光开朗的周祖儿有一段情缘，却还是在方国楚吃醋的争取中一脚迈入了恩爱消磨的婚姻，积怨愈深，婚姻愈危亡，她亲手掐断了情缘，终止了幻滅。两个女子虽然身处不同的时空，也有不同的结局，可她们的孤独与苦楚是相通的，被勾心斗角解构的婚姻与被鸡毛蒜皮戕杀的情爱，这之中是即便燃起浓浓的茉莉香片也无法消弭的苍凉，她们都不是情爱场中的幸存者。

说到底，她们的出路终究还是没有出路的出路。白流苏虽然奋力一拼拉住了范柳原，可是婚后的范柳原依然不改风流，当初浅水湾饭店里的那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成为辛辣的讽刺，流苏还是会孤独地老去。程书静离婚之后也许会遇到一个比方国楚更糟的人，与他结婚生子，可她也必须离婚。毕竟她对方国楚曾有真情，真情容不得敷衍、消耗、摧残。她是清醒刚烈的扬眉女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她必须逃离。对白流苏而言，结婚是一门生计，她不得不勉力维持；对程书静而言，结婚是一次试验，娜拉虽然出走了，却也早已满身伤痕。她们就像两面对峙的镜子，在香港不同的时空之中相互的照影、折射，由此窥见亘古不变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要么没有真心，要么真心一碰就碎，两位优秀的华语女作家以极冷峻、清醒的笔调揭露出婚姻内里的虚无与幻灭，点破现代人无爱的苍凉，勾勒浮华都市里恒久的悲哀，一笔一笔谱写了罗曼蒂克的消亡史。

a 李欧梵：《苍凉与世故：张爱玲的启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0页。

b 王爱松、邵文实主编：《恒久的哀：幽恋的故事》，昆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2页。

c 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1页。

d 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67页。

e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70页。

f颜纯均：《与黄碧云聊天》，《文学世纪》2000年第2期。

作 者： 赵晨，苏州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