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曈

摘 要：作为马克思主义价值叙事体系，“共同价值”表明了其在历史必然中应然出场的叙事缘由、超越西方现代性并重构现代性的叙事实质以及坚持意识形态守正与创新的叙事特征。从“共同价值”产生的叙事缘由来看，在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一体化进程中，“共同价值”的产生顺应了人类相互连接、共同交往的发展要求，并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与伦理正当性的基础上，指引现代性世界协作共进，证明了其出场的必然性与应然性;从叙事实质上来看，“共同价值”超越了西方现代性体系的虚假性与有害性，重构了“合作共赢”的现代性意识、“平等协商”的现代性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方案;从叙事特征来看，“共同价值”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独特优势，即在守正科学意识形态基础上，实现了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世界性创新，解决了意识形态差异与合作发展之间的历史性矛盾。

关键词：“共同价值”;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叙事体系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7-0028-07

价值指引方向，方向决定未来。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1]522“共同价值”顺应世界一体化发展潮流，在超越西方虚假性与剥削性的现代性体系中重构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现代性体系，坚持以人类为主体的共同发展需要，在叙事特质上表现为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守正与意识形态话语世界化表达的独特优势，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价值创新。当前，国际层面意识形态斗争形势依然复杂，做好“共同价值”叙事体系的世界性传播、阐明中国价值方案的科学性与正义性，有利于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进一步破除国际霸权主义，凝聚世界共同发展力量，促进人类共同进步。

一、必然与应然：“共同价值”在世界一体化中产生

人类发展的历史规律证明，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建立普遍交往基础上的真正共同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现实来看，世界一体化发展符合人类整体发展利益，并需要某种共同性原则加以价值规范。“共同价值”坚持从唯物史观出发，在历史动态中凝练具有多样性差异的人类发展的共性需要，并坚守马克思主义正义性要求，超越西方资本霸权逻辑，成为具有科学性与正义性的世界发展的共同性原则，因此在世界一体化的必然性中具有出场的应然性。

（一）必然性：历史走向世界历史需要共同性原则

审视世界一体化进程，自给自足的封闭性生产与生活逐渐瓦解，各个民族与国家逐渐形成普遍交往基础上的密切联系。当今时代正不断朝着马克思所言的“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168的趋向发展。无论是为了获得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效益，或是增强共同抵御全球化重大风险的能力，世界一体化发展都符合人类发展的总体需要。

其一，历史走向世界历史是必然趋势。由于生产技术的发展，人类在从农耕文明步入以工商业为显著特征的近代社会的过程中，每一次前进都伴随着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的世界一体化发展。近代西方工业革命打破了农耕文明自给自足的保守生产方式，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世界普遍交往更为密切与便捷，生产与贸易愈具世界属性，而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不同民族、各個地区之间的文化范式突破了原来地理与经济原因的限制，在世界文化舞台发生各种形式的碰撞。“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3]进入现代社会，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地球村”的现代性特征日益彰显，加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文化、科技等层面的交流符合世界发展利益最大化要求。“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4]由于世界一体化程度加强，得益于分工合作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全球化带来超越局部利益总和的额外价值。同时，由于诸如全球气候与环境、恐怖主义与霸权主义、资源与发展平衡等世界性问题的存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进入共产主义所形成的社会发展共同体，即建立在“自由人联合体”基础上的真正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是对“人的依赖关系”的自然状态和“物的依赖关系”的资本主义状态的历史性辩证超越，其本质上是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422的普遍联系的共同体样态。“每个人”与“一切人”处在普遍联系、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社会关系中，其最终建立的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历史形成世界历史的最终标志。

其二，世界一体化发展需要共同性原则。科技理性成为世界一体化发展的生产推动力，在“改变世界”中发挥着重要的物质变革作用。“改变世界”需要的是科技进步与生产力发展，而关于“构造何种世界”的问题无法单纯依靠工具理性来实现。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阶级来说，“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5]。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需要依靠这种“意识形式”来实现对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指引，从而保证最大程度上的科学性与正义性。否则，如果工具理性脱离价值理性，技术的解放力量反而会成为发展的桎梏。建立在人类主体上的“意识形式”理应是全人类价值趋向的“最大公约数”，在核心层面反映着人作为“现实的人”发展多样性与未来自由全面发展的诉求，亦即表现为一种亨廷顿所言的“共同性原则”，即世界一体化发展需要某种合乎科学发展规律与人类共性价值诉求的“‘共同性原则：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6]。“共同性原则”意在解决工具理性无法触及的价值与伦理规范问题，表现为哲学上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伦理学上的正义关涉问题。鉴于此，既然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历史走向世界历史是必然趋势，没有任何国家与人民能够脱离与世界的普遍联系而实现孤立发展，不同地区的人民的命运紧密关联，休戚与共，在实然性上正在形成某种共同体意识;那么在应然性上，探索一种符合世界历史发展规律、代表人类整体发展需要，并在历史实践中保持开放性与互容性的共同性原则，从而构建科学与正义相统一的价值规范就成为世界一体化在理念层面的必然要求。

