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时间〕 2021-01-03

〔基金项目〕 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重大突发事件中的群众监督研究”（编号： 2020YJSB175）。

〔作者简介〕 李士芹（1993—），女，山西晋中人，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反对主观主义》（1941年9月19日）、《主观主义的来源》（1941年10月14日）、《不要误解“实事求是”》（1942年4月22日）、《“有的放矢”

及其他——学习杂记》（1942年5月5日）、《学习观念的革新》（1942年5月21日）、《谈讽刺》（1942年5月24日）、《关于唯物论的几段杂记》

（1942年9月17日）、《怎样改造了我们的学习》（1942年12月26日）等。其中，《反对主观主义》一文在1941年9月19日与1941年9月20

日分两部分发表于《解放日报》第三版面，本文主要引用载于1941年9月19日的部分文章。《主观主义的来源》发表后又以《谈主观主义及其

来源》收录于《艾思奇全书》（第三卷）与《艾思奇文集》（第一卷）。

〔摘要〕 在延安学风整顿运动中，艾思奇围绕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精神内核，坚持学理性与政治性相统一、建设性与批判性相统一、知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深入论述主观主义的本质与根源，分析主观主义两种形态及联系，丰富“实事求是”与“有的放矢”的理论内涵，最终提出唯物论性质思想的形成之法。在新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现实化与中国化，坚定无产阶级的立场与为人民做学问的理念，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阐释与宣传。

〔关键词〕 延安时期; 艾思奇; 主观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1）03-0314-09

延安时期的学风整顿运动自1941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始，以中共领袖人物为主导者，延安知识分子为推动者，立足于历史性、实践性与价值性，以真正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去批判和克服当时党内的主观主义学风，并通过深刻剖析主观主义的本质、来源、主要形态、危害与表现，形成了系统的反对主观主义的理论内容与实践措施。其中，艾思奇基于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精神内核与现实整风运动，从1941年9月到1942年12月，艾思奇在《解放日报》上连续发表多篇高水准反对主观主义的理论性文章①。从阐释性的《反对主观主义》开始到经验总结性的《怎样改造了我们的学习》结束，密切配合了当时党内对马列理论学习、宣传以及教育的迫切任务。目前学界大多从宏观层面研究延安时期以艾思奇为代表的延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的历史贡献与现实启示，微观性研究有待进一步开展。2021年是《改造我们的学习》发表80周年，今从微观层面以艾思奇对《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阐释与宣传为研究视角，重温《改造我们的学习》精神内核，回溯80年前以艾思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历史性贡献，推进新发展阶段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有效阐释与宣传。

一、 艾思奇对《改造我们的学习》阐释与宣传的背景分析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动员报告之后，一场自上而下、从内容到形式的彻底的思想革命在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由浅及深地铺展开来。经此，党员在学习马列理论的方法与态度上发生了质的飞跃，开始从“抽象”马克思主义者向“真正”马克思主义者转变。那么，以艾思奇为代表的延安知识分子是在何种背景条件下融入到了这场思想革命运动的潮流中并进一步阐释与宣传《改造我们的学习》的精神内核？

（一） 号召吹响：“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

抗战初期，为解决中国共产党力量不足的问题，毛泽东提出必须自力更生，大力发展中共党员。随之而来新组织、新党员的非布尔什维克化，老组织、老党员的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等问题，促使毛泽东在反思苏维埃运动后期“左”倾错误的同时，也思考如何“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1]602。为此，毛泽东先是发出“全党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2]264的号召，又主笔撰写《实践论》与《矛盾论》两篇哲学文章驳斥教条主义，并在各方面条件相对成熟下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理论任务，开始了全党“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3]533的学习运动。此后一年，从学习内容到学习形式再到学习制度日渐趋于完备，普遍提高了全党的马列理论水平。然而，党员干部学习理论时囫囵吞枣，阐述理论时忽视历史与现实，教授理论时也“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并不能正确做到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逻辑、中国社会特点相结合。毛澤东反复警醒党内同志，中国共产党幼年期重重挫折的主要原因是教条主义，而这场学习运动依旧暴露着这一沉疴旧症。紧接着，皖南事变的惨重损失让毛泽东在思考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之时，对抗战以来的右倾错误也愈加警惕。面对党内同志非“左”即右的思想错误，毛泽东决定来一次彻底的思想革命，解决马列理论如何联系中国社会以及抗战实践的问题。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向党内高级干部提出要“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批判了理论和实际脱离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4]336。毛泽东详列了党员干部在学习方式与态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危害，分析了主观主义与马列主义两种态度，重点揭示了“有的放矢”与“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提出了全党深入地研究周围环境、中国历史以及革命实际问题的现实任务，规定了学风整顿运动的方向与原则，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升到引导中国革命胜利基本规律的高度。

