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胜男 杨 蕊

（哈尔滨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中国古代早期的文学典籍虽然不曾直接明确地提出“意象”这一概念，但关于意象问题的讨论与表述却有悠久的历史，最早出现在《周易》和《庄子》这两部著作中。本文通过研究阿布拉缅科俄译版《诗经》中鸟类意象的翻译，探讨翻译处理中国古代诗歌的方法，通过分析古代诗歌中“意象”翻译的得失，观察其翻译效果如何。

一、“意象”翻译的研究概述

所谓意象，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自身的情感活动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周易》借助卦爻变化所产生的象，来预示现实的祸福凶吉，是更注重“象”的著作。《庄子》一书更注重“意”，认为“言”的目的在得“意”，“言”作为说话的工具只是一种手段，而其目的是“意”。意象概念虽然在中国很早就有所涉及，但它开始走向成熟并引起广泛注意是在较晚的明清时期。与我们现在所认知的“意象”概念相一致的看法到了明代大量出现。袁行霈学者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一书中提到“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1]。诗人们的共识是：意象是诗歌的灵魂，是诗歌表达感情的手段和媒介；因此解读意象是诗歌的关键。

《诗经》中的动物意象比比皆是，很多学者对其出现的次数做过统计，但由于不同的种类划分标准，其数字结果也有所差异。仅仅在篇名中，以动物名直接命名的就有42篇，而有动物名目出现的篇名多达167篇，这体现了动物意象在《诗经》中的重要性。[2]《诗经》动物意象的运用中，鸟意象占据很大一部分。不管是清代学者顾栋高的《毛诗类释》、徐鼎的《毛诗名物图说》，还是孙作云对《诗经》中动物意象的分类研究，尽管分类标准不同，但鸟类意象在动物意象中都是数量最多的意象。

中国人对飞鸟本身有着浓厚的感情。一些学者认为，鸟意象在《诗经》中被大量运用，是由于图腾崇拜。[3]鸟图腾崇拜在原始人的图腾崇拜中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在古籍中也存在一些以鸟类为图腾的氏族。劳动人民对鸟意象不断进行加工、修饰，使《诗经》中鸟意象极其丰富。

二、В.П.Aбраменко 俄译版《诗经》中鸟意象的翻译方法与翻译效果

在包含鸟类意象的诗歌中，有一大部分是与爱情婚姻有关的。中国古代虽是一夫多妻制，但人们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也从未消减。鸳鸯、鹈鹕等鸟类，因为常年与配偶结伴出行，一雌一雄，往往作为爱情的象征出现在《诗经》中。

1.《周南·关雎》

《诗经》国风的开篇《周南·关雎》即取雎鸠声音及形态来表现男子追求女子的相思之情。

原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历代为诗经作注的学者绝大部分都认为雎鸠即鱼鹰。“关关”为鸟的和鸣声。“雎鸠”这一意象在此句俄译本中采用的翻译方法是替换法，使用这种翻译方法的情况通常是某种动物在俄罗斯并不存在，因此译者会选择一种俄罗斯人所熟悉的动物来代替原意象。译者选择替换原来的物象，以此保持原诗的意味。此手段易象存意，用目的语文化中的类似物象来代替原物象。在俄罗斯文化中，утка为母鸭，此处为女性的象征，селезень为公鸭，为男性的象征，两者同时出现在民间诗歌中时是爱情伴侣的象征。这使得关雎这一意象在译文中虽然没有完整重现，但同样给译本读者带去了情感共鸣，让读者明白此句表示情侣之间的爱情。在大多数情况下，译者替换原来的物象，采用以译作读者更为熟悉的取物象替换这一方法；这一方法虽很常见，但物象一旦被更换，原本的意象就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易“象”时可以将原意象换成另一完全不同的意象，或是能够找到目的语文化中的类似物象代替原物象。“雎鸠”这一意象的替换便属于后者，此种方法使译作读者能够把握到原作的某些寓意。尽管由于意象的系统差别，会导致翻译作品中某些原“意”的流失，但在较大程度上保留了原作意思，使读者对意象产生情感的共鸣，也算是较为成功的翻译。

2.《小雅·鸳鸯》

在《诗经》中“鸳鸯”作为一种爱情的象征也常出现。鸳鸯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是爱情鸟，民间更是流传着“只羡鸳鸯不羡仙”的诗句来表现对美好爱情向往之情，寓意情侣相互陪伴，不离不弃。在《小雅·鸳鸯》篇就充分表现出了鸳鸯这一中国意象独特的典型文化内涵。

原文：鸳鸯于飞，毕之罗之。

鸳鸯雌雄同居，相互依靠。俄译本“鸳鸯”一词在此处被翻译为“Мандаринки-уточки”，即作为外来词翻译，此处采用的是文后注释翻译法，解释此意象为爱情的象征。译本中，此处鸳鸯意象仅保留了象本身，意被消亡，需要读者结合文后注释才能体会其意象的含义。《诗经》中的一些鸟的意象，文化渊源较为复杂，“象”和“意”之间的关系更松散，如果在译文中直接呈现出来，译文读者不能从本国的文化角度体会其中的象征意义，因此一般用外来词表示。如鸳鸯意象的翻译，就很难使读者懂得其寓意，这样的翻译虽然保留了原意象，但其寓意不复存在，存象失意，需要在文后对其进行额外注释。