（二）应然性：“共同价值”是科学性与正义性的共同性原则

在得出世界需要一体化发展的结论之后，必须考虑世界共性发展中的差异化问题，也就是要解决全球化发展的消退因素即抵抗性矛盾。而“共同价值”就是在人类需要共性价值需求指引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各个地区及人民发展的差异性、需要的差异性，在坚持科学性与正义性的基础上，对人类核心发展诉求的总结与价值规范。

其一，“共同价值”坚持唯物史观的叙事方法，彰显了理论科学性。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活动的主体是“现实的人”，而并非传统哲学所言，表现为精神现象的抽象的人。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出发，人类的历史性活动与精神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由物质生产决定的，即处在一定社会生产力水平中，受到经济、文化、社会条件状况制约，表现出阶级差异、文化差异等各种异质性。因此，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当今人类的发展是“现实的人”发展的集合，即要实现对多样化个性需要的普遍性总结。“现实的人”表征了多样性的差异，但是从根本上来看，主要表现为由经济基础状况决定的社会文化差异与意识形态差异。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指出了当今世界几大文明的冲突，分析了文化差异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与全球合作发展中的制约作用。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669创造历史的能动主体总是在继承一定文化形式与内容的基础上来进行持续的历史实践。受到不同文化影响的群体必然表现出形式各异甚至截然相反的社会文化特征，而从世界范围来看，具有互斥性的文化内容总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人类的共性发展。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并非如“意识形态终结论”所指称的意识形态已经终结，在文化影响日益加深的世界，意识形态冲突也并非让位于文化冲突。基于阶级与国家长期存在的现实状况，阶级意识不同而产生的意识形态差异成为世界一体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特别明显的是，在面对全球疫情与多样化风险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美国通过贸易制裁、政治干涉等多種形式来打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其本质上反映了美国的资本霸权逻辑与冷战思维。解决矛盾的首要问题是认识矛盾，“共同价值”正是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科学辨明了当今世界一体化进程中社会文化差异与意识形态差异两大制约因素，彰显了其理论科学性。

其二，“共同价值”实现了对霸权道路的辩证超越，彰显了伦理正义性。在认识论上把握矛盾的基础上，如何解决好这些矛盾，在超越西方资本霸权与冷战思维的传统逻辑的基础上，克服逆世界一体化因素，成为考验“共同价值”伦理正义性的核心标志。在面对世界一体化进程时，西方意识形态在价值理念上宣扬“普世价值”观，企图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引领世界价值规范。然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内含虚假性与剥削性，其宣扬的民主与自由建立在不平等的阶级压迫关系之上，实质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秩序。而“共同价值”不是推崇某一特定阶级、集团的核心利益，而是在历史动态中把握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需要，从而在正义原则指引下建立起来的核心价值规范。从目的性上看，“普世价值”观在于争取“零和博弈”的剥削性利益，以异己性主体的利益牺牲换来自身的短期发展。而在世界各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代，这种传统的“损人利己”的发展模式是短暂而不可持续的。“共同价值”超越了“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在批判西方资本霸权逻辑的基础上，阐明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和加强世界范围内合作交流的重要性，其本质上追求的是由合作发展带来的“1+1>2”的整体性利益。从伦理正义性角度审视，伦理正义的最终要求在于主体发展的全面正义与彻底正义。“共同价值”剥离阶级狭隘与意识形态偏见，从现实的历史主体——人类出发，充分考虑具有差异性主体发展的多样化需要，体现了发展主体正义实现的全面性;从发展的彻底性来看，西方“弱肉强食”“丛林法则”“零和博弈”的传统霸权逻辑只能通过剥削换得短暂的发展，最终无法实现长久的互利共赢。例如，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争，提高进口关税、制裁中国企业，在短时期内可能获得一定的利益，但是从长远来看，由于合理公正的市场机制与信用机制被破坏，其最终危害性远大于这种短暂性利益。而“共同价值”具有鲜明的发展彻底性，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平等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实现国际长远合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秩序基础。