（二） 任务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以鲜明的政治特色、丰富的思想内涵以及生动的语言风格，将中国共产党党员如何改造主观主义学风问题予以准确论述。然而，毛泽东这篇观点鲜明、措辞尖锐的重要讲话，因负责宣传教育的同志没有理解报告深意而未做专门报道，最终没能达到毛泽东预想的动员效果。“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5]640-641。从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召开了旨在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九月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政治局同志的首要业务就是掌握思想教育[4]368。会议决定自当年9月16日起，《解放日报》扩为四版，在报纸的主要内容上增登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相关文章，并积极鼓励广大理论工作者在《解放日报》等刊登文章，解释党的路线政策，介绍自己工作经验。在扩版当天，《解放日报》刊登了由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批判了党在历史与现实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偏向，指出这场思想斗争是“中国的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宣告决战的纪念碑”[6]，是科学的唯物主义政党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社论为反对主观主义学风做了舆论准备。其他如吴黎平的《思想方法上的革命》（1941年9月29日）、莫文的《略谈学风问题》（1941年10月5日）等都侧重从理论上论述主观主义的危害。这期间，艾思奇围绕会议重点在《解放日报》发表《反对主观主义》（1941年9月19日）与《主观主义的来源》（1941年10月14日）两篇文章。在《反对主观主义》一文中，艾思奇以唯物辩证法为理论出发点，分析了主观主义认识论的根源，深化了当时党内高级干部对主观主义的认识。《主观主义的来源》则进一步分析两种主观主义的形态，对当时尚未深入研究的经验主义进行了哲理性思考。其中，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二者关系的深刻论述，在当时大部分人都把注意力集中于反对教条主义问题时，艾思奇的思考视角展示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独特的理论视野。

（三） 偏差纠正：“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并通过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进一步开启了“党在思想上的革命”。针对个别同志因工作经验欠缺而在纠正主观主义学风过程中存在的偏差，毛泽东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4]421。会议决定在改版后的《解放日报》上增设批评与建议栏，诸多纠正整风运动中存在的不良苗头的文章发表，如胡乔木《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1942年4月5日社论）、陆定一《为什么整顿三风是党的思想革命》（1942年5月13日）、彭真《怎样学习二十二个文件》（1942年5月16日）、王子野《真知识与伪知识》（1942年5月28日）、何凯丰《民主集中制》（1942年6月1日）、陈伯达《旧阶级本性的改造》（1942年6月22日）等文章都对《改造我们的学习》做了进一步阐发。在此特殊背景下，艾思奇接连发表了《不要误解“实事求是”》（1942年4月22日）、《“有的放矢”及其他——学习杂记》（1942年5月5日）、《学习观念的革新》（1942年5月21日）、《谈讽刺》（1942年5月24日）、《关于唯物论的几段杂记》（1942年9月17日）、《怎样改造了我们的学习》（1942年12月26日）等文，旨在针对运动中存在的偏差和错误认识，对《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谈到的“有的放矢”与“实事求是”两种马列主义态度做更加全面的解读与宣传，从哲学层面分析问题解决之法。

（四） 时代缩影：一位人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艾思奇对《改造我们的学习》之核心内容的阐释与宣传，是那个特殊时代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作出历史贡献的延安知识分子的缩影。艾思奇是哲学家，因此追求科学与真理。他曾与张东荪、叶青等人展开过“唯物辩证法论战”，捍卫了唯物论基础上的辩证法，坚持了哲学的党派性，并提出“正确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就是辩证法”[7]。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因此追求实践与创新。“辩证法唯物论是最和实践一致的哲学”[8]，他提倡实现理论范式与思维范式的转换，强调哲学的学理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关系，致力理论性哲学向实践性哲学、本本教条向理论创新的转变。艾思奇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化与现实化。上海时期的艾思奇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工作。到达延安后，他以延安新哲学会为依托，围绕着对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在与毛泽东的理论互动中，与诸多志同道合的理论家互鉴中，共同推进新民主主革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中国化发展。艾思奇是无产阶级的、工农大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因此，他研究的哲学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哲学。“知识分子并不是超阶级的，在阶级社会里，知识分子的一切生活行动，任何时候都和一定的阶级利害发生关系”[9]。艾思奇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这一个基本立场和出发点。他编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教材，在抗大任教员，在《解放》《中国文化》《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发表针砭时弊又通俗易懂的哲学文章，不断满足工农大众对提高自身哲学水平的现实需要。

