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海内山书店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特殊的存在。从以日文为主的外文书籍进口到中文进步书籍的代售，中国知识分子从接受国外思想文化到作品被翻译到日本出版，内山书店完成了从外国文化输入到中国文化输出的歷史性跨越。特别是中日左翼出版物的流通，对中国的左翼事业起到了支持作用。内山书店不仅出版各类期刊图书，还为推进中日文学译介、文学家交流和中日共同策划出版提供了资源与媒介。在中日关系波诡云谲的民国时期，架起了中日出版界的桥梁，为两国文化交流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内山书店 中日出版 左翼文学 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4-106-07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4.015

上海内山书店，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中不可忽视的文化地标。第一代店主内山完造作为日本参天堂眼药公司的海外职员，于1913年来到上海。1917年，内山书店在北四川路魏盛里169号（今四川北路1881弄）创立，经过1924年、1928年两次扩大，1929年迁至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今山阴路）11号。

内山书店所在北四川路一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聚集了许多出版相关行业，有上海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创造社出版部等。此外，太阳社、上海艺术剧社、举办过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的中华艺术大学、中共中央宣传部旧址等组织机构也聚集在此，鲁迅、茅盾、柔石、冯雪峰、郭沫若、郑伯奇等进步文人也在此聚集过，因此这一带与中国近代文化运动有着深厚的因缘。

本文以中日两国一手资料为基础，首先回顾了民国时期的上海内山书店如何通过日文书籍，特别是医学、左翼出版物的引进流通，为中国知识分子带来国外新知，影响中国的新文化界;其次将目光投射在内山书店日文期刊、书籍的出版以及对中国左翼、版画书籍的出版代售事业;最后探讨了内山书店与日本改造社、岩波书店等出版社的联系，在中日出版界间以及两国文学文化交流中起到的媒介作用。

一、中国新文化界成长的重要平台

1. 有识之士了解世界的窗口

内山完造与夫人美喜都是基督教徒，当时上海没有出售《圣经》的地方，内山书店从东京的警醒社订购了一箱图书，开始经营基督教书籍。据内山回忆，第一个月营业额是84日元20钱，第二个月就达到120日元。日本正金银行和三菱银行的人来店指导内山，认为可考虑经营其他书籍，因此内山订购了日本著名出版社岩波书店出版的一批哲学丛书，这可以说是内山书店经营普通书籍的开端。[1]（2）当时上海的书店对日本的新刊多视而不见，在中国买到外文书籍，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因此，内山书店开设不久，就吸引了一群“内山书店粉”，有基督教信者、爱好读书的银行职员等，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几乎都是书店顾客。[2]（243）

内山书店开设之初，每次新书入货，便把书目油印成“诱惑信”，每封信都亲笔写上对方的姓名地址，邮寄给上海的各大日商公司，近处则由店员送去。每周一次，效果堪比广告，每次信件送出后的当天下午，客人数就会剧增。内山还在巷子路口立起看板，写上“知识的源泉，人格的原动力”等标语，在店内也将“人生食粮”“文化种子”等金句写在报纸大小的白纸上，贴满墙壁。[1]（20）

20世纪30年代的《大公报》设有“读者问答”栏目，屡有读者询问日本艺术刊物、《茶花女》剧本外文版，及医学、生物学、陆地测量问题、纺织、水产等书籍，甚至还有问询水果用书去何处购买的问题，编辑均回复读者，可去内山书店选购。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日两国报刊媒体上便开始出现经售处为内山书店的新书广告：《新闻报》在1927年3月至4月间刊登《最近上海金融史》广告;《时报》在1930年4月至5月间登载《现代日语（上卷）》广告;《新闻报》于1931年5月19日刊登《大学高中适用现代日语》广告;《中央日报》于1933年12月30日先行登出沈觐鼎《修正增补：东文新教程》新书广告，其后《新闻报》还数次为此书打广告。内山书店还是日本岩波书店唯一的中国代理店，从《时报》1935年11月30日的《岩波版词典短期特卖》广告中，可以看到《日俄字典》《理化学词典》《动物学词典》《西洋人名词典》《哲学词典》《经济学词典》等各类岩波书店出版的词典。《时报》与《大公报（上海版）》1936年6月刊登《汉字索引日华大字典》广告，《大公报（天津版）》于1936年8月刊登《最完善之日文教程：日文津梁》广告，此外，1937年5月10日的《大公报（上海版）》有《中国工商业美术选集》的介绍。以上书籍内容涉及日语教材、辞典、金融、医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内山书店的广告遍布民国时期最具人气的商业报纸，如《新闻报》《时报》《大公报》等。

