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明

摘  要：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100年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体育教学》杂志邀请了学校体育知名专家学者谈“建党百年与学校体育”。本文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首任院长，结合自身生活、工作经历回忆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体育发展历程。

关键词：中国学校体育;记忆;建党百年

中图分类号：G633.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410（2021）06-0017-04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来临之际，《体育教学》编辑部约稿以致纪念。对这个约稿我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毫不犹豫地应允下来，其实在今天提笔写作之前，更是曾几次下决心放弃这个纪念文章的撰写。不是没有歌颂的激情，更不是不敬畏伟大的诞辰，而是面对着伟大党的伟大的体育事业，面对着浩如烟海、可歌可泣的光辉体育成就，我一小小人物实是难以把握纪念文的主线脉络和应有力道。大家都知道的无须我去写，大家在歌颂的不必我去低级重复，不太熟悉的事我必定写不好，理解不深不透的方针政策更是不敢去写。加之，很多东西以前已经写过了，再写实是剩饭再炒，滥竽充数，因而下笔艰难，决定放弃。但，昨日编辑部再次催促，无奈之时，突然想起，其实有些许东西可能是只有我可以告诉大家的，因为我是为数并不多的体育世家，而且是新中国的体育世家，我还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出国的体育留学生，我更是一个既成长在体育界又工作在教育界的“体教斜杠”，同时还是既当过官员又当过学者的“职业斜杠”体育人，因此，我记忆中的某些东西是具有独特视角的，不妨以此为线索聚焦地写给大家，以启发大家从一些新的史实片段中去认识伟大的党，去认识红星照耀下的新中国，去认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光辉历程，也去寻找和认识其中新时代学校体育的责任与使命。

一、家里书架上的新兴力量运动会画册

儿时，北京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家中的门后面有个书架，上面有两个精装版的大画册最为惹眼，那是第一届全运会和新兴力量运动会的画册，在那个精美彩色画册不多的时代，那是我经常翻阅的。因为第一届全运会的女子体操冠军黄新河就住在家对门，当时不觉得全运会有多新鲜，反而对充满异国情调的新兴力量运动会充满憧憬和好奇。记得对画册中最大一张照片中打破女子射箭世界纪录的李淑兰特别有印象（后来在体院伙食科工作时，她和国家射箭队还是我的主要服务对象）。就是当时一本画册，才让我知道新兴力量运动会是新中国为团结世界各国人民与印尼的苏加诺总统一起发起的世界运动会，其中60多个国家参加。直面当时中国不在其中的奥运会结成新兴力量，此壮举让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异常恼怒恐惧，宣布所有参加新运会的运动员绝不允许参加奥运会。现在才知，那是中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推进的“体教分离”和“体育举国体制”的众多外交杰作之一。1952年，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面对着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毅然推进了“体教分离”，成立国家体委、建立国家队、建立省体工队和三级体校、举办国家级高水平体育赛事、成立大区体育学院、建设大型体育场馆等举措让中国的体育事业快速发展，体育成为新中国的“第二外交部”，为宣传新中国和促进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交往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当下大家都在谈论“体教融合”，却很少有人追根溯源地回忆当年的“体教分离”，更少有人去领会党运用体育进行外交斗争的伟大智慧，若不如此讨论“体教融合”，恐难以深入和辩证。

二、在北京体育馆看倪志钦两破世界跳高纪录的小电影

小学快毕业时，父亲在国家体委编第七套广播体操，我参加完“拉练”后，就在国家体委的“十三号院”里小住了几周。一天，父亲说北京体育馆（新中国修建的第一个体育馆，现国家体育总局的训练局）有小电影放，于是我兴高采烈地前往观看。放映的是倪志钦在湖南打破世界纪录的内部小电影，时间很短，但内容却是惊心动魄：当倪志钦第一次用俯卧式越过了2.29米的横杆落到了后面的沙堆时，由于身体轻微地碰到了横杆，横杆在支架上轻微地上下颤动起来，但明显颤动越来越小，正当大家准备为新的跳高世界纪录诞生而准备欢呼时，意外发生了，由于裁判员没有将放横杆的支架拧紧，此时支架突然向下滑动，倾斜的横杆立刻失去平衡，落在了地上，一次世界纪录的跳跃被工作疏忽的意外破坏了。这时只见倪志钦并不慌张，也不埋怨，他赤裸着上身，再次挑战，俯卧一跃，毫不拖泥带水越过横杆，男子跳高世界纪录在动乱时期的中国诞生，中国人民为之振奋。虽然这个纪录因中国不是世界田联成员国而没有被承认，但世界田径界却为之震惊。因为此时的中国仍然是“一穷二白”，依然是赤色的中国，依然被西方的帝国主义和东方的修正主义两边夹击，但是就是这些中国的人民，靠自己的力量爆炸了原子弹、氢弹，放飞了人造卫星;就是这些吃饭还要凭粮票的中国的人民，居然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打破了男子跳高世界纪录（倪志钦）、女子跳高世界纪录（郑凤荣），平了男子100米世界紀录（陈家全），取得男子110米高栏世界最好成绩（崔林），打破男子举重世界纪录（陈镜开），打破世界射箭女子世界纪录（李淑兰）等，这些成绩都来源于一种拼搏奋斗的革命精神，这个精神是共产党培养的，它起源于长征，起源于抗日战争，起源于抗美援朝。