总之，艾思奇紧跟着中共中央整风步伐，从哲学高度配合中央关于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宣传，从实然与应然层面对主观主义做了全面的分析，突出了对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核心内容之政治性、学理性与大众性的阐释与宣传，动员与教育了工农大众，有效配合了这场思想整风运动。对此，我们可以从艾思奇对《改造我们的学习》阐释与宣传的内容之中有所体会。

二、 艾思奇对《改造我们的学习》阐释

与宣传的内容分析

受战争环境严重制约的学习教育条件，再加上党员素质水平的参差不齐，悬浮在表面上的说教不能达到解决思想、彻底转变思想的任务。作为哲学家的艾思奇需要立足于哲学高度，进一步阐释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关于主观主义问题表述，补充毛泽东未言及的其他内容。同时，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需要进一步分析在纠正主观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偏错，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宣傳党的方针政策，配合中共中央反对主观主义的舆论导向。

（一） 辨明：“主观主义”的本质和根源

艾思奇依据《改造我们的学习》的相关表述，进一步辨明了主观主义的本质和根源。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了主观主义的根本在于“理论和实际分离”[10]798，具体表现为忽视现状研究、忽视历史研究、忽视马列主义应用，其实质是党员的“党性不完全”[10]800。但是，对于导致这些问题最本质的深层原因，毛泽东并未做系统论述。为什么说“主观主义”的实质是“党性不全”？关于“党性”问题的系统解答，可参照任弼时在《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中的表述：“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做作标志”[11]340，而体现在党员理论学习方面就是“要充分地掌握与革命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11]341。但再观当时党员在理论的掌握上，“还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论的讲述者”[12]，而不是实际应用者。理论本身的革命性体现在对革命运动实际力量的提供，而抛开理论的实践性与革命性实质上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而这一切的根源，艾思奇进一步揭示到，是因为广大党员干部“没有认真以唯物论的态度来进行研究学习”[12]。人人学马，标榜信马、懂马，却忽视坚持辩证法唯物论这一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这便是犯主观主义错误的根本原因。艾思奇尖锐地指出，并非坚持世界是物质的这一原则，知道唯物论的理论知识、立场和方法，就是唯物主义，一旦立场和方法只作为工具来掌握，也不过是装饰门面的古董，唯物论与唯心论中间并没有隔着铜墙铁壁。真正“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搜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事实材料，包括丰富的中国社会环境和中国历史的规律知识，并运用唯物辩证法从材料的综合分析中总结规律进而指导实践。艾思奇的观点宣传了毛泽东[10]801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的表述：“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

（二） 辨识：党内“主观主义”的两种形态

艾思奇深入辨识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内主观主义的两种形态。主观主义的根源是唯心主义，然而在革命实践中的表现样态却是各有不同。其中，最典型、影响最大的是（书本）教条主义与（狭隘）经验主义。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虽然论述了教条主义的表现与危害，但对经验主义的批判并不充分。在九月会议期间，因会议重点是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对于狭隘经验主义的反思与批判较少。直到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才系统批判了这两种基本形态。可见，艾思奇在《主观主义的来源》一文中对这两种形态的表现、来源及内在联系做了更加细致、系统的理论思考，对当时全面认识主观主义有独树性的理论意义。