二、超越与重构：“共同价值”对西方现代性的实质性变革

纵观世界历史，在蒙昧走向启蒙、专制走向民主、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必然性进程中，资产阶级最早由于工业革命的推动，进行了一系列反对封建王权、宗教神权的思想与政治解放运动，并在资本主义贸易大发展的基础上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然而，“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7]。马克思主义深入而系统地批判了建立在对内阶级剥削、对外霸权扩张基础上的西方现代性方案，阐明了其理论错误与实践危害，并从根本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替代的历史命运。当今世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延续传统资本霸权逻辑，极力推行“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试图制造思想混乱，打压异己意识形态，维护资本秩序所谓的“正当性”;固守“丛林法则”“零和博弈”的原则，通过政治干预、经济制裁、军事挑衅等多种方式来维护其西方现代性进程。尤其在2020年全球疫情肆虐的特殊时期，美国由于其资本统治秩序的固有弊端而无法科学有效控制疫情，为了转移国内阶级矛盾、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秩序，进一步加剧全球霸权进程，通过试图榨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当利益来满足西方现代性的非正义性需要。“现代性就是指现代性意识所构建的现代社会的交往体系、社会制度、社会关系、行为模式，以及在它们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并以它们为内核的社会生活模式。”[]“共同价值”顺应世界一体化趋势，突破西方现代性的种种弊端，在发展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全球化时代，回答了如何在坚持真理与价值统一的基础上重构现代社会价值体系与交往模式即现代性之重大问题，科学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现代性体系。

（一）合作共赢：“共同价值”的现代性意识

在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共产主义最终实现的必然性中，历史发展不是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人类无法置身于历史之外而享有特定的正义性价值结果，发展目标的实现必然需要一定思想意识与价值理念的指引。而问题在于人性的基础不是忽视经济、政治、文化、地域等综合性因素的“抽象人性论”，而是建立在历史中不断发展的“现实的人”。以全人类解放为旨趣的无产阶级革命，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引与阶级意识的觉醒，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必然建立在世界普遍联系的基础之上，在此过程中，世界一体化发展与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具有历史耦合性与实践一致性。那么，如何促进共产主义目标的总体性实现与世界一体化进程的有机统一，这是必须回答的时代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在总体性上指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必然”的历史命运，同时也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共产主义实现进程中“两个绝不会”的曲折性与漫长性。在当今时代，虽然西方资本主义仍具有长久的历史生命期，资本主义发生了许多新变化，资本统治秩序得以一定稳固，但是由于在其长久的现代性实践中一直秉承“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作为其现代性意识，因而实践中逐渐显示出其传统“现代性”意识之真理性与正义性的缺失。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少数资产阶级剥削多数无产阶级、西方强国攫取非正当性利益的传统思维正在被历史发展所抛弃，也逐渐失去了世界性人民基础。在民主与自由成为普遍共识的现代性社会，任何“损人利己”的发展理念都是逆时代潮流的旧式“毒瘤”，实现人类共同发展需要、促进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发展，必须寻求符合正义性与科学性要求的现代性意识。

“共同价值”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性升华，在坚持共产主义必然性与阶段性、条件性的基础上，结合世界人民发展实际，提出了超越西方剥削秩序的现代性意识。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9]443“共同价值”集中展现了“合作共赢”的现代性发展意识，强调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推动人类搁置思想偏见，加强务实合作，实现经济共同繁荣基础上的人类自由全面发展。“合作共赢”理念是中国政治正义的世界性升华，符合全人类共同发展要求。“政治正义是政治价值的最高形态，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重要的理论命题和实践命题。”[10]政治正义关涉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的正当性问题，其实质表明了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意识的合法性。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集中反映了人民意志与中华民族总体发展的核心价值要求，超越西方意识形态与政治操控的虚假性与有害性，体现了中国政治正义的崇高境界。中国发展不仅着眼于本国人民的共同进步，更把致力于解决世界性难题、推动全球一体化发展，实现人类解放作为更高追求。中国在长期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征程中充分证明了政治正义对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国家繁荣的重要意义，而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发展环境，中国政治正义需要提供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中国政治正义实现了对西方政治剥削与霸权主义的超越，在国际层面倡导各发展主体的平等关系、挖掘进一步深化发展的合作潜力。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之社会关系的联接。换言之，从自然属性的人类发展到社会属性的人类，进而促进全面发展的人的实现，必然诉诸人的普遍交往基础上的系统性联接，从而为实现人类总体性发展目标提供单个要素简单叠加无法提供的聚集性效益。反之，如果在人的社会联接的必然性中坚持“零和博弈”的霸权理念，必然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对立与利益分裂，将进一步突显发展理念中政治正义缺失的危害性。在此种意义上，“合作共赢”理念根源于中国政治正义，在满足世界一体化发展与人类社会性联接需要的基础上，提供了世界发展的正义性的现代性意识。