上海的日文报纸《上海日日新闻》《大陆新报》上也多次刊登“名著案内”广告，加之报社对内山多本随笔集的宣传以及书评，达到极好的广告效应。除此之外，各种日本报纸还刊载《实用速成上海语》《上海的历史》等在上海的出版，及富有当地特色的日文书籍在内山书店销售的广告。书店积极拓展和日本出版社的联系，特别是与东京堂结成合作伙伴关系，大量进口图书。笔者收集到1936年的日语旬刊《新刊案内》，每月三份，每期封面都印有“上海北四川路底（本店）内山书店”的字样，封底的出版社为日本的东京堂。可见，内山书店的新刊目录与东京堂保持一致，即日本东京堂的书籍，从内山书店均可订购到，其内容包含哲学、宗教、教育、日本文学、外语、美术、音乐、戏剧、社会、经济、工商业、农业、理科、考试用书、妇女儿童读物等领域。内山书店的图书在当时可通过邮政包裹发往全国多地，毋庸置疑，内山书店是民国时期全面经营中、日文书籍的大型综合性书店，对上海乃至全国出版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时日本出版业兴盛，日本书籍比起其他外国书籍的价格要便宜一些，且日语相对英、法、俄、德语等容易习得，因此日语书籍自然而然成为中国有识之士直接或间接了解世界思想、文化和局势的简便途径。1920年前后，上海的日侨及留日归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人数逐年增加，内山书店作为输入日文、外文书籍的有力渠道，成为中国有识之士瞭望世界的窗口。加之鲁迅、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书店常客的引领作用，很多人慕名而来。更有一些读者为读懂日文书籍，主动开始学习日语，之后便成为书店常客。[3]书店顾客不仅有知识分子，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出版社及上海文库、中山文化研究所等政府机构，还有四川大学、中山大学等高等院校等。[4]

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发布的1937年3月有关日本图书的调查报告中，[5]首先对上海的日本图书销售情况进行了总结。报告开头即说明“出售日本书籍的书店，在上海有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内山书店杂志部、吴淞路的至诚堂和日本堂共四家，其中内山书店的表现最为惊人，发展显著”。报告还调查统计了1936年至1937年的销售数据（见表1）。

如上页表1所示，内山书店一年中书籍销售册数达10万册，是日本堂的25倍、至诚堂的7.4倍，销售额是日本堂的33.3倍、至诚堂的8倍，在上海的日本书店中居领先地位。调查显示，内山书店经营的书籍不仅数量居多，且图书种类涉及精神科学、历史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艺学、产业、美术、语学、文学等门类。更重要的是，内山书店70%的销售对象为中国人，大大超出其他书店。调查报告还对日本杂志销售情况进行统计，内山书店杂志部的销量是18 000册，虽没有其他两家书店杂志的销量高，但中国人购读比例为35%，仍占首位，令人叹服。日本堂的销售对象没有中国人，至诚堂的中国读者比例增至20%，这是每月花费150元将广告投放在《申报》《大公报》等中国报纸上产生的效果。中国人在内山书店购买的并非娱乐杂志，而是《改造》《中央公论》《日本评论》《外交时报》等在日本盛行的文學文艺综合刊物。

仅此可见，在中日文学文化交流史甚至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内山书店所做的贡献不可小觑。上海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逐渐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等，即是在日本接受了近代的新思想。中国新文学史上最重要的社团之一的创造社，成员为清一色日本留学归来者，他们后来成为与日本新文学界对话的主要存在。1927年鲁迅的加盟，壮大了中国左翼文学的成长，而所有这一切，几乎与内山书店密不可分。难以想象，如果当时上海没有内山书店，相当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将会从何处吸收先进文化知识，了解日本，与世界同步？中国的新文化界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日本这一媒介来汲取西方和日本的新知识的，这一方面，内山书店为中国新知识的产生和中国新文化界的成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