艾思奇概括了两种主观主义的表现：书本教条主义“只是凭借教科书上的词句和自己头脑里的杜撰，而不从中国的历史、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丰富的具体知识里去概括”[13]。而狭隘经验主义则是“把一时的，一地的，或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经验夸大，把它看作对于中国革命全过程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把它机械地运用于任何情况”[13]。艾思奇没有简单地停留在概念的辨析上，他进一步指出：“书本的教条主义和狭隘经验主义不是绝对对立的。它们经常地互相渗透”[13]。教条主义者从经验主义者那里获得片面经验的材料作为公式的“例证”，经验主义者则从教条主义者那里引用装饰它固陋见闻的文句，以此壮大彼此的声势，结果必然是主观主义。艾思奇的这番分析直指当时一些高级干部的错误认识，极大配合了中央的政策路线。然而，揭示两种主观主义的表现和内在联系远不足以说明问题，必须挖掘问题的来源。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了忽视革命现状与中国历史的研究、忽视马列理论具体应用是教条主义问题所在，后来在九月会议上，他又补充分析，教条主义主要是党内“左”的传统、苏联的德波林、以及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影响的结果。对此，艾思奇非常赞同并加以宣传。在《主观主义的来源》中，艾思奇[13]进一步阐释毛泽东这一认识，并补充道：“狭隘经验的主观主义，是农村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反映。”除此之外，艾思奇还从哲学高度对两种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展开了批判，教条主义脱离了与一定的现实事物具体条件之间的联系;狭隘经验主义则夸大地把某一部分看作整体，甚至绝对化地排斥一切具体联系。艾思奇[13]得出结论：“主观主义（也就是唯心论），是和形而上学分不开的。”总之，艾思奇从毛泽东的论述出发，结合当下理论任务，从唯物辩证法角度对主观主义的本质、来源、形态做了深入分析和高度总结，给当时广大干部和党员思想方法的改造提供了哲学原则的参照。

（三） 辨正：“实事求是”与“有的放矢”

艾思奇从毛泽东的相关论述出发深入细致地辨正了“实事求是”与“有的放矢”的真正内涵，并在阐释的基础上，做到了将“实事求是”与“有的放矢”的真正内涵宣传给广大工农群众。既然主观主义的实质是唯心论，那么，问题的解决之道就是要使思想进入唯物论轨道。但党内绝大数同志对自己是否真正具备唯物论思想认识不清，他们误以为自身行动的出發点是基于唯物论的，误以为自己能在谈及唯物论时引经据典解释命题，面对革命问题能做出一些经验性总结，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如张闻天[14]318-319后来在《出发归来记》中所言：“在过去，我从未怀疑过我是一个唯物论者（我主要是指历史唯物论），因为我觉得，既然我已经承认了马列主义关于唯物论的一切原则，我当然是唯物论者无疑了”。因此，一些党员陷入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泥沼而不自知。面对如何克服思想上的唯心主义，许多党员粗暴地将“实事求是”等同于罗列事例，指摘他人在工作生活中的枝节零碎，孤立看待他人的缺点和过失，从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夸大事实，误认了思想斗争的目标。在艾思奇看来，这些做法不过是以新形式主观主义来反对旧样式主观主义，违背了中央精神，误解了“实事求是”的真谛。

只有破除思想的藩篱，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辩证法的唯物论者，不是就事实找事实，而是必须从事实中求出它的“是”。“‘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10]801。艾思奇对毛泽东的这个论点，作了深入宣传。他指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理解“实事求是”，首先，必须注意一事实的各个元素，不可只看片面。在认知一具体现象时，要明知它在某一现象的全体中所居的地位，不可孤立看待;其次，必须坚持从某一事物的实质上来理解客观事实，不可仅以表面现象看事实本身。因为即使是同一个错误和问题，在不同的“时”与“地”总也有不同的内在意义。真正的实事求是“必须把事实看做一定具体条件之下的事实，必须依据每一事实所处的条件来确定它的正确意义”[15]。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事实和认识事实。同时，还要从对一事物的具体理解与认识中寻求指导行动与推动工作的具体方法。这是因为，离开对工作的具体考虑，单从词句条文上来研究和讨论党的决定，就文件而讨论文件，将整风运动规定的学习程序进行机械化理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动目的，也没有把握“实事求是”的真精神。因为“实事求是”有两步：揭发事实、调查事实以及用正确的态度来处理事实。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还生动地阐释了“有的放矢”这一正确的马列态度。他指出：“‘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0]801。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论点，艾思奇分析到，共产党人的理论必须是活的理论，再深刻的理论离开了实际，即使可以成立，也只是在词句上，而不是实际上，死教条不能有真正的活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精神是指南，而党的决定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条件之下真正活的应用。党内许多干部迷信式地搬来搬去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某些概念，表面说得通也能自圆其说，但存在成熟和非成熟、具体和抽象的分别。结果不过是抽象的了解，对党的决定的理解，也在头脑里庸俗化。“革命的唯物论者，每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必定恰当地估计着事实条件，同时提出一套解决问题的办法。理论与实际，是这样联系的”[16]。这才是“有的放矢”，实在的可能性必须能够转化为现实，否则就是抽象的可能性，而抽象的可能性结果仍是主观主义的东西。