（二）平等协商：“共同价值”的现代性秩序

现代性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物质财富的发展、伦理道德的规范、主体自由发展的实现都必须依托一定的秩序基础，而这种秩序如同一种“地基”直接影响着建立其上的现代性交往内容。西方思想家对现代性秩序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启蒙运动”以理性之光批判封建秩序对人性的奴役与摧残，从而使民主与平等之现代性理性精神深入人心，并逐渐构筑了现代性方案的秩序基础。然而，西方“理性”的胜利并没有带来社会秩序深层次的变革，资产阶级以理性之名塑造了新式剥削秩序与霸权逻辑。而随着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端逐渐显现，于是，破除现代性秩序的不平等根源、建立正义的现代性秩序基础，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正义犹如支撑大厦的重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马克思对正义性问题的探讨不仅限于伦理道德方面，更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上揭示了资本逻辑非正义性失败的根源，并重申要坚持人民历史主体地位，从自由平等的社会“共同体”秩序出发建构共产主义的现代性方案。在这种正义体系中，正义问题不是仅仅关涉道德得失的伦理问题，还是容纳道德、制度等有机因素的综合体，在个体层面正义问题关涉德性，在社会层面正义问题关涉制度与秩序问题。“共同价值”的实现主体是全人类，而在国际社会中主要表现为包含不同人类主体的主权国家。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首先要在国际社会秩序层面建立正义性秩序，并通过一系列制度使之得以合法性确立。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资本主义凭借对经济、科技、军事力量的主导，建立了与资本霸权逻辑相符的旧式国际秩序，表现出西方现代性秩序的非正义性特征。

“共同价值”转向实际效益、产生实践力量需要防止资本霸权力量对国际秩序的破坏，从而从全人类主体的统一性出发，构建“平等协商”的新型现代性秩序。“共同价值”坚持马克思主义正义秩序原则，顺应“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必然潮流，从总体性历史主体出发，构建了以“平等协商”为基础的世界现代性秩序。习近平提出，实现“共同价值”，必须“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1]523。世界总体发展目标必须充分考虑各个人类主体、各个主权国家的发展权益，打造平等协商的现代性秩序就是让各个发展主体既能平等参与国际治理与建设、共享发展成果，又能够保证其不受霸权干预而独立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与模式。面对全球性风险与机遇，解决世界性难题、促进共同繁荣，需要构建平等协商的交往秩序。当前，世界范围内防疫问题、气候与生态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经济复苏等世界性问题普遍存在，如果世界依然“奉行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一套逻辑，如果采取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的老一套办法，结果必然是封上了别人的门，也堵上了自己的路，侵蚀的是自己发展的根基，损害的是全人类的未来”[9]434。因此，需要在平等协商的正义性基础之上，寻求多边主义、构筑共建共享开放性合作格局，加强互通互联，充分促进世界范围内各种生產要素的有机结合，以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推动建立世界公道正义的交往体系。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价值”的现代性方案

作为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共同价值”不是仅仅囿于观念层面的思想体系，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140，即在“共同价值”指引之下，促进理论向实践转化，“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9]433。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含世界各国人民命运休戚相关、共生共进的理论内涵，意图在普遍联系与多样性交往的基础上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共同解决世界性难题、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格局。只有构建“价值共同体”才有“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价值”正是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观基础，是实现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构建稳固、健康、有序的世界新型治理格局的重要价值指导。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共同价值”在实践层面提供了超越西方资本霸权的现代性方案，即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升世界多元主体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动性，从而在实践层面真正实现“共同价值”，满足世界发展的共同需要。

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打造新型国际治理框架，满足“共同价值”对主体平等性的实现需要。二战后，以联合国为主导，世界逐渐建立起一系列全球治理组织，为优化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促进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秩序框架。但是，由于疫情大流行、经济复苏乏力、生态环境等全球问题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并且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时常抬头，世界发展亟待完善全球治理格局，打造解决新问题、适应新发展的新型国际治理模式。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凭借其经济与科技的优势，继续推行其“西方中心主义”思想，设置贸易壁垒攫取不当利益，利用强权政治打压外来企业，试图维持其经济与科技的垄断地位，阻碍合理公正的新型国际治理框架的建立与发展。从长远来看，这难以满足世界人民共同发展的长远需要，最终将摧毁其自身发展的根基。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不仅致力于实现中国人民发展的根本利益，更是站在历史潮头，与时代同呼吸，与世界共命运，把实现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作崇高的愿景，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性方案，致力于超越旧式国际秩序，剔除国际治理秩序中非正义性与非合理性的不良因素，尊重世界人民长远发展的历史主体地位，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体系、政治治理格局朝着更加公正与合理的方向发展。