三、在首都体育馆听到的《运动员进行曲》和看到的总理

我上初一时，发生了震惊世界并改变世界政治格局的“乒乓外交”事件。后来，尼克松来北京了，田中角荣来北京了，报纸上天天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消息。不久，中国回归了联合国，返回了国际奥委会。再后来北京体育学院开始组建了类似国家青年队的“青训队”，北京体院开始重新招生了。中国的体育事业在“文革”期间开始了新的出发并获得再次发展，我也成为北京体院业余体校田径队的第一批队员。记得当时最活跃的还是乒乓球运动。中美乒乓球友谊赛、中日乒乓球友谊赛、亚非乒乓球邀请赛、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等相继在新建的首都体育馆召开。记得一次我陪姑姑去看中日乒乓球友谊赛，她被挂在五星红旗旁边的日本太阳旗吓到了，在日本占领区天津长大的姑姑说她看着好别扭，但也好感动，她说世道变了。记得亚非乒乓球邀请赛上第一次听到了军乐团现场演奏的至今部分中小学运动会还在用的《运动员进行曲》和现在还偶尔可以听到的“颁奖曲”，看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走下主席台给运动员颁奖，当时健步如飞、一步两台阶的周恩来总理说过“还是叫‘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好”“中小学生每天都要参加一小时的体育锻炼”。那时的岁月是火红的年代，那时的音乐是激昂向上的旋律，那时的青少年是体魄强健的一代，那时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少年现在还担当着党和共和国的重任，那个时代塑造给他们的身心健康和体魄强健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强大精神与物质支撑。

四、广岛市民体育馆中与中国女排的邂逅

大学毕业后，我作为教育部公派的出国研究生来到了日本，来到了全世界都知道的日本城市——广岛。西日本的广岛大学和东日本的筑波大学都是日本教育学研究最好的大学，因此日本文部省把当年中国的两个体育公派生一个安排在筑波（体育心理的朱果亮同学），一个安排在广岛。一次，听说中国女排来到广岛进行比赛，就在广岛的市民体育馆，许久没有见到祖国亲人的我兴奋异常，比赛前的那天下午就前去“踩点”，在体育馆外见到了著名体育外交家、时任国家体委外事司司长的魏纪中先生，我进行了自我介绍后，我俩亲热地攀谈了许久。晚上，我和导师团琢磨先生一起观赛，团先生是排球专项，看排球比我有门道，他一个劲地喊着“好球！好球！”赛后，我拿着《中国学校体育》的记者证混进了比赛场地，和郎平、梁艳等运动员照了许多照片。当时的中国女排在中国人心中是神一样的存在，“女排精神”是全中国人民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学习好榜样。除了中国女排，中国乒乓球队、中国足球队、李宁、马艳红和中国体操队也都是青少年努力学习和工作的时代楷模。我为这次与女排的邂逅兴奋了好多天，如果是现在，不知要在“朋友圈”显摆多少天呢。没想到的是，多年以后我与郎平和中国女排有了更多的邂逅：2008年奥运会时为郎平执教的美国女排服务，并聘郎平为北师大体育与运动学院兼职教授，2015年协助在北师大成立了“郎平体育文化与政策研究中心”，2016年在“女排精神论坛”作主题发言。此外，我还参与了国家女排运动员若干的招生和培养工作等。中国女排是自改革开放初期直至现在的中国特殊体育现象，那是将排球作为游戏的外国人怎么也不能理解的现象，但是，我们伟大的党就是能让一个体育项目成为亿万青少年奋发向上的教材和精神食粮，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能让“小球转动地球”，也能让排球振兴中华。