（四） 辨述：唯物论性质思想的最终形成

如何处理经验、实践、理论三者的关系问题，是思想整顿的一个关键性的思想方法问题。艾思奇基于毛泽东的论述，作了深入分析。共产党人要以辩证法的方法对问题作全面的观察和了解，才是真正的唯物论者。在当时，不少人从自己局限的经验认识出发，一味沉没在琐末的“小事件”中，缺少了更深广的政治意义。理论、经验、实际，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要以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研究中心，重视国史研究。然而，系统、周密开展调查研究的任务，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开展？艾思奇做了应然层面的宣传。做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首先要辨明经验（直接或者间接）与具体实际的逻辑关系。与教条主义相比，经验主义有唯物论的性质，而批判经验主义并非批判经验知识，某种局部的经验知识在特定的条件下有其正当价值，只是无视条件而滥用会滑向经验主义。理论是经验的综合，这是因为，首先，经验是在某一特定的条件之下有价值的东西，它会包含着事物某一方面的规律或知识;其次，经验是“理论认识的原料，没有经验也就不可能真正掌握理论”[17]。因此，要想成为真正的唯物论者，第一步就要扩大经验知识的范围，考虑自己的经验，学习他人的经验（包括群众的经验甚至敌人的经验）。他又分析，虽然经验不可全盘否定，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出发点却是实际，而不是经验，许多人对经验与实际的区分是模糊的，常常将理论与经验的机械结合理解为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认清“实际”与“理论”关系，这是成为真正的唯物论者的第二步。“实际”不是走马观花式拉来的零碎事例，而是与革命斗争密切有关的实际问题。而联系实际，就是用以恰当的理论解决斗争问题。判断是否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之标准，即以问题的正确解决为要。当然，“理论”的掌握也并不是口头上背熟原则公式或把中央文件上的条文拿来套用，必须将文件精神作为指导的方针，具体分析自己的思想意识，找出产生根源以及各种意识的矛盾发展的过程和规律，这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中央文献虽有的简明易懂，但却是与实际联系最密切，“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它就能够推动一定的具体的运动，发生伟大的行动力量，那它就是生动的、新鲜活泼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18]。这不是“不够味”“老一套”，而是真正的“有的放矢”。

完成思想整顿与改造的最后一步是做到科学的分析与综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向全党提出通过研究周围环境，做到在分析与综合的基础上，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对此，艾思奇指出：正确的调查研究绝不仅是各种材料知识的搜集以及形式上数目的统计，而在于学取群众的经验，并且根据群众的经验去分析和综合调查获取的材料和知识。所谓分析，就是找出事物本身各方面的规律的条理，通过深入地研究事物的各个方面矛盾和联系，在照顾全局的基础上，对其中每一元素尽量获得正确的认知，接着依据全盘实际情况，进而找出运动发展的各个重要方面，分清矛盾主次，最后做出综合。综合与分析，是思想方法中分不开的两个方面。综合既不是零碎意见集合起来的人工结合，也不是只强调各方面中的一个基本点的片面分析，而是“把事物各个方面的认识，按照它们自然的地位和作用给以思想上的条理和排列”[17]，也就是说分析要以综合为补充。后来，张闻天以自己的亲身经验谈到，分析与综合法“是从模糊的、笼统的具体印象到抽象，再从抽象到明确的、充满丰富内容的具体概念之认识过程”[14]337。这与艾思奇对分析与综合的认识不谋而合。艾思奇从应然层面对分析与综合关系阐释，对当时大力提倡的调查研究政策作了积极的宣传。

三、 艾思奇对《改造我们的学习》阐释与宣传的特点分析

自九月会议后，延安理论工作者围绕《改造我们的学习》的中心内容，配合全党学风整顿，将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原则予以宣传。艾思奇作为其中一员，从哲学层面入手，坚持学理性与政治性的统一、建设性与批判性的统一、知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去批判和克服主观主义，映射了那个特殊时期理论工作者群体对建设一个思想上统一的政党所做的贡献。管窥当时理论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共性，对今天我们担负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新的历史责任有现实意义。