2. 填补中外文医学书籍的不足

1921年，内山从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的招待会上得知，该校教授大多在日本留过学，但苦于国内没有日本医书，教学科研十分不便，内山便下决心解决难题。他向日本的南山堂、南江堂、金原书店、吐凤堂、半田屋、凤鸣堂等要求寄送书籍目录，之后自己负担运费以原价购入，为中国各地的医学学校提供了便利。[1]（28），[2]（200）20世纪30年代，内山书店依然以顾客需求为先，曾为满足同济大学医学院学生的需求，特意从东京订购了德文解剖学书籍。[6]

日本财团法人同仁会出版部主管森先生，因上海其他书店的销售情况不尽如人意，希望内山书店能独家代理，内山却答复道：“可以通过内山书店来销售，但我并没有独占市场的野心，也请给予其他书店销售的自由。”[1]（28-29）据《华北医报》广告，同仁会发行的日文书籍《四季之卫生》《中华民国医事卫生之现状》，杂志《同仁》《同仁医学》，汉译书籍《解剖学》《药理学》《产科学》《眼科学》《医院专用日华会话乃刊》在中国的总经售处就是内山书店，内山书店杂志部、启智书局、有正书局、汉口的思明堂书店为寄售处。[7]同仁会在北京、汉口、青岛、济南设立医院，却将中国总经售处放在上海的内山书店，可见内山书店在当时的名气与地位。另据《时报》1935年9月12日、《新闻报》1936年6月5日与9月20日的广告，内山书店出售的同仁会书籍种类比先前增加了《内科学》《生理学》《儿科学》《外科学总论》《局所麻醉》《妇科学》等多种。另据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记载，《同仁医学》国内外一共发行1 700册，除去寄赠、宣传，订购册数为917本，其中内山书店占到130册，是订购数目最多的书店。[8]1936年同仁会在上海举行医疗器械展会，鉴于医疗仪器的缺乏和单独进口的不便，以此次展会为契机，内山书店开始代理医疗器械，购买了右邻店铺，“东店二层全部摆满了仪器”，为我国医疗行业提供了便利，[2]（338）为中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3. 日本左翼出版物的大量引进

近代日本文学的中译本，大多出现在内山书店开设之后，译者也多为书店的熟客，这些日文书籍大多为内山书店供给，其中有330种左翼书籍来自内山书店。[2]（312）李汉俊、白逾桓、陈望道、李大钊等是内山书店的常客，他们在这里浏览或购买了不少左翼书籍。1927年10月6日，鲁迅来沪的第三天就到内山书店购书，共计购入一千册以上的书籍，从人文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吸收了日本及世界最新的思想文化。其中，1929年由鲁迅和冯雪峰等人翻译、水沫书店出版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共八本，都是译自内山书店出售的《艺术与社会生活》等日文版的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理论书籍，鲁迅在日记中有购买上述日文图书的记录。除此之外，鲁迅还购买过日本无产阶级画家柳濑正梦编著的《无产阶级画家：乔治·格罗斯》、柳濑生前唯一的作品集《柳濑正梦画集》等美术作品，鲁迅在编辑左翼文学期刊《萌芽月刊》《巴尔底山》时，也转载了柳濑正梦的多幅作品。[9]鲁迅作品的日译版本，如山上正义译的《阿Q正传》作为国际无产阶级丛书，也在内山书店销售，鲁迅还曾因等不及日方出版社的寄送而在内山书店自购。[10]

内山书店地处公共租界的越界筑路地段，名义上是公共租界，实质上归日本人管理，不受国民政府的管辖。日本受到监管的图书，在内山书店却有销售，因此内山书店曾被田汉称作“无产阶级的俱乐部”。[11]在民国时期的纷争年代，内山书店投身时代洪流，为中国的左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提供了大量的知识理论来源和有力的思想斗争武器。

二、中日书籍的出版与代售事业

1. 日文期刊、书籍的出版

1922年开始，戏剧研究者田汉、欧阳予倩、石井政吉、塚本助太郎、升屋治三郎，创造社成员郁达夫、王独清、郑伯奇等中日文化人、文艺爱好者经常在内山书店集会，内山将其称作文艺漫谈会，1927年起鲁迅也加入其中，内山书店成为文人可自由聚会谈话的文化沙龙场所。内山书店于1924年发行京剧研究专门性期刊《支那剧研究》，之后随着漫谈的话题日渐丰富，1927年出版文艺杂志《万华镜》，内山亦以邬起山等笔名发表多篇文章。正是从两本杂志创刊后，内山开始意识到要做有助于中日友好、文化交流的事情。