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发展需要，满足“共同价值”对主体发展性的实现需要。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历史从“自然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到共产主义“真正的共同体”的必然趋势，指出了以社会关系的总和为社会性本质的人类在共同体之中发展的必然性与应然性。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现实建构与当代实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促进全人类共同发展、实现共同利益的共产主义担当。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以“共同价值”为指引从而剔除非正当性利益、实现共同利益的世界性总体诉求。一方面，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治理，与世界一道应对全球化风险、解决世界性难题，并通过经济、科技、人才等多样性方式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缩小世界发展差距，充分发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作用。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主体是全人类，世界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发展也必须依靠世界。因此，需要努力推动世界各国积极参与世界共建共治，发挥各自国际作用，填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区域性空白，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突破某一国家与地区的限制，真正发挥多元性主体的历史性作用，从而实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打造互利共赢、有机协调的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模式。

三、守正与创新：“共同价值”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世界性表达

“共同价值”具有超越西方现代性道路的独特优势，即建立在科学性与正义性意识形态基础之上，通过解决意识形态差异与共同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世界层面的创新性表达，为解决意识形态价值差异与探求人类共性价值契合之间的矛盾提供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中国方案。

（一）意识形态守正：“共同价值”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世界性升华

一方面，“共同价值”根源于我国主流意識形态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识形态在结构上具有价值—信仰环节，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中价值—信仰层面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集中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价值引领与倾向的价值体系。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超越资本主义虚假性与有害性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共同价值”坚守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要求与正义性规制，在历史发展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理念，为其在世界层面探索作为历史发展主体之人的不断自我实现提供了科学的意识形态支撑。另一方面，“共同价值”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世界性创新。建立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基础上的“共同价值”汲取了科学性与正义性的要求，并在世界历史的新高度实现了对意识形态价值差异与人类共性价值契合之间矛盾的合理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明显的国家属性与政治属性，同时又具有人类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共性价值需要。“共同价值”通过合理整合其国家与政治的特殊性，保留其中科学性与正义性的一般要求，从“以人民为中心”出发，探索出“以世界共同发展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的世界性表达。因此，“共同价值”在世界维度实现了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创新与升华，表明了中国把致力于世界共同进步当作更高发展要求的意愿与决心，有利于在价值理念层面凝聚世界共同发展共识，从而为其转化为实际力量提供价值与理念指引。

（二）叙事话语创新：“共同价值”有效解决意识形态差异与合作发展之间的矛盾

在世界一体化发展的必然性与和平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对待不同国家之间意识形态差异，从而实现异质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合作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意识形态存在差异的世界中，“共同价值”旨在解决世界差异性发展矛盾，最终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阶级意识的集中表达，在阶级与国家长期存在的历史现实中，意识形态的差异依然长期存在。并且由于西方长期以来秉持“冷战思维”，试图“和平演变”社会主义，打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差异已成为西方打压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观缘由，由此成为世界一体化进程中重要的制约性因素。但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面对世界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必须处理好世界合作发展之促进因素与意识形态差异之制约因素的矛盾，在坚持科学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寻求意识形态差异之中的共同发展诉求，坚持长期意识形态属性坚守与阶段性不同意识形态主体发展的统一，实现人类发展的共同利益。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意识形态与国家、阶级之间的密切联系，指出意识形态本质上是阶级意识的集中化表达，其历史宿命与国家、阶级具有同一性。换言之，在国家与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根本矛盾依然存在的历史境遇中，根源于阶级意识不同与阶级利益划分不同而产生的意识形态差异必然成为世界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然而，意识形态与阶级斗争是一个历史的动态过程，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从发展与辩证的角度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问题。当今时代，物质生产力发展仍不充分，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与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仍需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新的科技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全球性问题带来的世界性挑战已经充分证明，意识形态与阶级斗争不是当前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各国人民应该把合作发展、共同进步当成第一要务。“共同价值”的提出顺应了解决国际关系发展主要矛盾之要求，指出了新时代在保持意识形态价值观差异的基础上寻求人类共性发展诉求的解决之道。“共同价值”的提出不是对意识形态属性的抛弃，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坚持历史眼光，寻求价值共识，坚决反对西方“价值观”外交，充分尊重各个国家主权与发展要求，坚持平等协商、互利共赢，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因意识形态差异而制造的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84.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0.

[6]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379.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44.

[8]王新生.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124.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10]王岩，陈绍辉.政治正义的中国境界[J].中国社会科学，2019（3）∶4-20+204.

[11]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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