（一） 阐释原则：学理性与政治性统一

延安特殊的时空条件提供了实现学术研究与政治任务相统一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艾思奇坚持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依據对世界的科学理解“去实际地具体地进行改造世界的工作”[19]。1940年6月，艾思奇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会务报告中提出了哲学会要更积极地将学术研究工作与实际的政治任务相配合[20]。之后，艾思奇围绕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与立场方法的学理性研究，陆续写了十多篇哲学论文《哲学是什么》（1940年6月至8月）、《什么是辩证法》（1940年9月—1941年1月）、《辩证法唯物论怎样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1941年3月31日）、《关于研究哲学应注意的问题》（1941年4月30日）、《进一步认识中国的现实》（1941年8月20日）、《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1941年8月20日）等。。九月会议之后，艾思奇紧跟中央步伐，将学术理论进一步融于政策阐释与宣传之中，以马、恩、列、斯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原则的表述为逻辑起点，以国际共运史为历史依据，以毛泽东的系列重要讲话为主线，进而阐释中央政策路线。他用学术讲政治，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党员的思想困惑，以彻底的哲学理论讲透主观主义问题，进而教育党员，将时下的政治任务简洁明了地讲述清楚，帮助党员干部在解决现实的政治任务中不断提高思想认识，锻炼思维能力，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哲学的时代性与实践性。

（二） 阐述方式：批判性与建设性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对旧哲学批判的基础上，通过对其中进步内容加以综合发展而形成的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其辩证性寓于其批判性之中。因此，将辩证法唯物论视为思想武器的政党必然要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艾思奇的文章充分显示了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批判精神。例如，在《谈讽刺》一文中，艾思奇以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讽刺为例，提出将善意、基于事实的讽刺作为党员自我教育批评的手段，“把平常人所不注意的生活和斗争中的某些真实情况，用特别尖锐的、露骨的形象刻划出来”[21]。面对下级干部误解“实事求是”与高级干部误解“有的放矢”的情况，艾思奇用独特的讽刺艺术说明了这些认识偏差。然而，批判目的在于建设，在《学习观念的革新》《怎样改造了我们的学习》《关于唯物论的几段杂记》诸文中，艾思奇一步步分析了唯物论性质思想的形成过程：要认识到党员的思想革命绝非简单地在头脑里翻一翻筋斗的事，而必须是“实际行动上的变革”[22]，长期而艰难地自我斗争过程。在这个长期的过程中，要注意直接与间接经验的积累，立足于切实可行的实际调查，通过科学的分析与综合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才能最终体现“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的真正含义。

（三） 宣传内容：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

教育是立德树人的工作，这场革命式思想教育运动的目标在于把马列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外化为党员干部的实际行动，最终建设一个思想上、行动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政党，而价值观念在整个的学风整顿过程中起轴心作用。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就是将集体主义的原则、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实事求是的认识方法统一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中，培养合格的革命家与建设者。艾思奇在对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宣传过程中，将马列主义的价值观引导寓于马列理论知识学习之中。他指出，革命力量的发挥必须经过组织，而思想上的统一、行动上的一致是发挥这一力量的前提，科学研究的阶级性与党性承接了统一思想的理论任务。艾思奇告诫中央研究院的青年党员，要把辩证法唯物论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围绕中央文件精神与集体学习任务，端正学习立场，以实事求是的认识方法，在个体头脑中主动开展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与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斗争，以克服自由主义。革命实践是生动的，理论学习就应该是活泼的，在具体的实际工作中，知识分子要放下架子，走入工农群众中寻找研究问题的起点，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去学习与研究马列理论，从而达到将民族解放使命与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相统一的目标。

四、 艾思奇对《改造我们的学习》阐释与宣传的当前启示

在学风整顿运动中，艾思奇将学术研究与思想革命任务辩证地结合起来，坚持学理性与政治性的统一，从学理层面剖析主观主义问题的本质、根源、表现与形态。坚持建设性与批判性的统一，对照运动过程中存在的偏差，宣传“实事求是”与“有的放矢”的内在精神，传授正确的调查研究与分析综合法。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寓于党员干部的学习与成长过程中。时至今天，我们仍能從艾思奇对《改造我们的学习》精神内核的阐释与宣传过程中汲取养分。