内山书店出版的日文书籍，至今未有学者论及。经笔者调查发现有《支那经济研究》（支那经济研究会著，1930年版）、《中国各种纪念日的由来》（汤浅正一著，不倒翁编，1934年版）、《酒》（须藤五百三著，1939年版）、《滬畔隨想》（栗本寅治著，1943年版）、《基督教的再生》（田川大吉郎著，1944年版）等经济、文化、生活、宗教、社会各领域的书籍。1944年，日本改造社和中央公论社关闭，内山买入与中国相关书籍的纸型，在上海由内山书店进行当地出版，其中包括《上海漫语》《活中国的姿态》《上海夜话》《上海风语》等内山的著作。[2]（467）

2. 中文左翼出版物的代售

内山书店所在的虹口区北四川路，不仅是日侨集中活动的区域，日本文化人及中国左翼文人也都居住于此。“内山书店虽然位居偏僻的北四川路底，并不在号称文化区的四马路上，但它的发行力却也不弱于四马路上各书店，因为正有不少思想进步的青年愿意自动找上门去做成内山书店的生意。”[12]内山书店不仅引进日本左翼思想书籍，还发行、代售中国共产党人出版的书籍。当时上海没有一家书店敢冒此风险出售，只有内山书店几乎成为公开销售左翼出版物的唯一发行点。内山書店也因此受到警告和威胁，却不以为然，岿然不动。[13]

1935年6月，瞿秋白被杀害后，鲁迅与茅盾、郑振铎一起整理其译作，以诸夏怀霜社的名义，经由内山书店代办在日本印刷，从1936年10月开始，分上下两卷出版《海上述林》，在内山书店销售。书报介绍的标题为《书报介绍：海外述林》，或许是为隐匿真正书名。王愈将此书的笔者和编者隐去，称他们“都是在中国新文化事业上最著功绩的人”，即为纪念“驰骋于文化站场上的勇士”。[14]

内山书店代售被禁售的作品集，首先是鲁迅的《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集》等多部，[2]（342）其次是鲁迅译《毁灭》，曹靖华译《铁流》，及由鲁迅出资印刷的三本“奴隶丛书”，即叶紫的《丰收》、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等。鲁迅还为上述书籍作序，序文均收录在内山书店代售的《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巴金的《萌芽》于1933年8月作为现代创作丛刊第八种出版，本由现代书局发行，被禁后改名为《朝阳》，由新生出版社发行，列为新生文艺创作丛书之一，但依旧未能逃脱禁售的命运。1935年，巴金将原稿大幅改写，改名为《雪》，由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重新出版，最终在上海仅有内山书店代售。[15]另据内山书店纪念室陈列所示，内山书店经销的鲁迅译作还有《文艺与批评》《文艺政策》《艺术论——附二十年间的序文》《坏孩子》《竖琴》等。鲁迅的一生，谨慎严肃，但自来到上海以后，内山几乎成了他最为信赖的朋友，这完全缘于内山完造的为人和内山书店为中国新文化进步所做的贡献。

3. 中文版画书籍的代售与出版

鲁迅是中国新兴版画艺术的倡导者，内山书店支持鲁迅推广中国版画艺术，代售中外木刻书籍。1933年，为使中国古代木刻复兴，鲁迅与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六卷本，当时出版界不振，两次预约印刷共200本，除去预订者外，其余60本都放在内山书店代售，极受欢迎。[16]书店还代售《十竹斋笺谱》《木刻纪程》等中国木刻集以及德国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士敏土之图》、苏联的《引玉集》。[2]（342）中国的书店不敢发行《引玉集》，最终通过内山书店代办，在日本的洪洋社印刷，首印500本很快售完，之后又印了两次。[2]（331）“木刻作家更是纷纷把他们手拓的版画集委托内山书店售卖，情感的亲密，无以复加。”[12]内山书店还出售各种雕刀、版木等日本进口木刻工具，与鲁迅一同推动了中国木版画的发展。

