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小静

【关键词】 独立董事; 职业背景多元化; 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治理效能

【中图分类号】 F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1）13-0106-07

一、引言

独立董事制度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为了降低管理层干预，提升董事会治理机制的独立性。随之，各国也加快推进了独立董事制度的建设。我国证监会于2001年颁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证监发〔2001〕102号），要求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但长期以来对这项制度安排的治理效应褒贬不一，在新闻报道中关于“花瓶董事”“失声董事”“读不懂的独董”等负面信息铺天盖地，认为独立董事仅仅是迎合了证监会的制度要求，但也不乏既“独立”又“懂事”的正面典型，因此对这一西方“舶来品”在我国的实施还需进一步探讨。基于此，本文拟从“独立董事职业背景多元化”视角探讨其治理效应。

理论上，独立董事制度是两权分离的产物，在委托代理框架下被认为是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制度安排，独立董事可以切断与内部人的经济纽带，保持独立性，提升对管理层的监督治理效应，如Masulis et al.[1]利用外生冲击事件表明独立董事的价值性，当独立董事被分心、参加会议较少时，则公司股票交易和估值会下降，同时并购的盈利性和会计质量也会降低。Nguyen et al.[2]也得出类似结论。早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独立性”方面，并没有得出一致的证据[3]，随后学者们又进一步从其他特性展开研究，如忙碌董事（Busy）[4]、专业董事（Professional）[5]、任职经历和兼职、独董薪酬[6]等方面，有利于从不同视角考察独立董事监督职能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