（一） 理论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现实化与中国化

艾思奇对《改造我们的学习》精神内核的理论性研究始终坚持现实化与中国化导向。他客观研究了党员干部在学风整顿运动中的问题与偏差，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精神剖析主观主义问题，形成既丰富马克思主义新哲学又体现中国特点的解决方案，做到了理论研究的“有的放矢”。思考和回答时代课题是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动力来源。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对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提出的意见，同样给予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以指导。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要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23]12，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把文章写在华夏大地上;其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要有根有据、实事求是，“深入调研，察实情、出实招，充分反映实际情况”[23]12，才能探明问题产生根源以及各种意识的矛盾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再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要充分体现科学性和前瞻性，“把握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短期波动中探究长期趋势”[23]12;最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要有包容性与世界性，“树立国际视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23]12。当前正是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的大环境，是党带领人民走向“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阶段，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思考和回答这一阶段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入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研究与宣传，是新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继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现实化与中国化的具体任务。

（二） 党性意识：坚定无产阶级的立场与为人民做学问的理念

作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延安时期的艾思奇始终坚定无产阶级的立场与为人民做学问的理念，顺应抗战实践和党的建设的需要，深入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以服务人民、面向工农的“大众”哲学为自己的研究定位，以通俗化的语言武装工农大众的思想，体现了高度的党性意识，被盛赞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第一人”。“一切真正科学的理论，决不是毫无立场的理论”[9]。坚定无产阶级的立场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为时代立言、为人民立命的研究导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始终是党理论创新成果的特殊受众与关键传播者。新时期党和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新要求。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谈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4]338。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作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主要承担者之一，必须坚持既定的价值立场与价值前提，代表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理念”[25]101，坚持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阐释服务于大众的政治信念，将“彻底的理论”以中国式的语言和宣传方式飞入寻常百姓家，让群众愿意听、听得懂、懂得深，做到既适应群众思想实际又能有效引领群众思想实际，不做高高在上的“先生”，也不做尾巴主义的附庸，做到“阳春白雪”式的研究与“下里巴人”式的阐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提高与普及有机统一。

（三） 思维方法：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艾思奇研究辩证法唯物论的造诣甚深。在实践方面，艾思奇论述了辩证法唯物论的本质、特点、内容与研究方法，旨在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成为党员与工农群众真正的思想武器;在理论方面，艾思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阐释与宣传毛泽东思想，从他对主观主义本质的揭示，对两种马列态度的阐释以及问题的解决方案不难发现，此外，艾思奇还在新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搭建“契合点”，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同推动“延安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发展。“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6]。唯物辩证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学习掌握之“道”，更是实现实践与理论双重探索任务之“器”。列宁[27]250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中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比百科全书派和费尔巴哈更进一步，它把唯物主义哲学应用到历史领域，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党理论创新成果的深入阐释与有效宣传，要建立在对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的准确把握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准确判断之上，唯物辩证法是根本方法。此外，在新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更要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继续深化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效融合，挖掘中华民族精神源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丰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神内涵，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历史中获得经验借鉴，从先辈处汲取精神力量。以艾思奇为观照，回顾其对《改造我们的学习》阐释与宣传的历史过程与主要内容，掌握其阐释与宣传的共性特征。在新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立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丰富内涵与现实需求，以清醒的理论自觉、高度的党性意识、科学的思维方法继续深入完成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阐释与宣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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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Siqis Explanation and Propaganda of Reform Our Study in Yanan Period

LI Shi-qin

（College of Marxism，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In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of the Yan'an academic style， Ai Siqi， focusing on the spiritual core of Mao Zedongs Reform Our Study， insists on the unity of learning reason and politics， constructive and critical， knowledge and value， deeply discusses the essence and root of subjectivism， analyzes the two forms and connections of subjectivism，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seeking truth from the facts” and “shooting the arrow at the target”， and puts forward the method of forming materialist thought. I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Marxist theory workers should adhere to the realism and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theoretical research， strengthen the proletarian stand and the idea of learning for the people， and consciously apply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to promote the interpretation and propaganda of the Party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Key words： Yan an Period; Ai Siqi; subjectivism;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