鲁迅逝世后，内山书店支持中国木刻作者协会的版画事业，提供资金支持，在协会成立前夕的1942年10月19日，出版了《木刻新风：中国新木刻集初集》。其中收录了协会理事长王迎晓、顾艺莘等10位中国版画家的28幅黑白版画，特别是其线装本的形式和出版日期的选择，代表内山向鲁迅出版的线装本版画集及鲁迅的最高致敬。[17]

三、中日出版与文化交流的媒介

1. 日本改造社与中国文人的纽带

改造社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出版社的旗手，内山的著作《上海漫语》《上海夜话》《上海风语》都由改造社出版，他与社长山本实彦的关系也十分密切。1936年山本为向日本民众介绍中国文化来到中国，2月11日，内山安排了他与鲁迅等会面。虽然鲁迅的作品之前已在改造社的期刊上有所发表，但这是鲁迅与山本的第一次会面。

早在1926年7月，内山书店与改造社共同策划了改造社出版的期刊《改造》之夏季增刊《现代支那号》的出版，这是战前中日两国媒体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将整本期刊以中国为主题的尝试。这册特辑由胡适、李人杰、陈望道、田汉、郭沫若、梁启超、徐志摩等中国知识分子，村松梢风、井上红梅等在沪作家，幸田露伴、佐藤春夫等日本文学家以及外国记者共53人组成庞大阵营，作品内容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有小说、评论、随笔、戏曲、漫画等，是研究近代中日媒体、文化交涉的宝贵史料。特别是以创造社成员为主的日本留学派和以新月派成员为主的英美留学派的作品同时出现在这个刊物上，可见内山完造起到的召集作用不可小觑，《编辑后记》特意对内山提供的帮助予以致谢。[18]（201-202）

1926年改造社掀起的“円本热潮”席卷日本出版界，其他出版社的书籍也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円是日元的意思，即一本书售价1日元。内山书店订购了改造社的《现代日本文学全集》1 000部、《世界文学全集》400部、《经济学全集》500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50部以及日本评论社的《新经济学全集》200部、《法学全集》200部，春阳堂的《长篇小说全集》300部、平凡社的《大众文学全集》200部等，受到了各类客人的欢迎。[2]（237-238）日本大量社会主义思想学说书籍的普及，以及含有左翼元素的日本大众文学出版浪潮，在内山书店这一媒介之下，与中国1928年左翼文化的流行形成共振。[18]（203）

改造社积极推介中国新文学，得到了鲁迅等中国文学家的信赖。1936年6月，《改造》开辟“中国杰作小说”专栏，发表了鲁迅推介的萧军等中国青年作家的作品。鲁迅为此写了一篇序言，题为《中国杰作小说小引》。包含此篇在内，《改造》共发表鲁迅的作品五篇，改造社出版鲁迅著作的日译本多部。改造社还通过内山策划了一次鲁迅与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的对谈，地点安排在宋庆龄府邸。[19]鲁迅逝世后，山本立刻电询许广平，可否在日本刊行《鲁迅全集》，由佐藤春夫、内山完造、增田涉、鹿地亘等负责编译，得到复电赞同。[20]

1937年2月改造社出版《鲁迅全集》第一卷，内山完造与茅盾、许景宋、胡风等为编辑顾问。[21]《改造》1936年12月号还刊登了内山、胡风、山上正义等人对鲁迅的数篇追悼文。

2. 日本岩波书店与中国出版界的桥梁

如前所述，内山书店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与岩波书店往来，逐步发展成岩波书店的中国代理店。谈到内山完造与社长岩波茂雄的私交，可追溯到一次演讲活动。1932年，日本出版管理协会邀请内山完造在东京举办的官员会议上演讲，岩波茂雄在听完之后意犹未尽地对内山讲：“您的演讲只在今天的场合太可惜了，应该让协会全体会员都听一次。”由此，二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岩波认为中国是日本的恩师，他尊重中国文化，反对日本侵华战争，致力于中日两国的理解。他视中国市场为自己的最后一张“王牌”，只要内山愿意做的事情，岩波都无条件支持。二人的出版理念如此契合，内山每次返日都要和岩波进行只有两人的交谈。[1]（29-30）岩波在1935年4月赴欧途中经过上海，内山将鲁迅引荐给他，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岩波的女婿、时任岩波书店编辑的小林勇1944年来沪时，内山当即引荐开明书店的创始人章雪村、编辑夏丏尊，岩波书店与中国出版界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22]