五、被韩国警员紧紧尾随的汉城奥运之旅

我在日本上博二时，正赶上汉城奥运会的召开，大好时机不能错过，我和同上博士的中国同学章建成（后来曾任上海体育学院院长）、广岛大学教务官大谷先生从日本小仓乘船前往釜山登陆观摩奥运。出发前几天，汉城金浦机场被炸，使得我们的奥运旅途增加了些许谍战色彩。刚出釜山港的海关，我们就被一群各色“制服”团团围住，一通颇为亲切的“问讯”之后，我们被请上了警车（到汉城之前我们就没坐过出租车），从此，韩国警员与我们如影相随。我们吃，他们在旁边看着;我们打高尔夫，他们在会所洗澡喝茶;我们睡觉，他们在楼下打麻将。警员中有两位是从韩国警视厅专门派来的“警部”，其中一位是汉城大学毕业的中文警员翻译，可惜我们说中国话他听不懂，他说中国话我们也听不懂。到了汉城，韩国的广岛大学师兄接待我们，警员们就消失了，警车也没了，留下的是些许惆怅。在汉城奥运会上，中国队只拿了5块金牌。与4年前的15块金牌相差甚远，于是“兵败汉城”成为压倒以“体教分离”为主要特征的“举国体制”神话的最后一根稻草。此时的中国早已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形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快速形成，社会的功能越来越强，政府的管理职能在不断改革，政府大包大揽、青少年离开国民教育体系的旧有竞技体育发展体制开始受到质疑。终于，几年后有了“体教结合”的说法，就有了体育社会化、职业联赛化的体育改革。虽说此时的体育改革还是懵懵懂懂的，瞻前顾后的，甚至是有名无实的，但至此，面向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的“举国体制”的思考与改革业已开始。在汉城，我们目睹了庄泳的银牌时刻，中国运动员的严肃和拘谨与美国运动员的轻松和快乐形成强烈的对比，我们感到有些心疼，中国运动员参加国际大赛想到的都是祖国的重托，而美国运动员参加比赛则是在感受自我享受和自我挑战。当时，我真觉得中国的集体主义精神有些压抑人性，觉得美国运动员的自由和自我意识非常可贵。但是，经过2020年的全球抗疫之后，我的这个认识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是在社会和集体中生活，讲个人的绝对自由，那是矫情和自私。

六、武汉召开的APEC学校体育研讨会

我在教育部体卫艺司工作时，接到在武汉中运会期间具体组织APEC学校体育研讨会的任务。于是我展开了有些像外交部的工作。会议准时顺利召开，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中国台湾、中国澳门、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学校体育专家到会交流。中方代表是一群30多岁的年轻学者，有大学体育研究者，有中央教科所的研究人员，有省体卫处长，有省教研员，各个都是意气风发地为中国学校体育耕耘的青年人，外宾则是老中青“三结合”的阵容。那个年代是中国的社会和中国学校体育快速发展的年代：中考体育、阳光体育大课间、大中小学生体育标准、九年义务教育体育课程改革、成功体育教学模式、快乐体育园地建设、农村学校体育发展等研究在会上向外宾们一一介绍，明显感到外宾对中国学校体育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感到惊愕，特别是中考体育的制度让他们羡慕不已，他们特别想深入了解以至于在晚上还增加了讨论。这次会议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发展，也感到了自豪，认识到了中国的学校体育一定要根据国情实事求是地去改革、去发展。现在，当我回想起那些年推进“中考体育”时在相关司局同志们面前舌战群儒的情景，想想自己跑去浙江处理关于中考体育某市人大代表告状时的情景，想想现在云南中考体育都变成了100分，想想现在探索高考加入体育时的重重障碍和各种不理解时，我就越来越认识到，有着14亿人口的当代中国，推进素质教育必定是件艰辛和曲折的事情。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青少年体育，在党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指导下，新时代的中国青少年体育事业必定一往无前，前景辉煌。

七、汶川地震十周年时全国学校体育联盟展示活动中的眼泪

2018年，北京师范大学全国学校体育联盟（教学改革）在四川绵竹举办了全国学校体育联盟（教学改革）成果的展示活动。那是联盟为纪念汶川地震10周年精心设计的一次体育展示活动。绵竹是“5·12地震”的重灾区，当地的组织部长说，他曾一天安葬了2000名逝者，绵竹教育局的很多同志家中都有伤亡，参加展示的大于10岁的孩子们，家里的父母很多都不是原来的父母，是震后新组的家庭。但，就是这些经过大灾大难的人，擦干泪水、重建家园、再次出发，绵竹的孩子们更是努力学习、刻苦锻炼、在党和全国人民的呵护下，在江苏人民全力支援下健康成长。展示活动那两天，2万多名中小学生向我们展示了课课练、全员运动会、中考体育大比拼、峨眉拳、素质操、跑操、安塞腰鼓、曲棍球、软式棒垒球、踏板操、少年武术、拉丁舞、书法操、竹竿舞、武术站桩、踢踏舞、独轮车、团队素质操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昂扬的精神，让与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校长和教师们为之感动，特别是一场红旗操，講述了汉旺学校楼房坍塌时，学生们被困在二楼，看到学校的国旗杆倒向了自己，于是在老师的引导下攀着国旗的旗杆安全地滑向地面，国旗、旗杆在此万分危难的时刻神奇地救活了在红旗下长大的孩子们，国旗的故事让所有与会者流下眼泪，大家一起含泪高声唱起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2020年，与汶川地震相像的一幕发生在了武汉，不同的灾情，一样的苦难，不同的场景，一样的抗争，不同的年代，一样的奋斗，不同的战士，一样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有着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体育事业同样具有革命性、民族性、人民性和斗争性。以上的各个片段就是这红色体育在不同时代中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