原文：鸳鸯在梁，戢其左翼。

在同一篇章中，“鸳鸯”一词又被翻译为селезень和утка，此处又采用了替换翻译方法。此翻译方法易象存意，让读者通过对公鸭和母鸭作为爱情眷侣的文化背景认识、体会原作品中作者想要表达的幸福婚姻生活。这两个句子虽对“鸳鸯”一词采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但通过上下文及目标语的文化背景知识，相互呼应，向读者传递出所追求美好爱情生活和婚姻生活的主观要求和美好希望，达到了较好的翻译效果。

3.《邶风·燕燕》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燕子也承载着人们对婚姻和爱情的期望。一方面由于燕子双飞的形象特征。燕子是自然界中一夫一妻制的代表动物，一对对燕子一起飞翔，呈现给人们美好的画面，双燕寄相思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除此之外，燕子与春天的微妙关系，也引发人们对爱情的联想。历代的文人都喜欢在爱情作品中使用燕子这一意象，《诗经》也不例外，如《邶风·燕燕》。

原文：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

在这里“燕”被译作为“Ласточка”，此处采用的是直译法。对动物意象翻译而言，用俄语中相对应的动物词汇来表示这一意象，在这里“意”与“象”被和谐地再创造。在俄罗斯燕子这一意象虽与中国有所差异，但也隐含爱情之意，人们甚至用这一词语作为对女人和孩子的昵称。“моя ласточка”即“我亲爱的，我的小燕子”，用来表示情侣家人之间的亲密。这样一来，燕子这一意象被和谐地再创造于译作中。《诗经》中有一些篇节中鸟意象十分鲜明，寓意也较为明确。在翻译中，我们往往容易把握此类意象。比如上文提到的例子，作者用双飞的燕子体现对爱情的追求，翻译时，其意和象均被保留下来，且两者并未分离。译文读者比较容易在两者之间建立关联，存象存意，达到较好的翻译效果。

4.《小雅·鹤鸣》

美刺观念是一种关于诗歌社会功能的表现，最早起源于《毛诗序》对《诗经》的论述。所谓‘美’就是歌颂，‘刺’就是讽刺，作者对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有自己的看法，然后借助诗歌作品等文学载体，或赞扬，或批判，来抒发自己的感想。《诗经》中存在的大量鸟意象也具有承载这一社会功能的作用。

原文：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

《诗经》中的鸟大多以正面形象出现，如“鹤”这一意象。“鹤”这一意象在古人眼中是良禽，是与神仙亲近的神鸟，因而文人墨客都喜欢用鹤来赞美别人，指人拥有高洁美好的品德。此处的鹤也是用来指隐居的贤人，表现招贤纳士的政治主张。俄语中“журавли”一词有与汉语中象征意义相似的地方，它是指“上帝的鸟”，是神圣的鸟，人们对其怀有一种敬畏之情。此处的翻译方法为直译法，但在此处意象被浅化，虽然运用同一“象”，但“意”没有被完整保留下来，失去了原文中用鹤来表示贤良之士的意。此时，译者只在语义层面简单翻译了“象”，而忽视了译文作品中的“意”发生的变化。对于译文读者来说，象和意之间的联系就被分裂，动物意象被浅化或消除，达不到完美的翻译效果，这是意象翻译问题的主要问题之一。

5.《豳风·鸱鸮》

除了大部分以正面形象出现的鸟意象，《诗经》中同样存在以反面形象存在的鸟，如猫头鹰这一鸟意象。《诗经》中明确出现猫头鹰意象的主要有四篇，并且这四篇中的猫头鹰意象都为贬义，大都用来讽喻贪婪凶狠恶人的，如在直接以这一动物意象命名的《鸱鸮》中。

原文：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

这是一首民间创作的寓言诗，也被很多学者认为是我国寓言诗的源头。鸱鸮（猫头鹰）在中国文化中被视为不祥之物，而在这里作为一种猛禽出现，表现出其凶狠、爱欺负弱小的特性。而“Сова”一词在俄罗斯文化中通常是智慧贤明的代表。两国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但联系语境可以体现出猫头鹰作为猛禽对其他弱小鸟类的欺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虽然保留了猫头鹰这一意象，但这一意象背后的文化内涵被消除，仅把意象作为一种叙述描写。在翻译时类似一些意象常被翻译成一组明喻，将其比喻或象征意义当成真实信息加以传达，导致意象被消解而失去原诗的基本精神及内涵，存象而失意，这种情况下，意象只能通过语境及背景才能得到译本读者的理解。

三、结语

文学翻译是翻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翻译我国的经典文学著作，尤其是传统诗歌，是传播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作为经典名著《诗经》有着重要的翻译价值，而意象翻译是诗歌翻译的血脉，鸟意象是《诗经》动物意象中较为详细和重要的意象群之一。译者需要充分了解两国文化背景知识，掌握意象翻译的方法与技巧，拥有较高的知识素养，才能达到理想的翻译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