鲁迅逝世后的1937年8月，岩波通过内山向许广平捐赠一千日元，以此作为“鲁迅文学奖”奖金。他曾有意将出版书籍捐赠给中国的大学，由于战争爆发，中日关系变得紧张而未能实现。[23]（146）岩波去世后的1947年1月至1948年3月，岩波书店同仁继承其遗志，分四次向中国的五所大学捐赠了岩波书店新版、再版的书籍“合计四百三十种、二千二百册”。不仅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岩波书店一有机会便向中国学界赠书，实现了岩波生前的夙愿，对中国的文化事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23]（249-252）

3. 中日媒体对中国文化的传播

大阪每日新闻社上海支局记者村田孜郎、大阪朝日新闻社上海支局记者尾崎秀实、支局长太田宇之助等媒体人都是内山书店常客，特别是尾崎，酷爱读书，在内山书店的购书花费数目惊人。内山与日本以及上海的各大中日文报纸、期刊媒体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上海日日新闻》《大陆新报》《改造日报》等日文报纸，《改造》《中央公论》《大陆》《大陆往来》《上海文学》等日文期刊，以及《申报》《大公报》《文友》《申报月刊》《译文》等中文报刊上刊载的内山介绍中国文化的作品，或与内山、内山书店相关的报道多达数百篇。内山的作品集也由改造社、岩波书店、讲谈社、学艺书院等日本多家出版社出版，其中处女作品集的中译本《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由开明书店出版。

内山完造不仅通过自己的作品在中日两国媒体推介中国文化，还积极致力于中日两国文学的译介、出版事业。除推介上述鲁迅等作家作品的日译版外，还在钱钟书《围城》的日译本出版过程中，“来函与原作者商洽，已得同意”，起到了媒介作用。[24]

结语

内山书店在中国跨越了近三十个年头，引领了书店业界的革命。从日文书籍的进口到中文进步书籍的代售，中国知识分子从接受国外思想文化到作品被翻译到日本出版，内山书店完成了从外国文化输入到中国文化输出的历史性跨越。书店服务对象从最初的日本人，到后来的中国人占多数，从中受益的进步青年数不胜数。特别是中日左翼出版物的流通，对中国革命志士的左翼事业起到了重大的支持和促进作用。对于日本出版界而言，内山书店为他们开辟庞大的中国市场功不可没。内山书店不仅出版各类期刊图书，还为推进中日文学译介、文学家交流、中日共同策划出版，提供了资源与媒介。在中日关系波诡云谲的年代，架起了中日出版界的桥梁，为两国文化交流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中日报刊媒体广告中无所不在的“内山书店”字样，证明了内山书店的地位。一切的成功，无不源于店主内山完造对两国文化交流矢志不渝的信念。

日本战败后，内山书店和2万册图书被国民政府接收，内山开设了一间书屋，继续从事着他的事业。遗憾的是，1947年12月内山被强制遣返，匆匆离开了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上海，不要说书籍，连自己多年的手稿也未能带回日本，致使他的自传《花甲录》皆凭记忆写就。这些遭遇，都未妨碍内山完造及其毕生经营的内山书店，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中以及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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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Importing Foreign Culture to Exporting Chinese Culture： Intermediary Research of Shanghai Uchiyama Bookstore in the Publishing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LV Hui-Jun（School of Japanese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China）

Abstract： Shanghai Uchiyama Bookstore was a very special and important presence in the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 From the import of foreign language books， mainly in Japanese， to the sale of Chinese progressive books， Chinese intellectuals accepted foreign ideas and cultures and their works were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Japan. Uchiyama Bookstore completed a historic leap from the import of foreign culture to the export of Chinese culture. The circulation of left-wing publications in China and Japan played 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role in supporting the left-wing cause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patriots. Uchiyama Bookstore not only published various periodicals and books， but also provided resources and media for promoting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literature， the exchange of literati and the joint planning and publ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 built a bridge between the publishing circles of China and Japan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Keywords： Uchiyama bookstore; the publishing industries of China and Japan; left-wing literature; cultural exchange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近代中日文化沟通的‘媒介者内山完造研究”（16CWW014）;山西省回国留学人员科研资助项目“内山完造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与传播研究”（2016-045）

作者信息：吕慧君（1984— ），女，山西太原人，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近代中日文学文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