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敏　林克勤

【摘要】视觉媒体历来是社会中介化最重要的“知觉架座”，尤其当“屏”的迭代进入互联网技术架座时代，技术文化所生成的观看方式和视知觉重构几乎是革命性的。纵观工业革命以来的视觉发展史，形成了图文技术、影像技术、虚拟技术的观看特质，借助视觉媒体的机器眼所形成的观看可谓技术化观视。从身体介入层面而言，技术化观视包含映射观视和体认观视两种基本范式，而赛博观视是上述视知觉路径的融合。随着“屏”对日常生活的深度殖民，当身体深嵌于智能传播时代，技术化观视的注意力变化及新的视觉机制正在形成，并对社会心灵史与心态史产生了潜在的影响。

【关键词】技术化观视 技术哲学 具身心智 体认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4-067-08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4.009

人类进步史是一部科技发展史，自德国学者恩斯特·卡普1877年出版《技术哲学纲要》以来，工程技术哲学和人文技术哲学对于传播学领域的介入，揭开了媒介作为映射客观世界之技术路径的研究序章。海德格尔1955年在《技术的追问》中用“座架”的集合装置概念描述技术将人“促逼”“订造”到对现实物的“持存的解蔽”之中，从而抵达真理之域。鉴于一般技术与媒介技术的差别，深入媒介技术哲学与认知论视角的研究，是审思传受关系的题中要义。

视觉文化与人类同时诞生，其隐喻范畴形成了一种视觉在场的、视觉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这一制度的系统阐释者，从洞穴之喻开始，“看”被视为人类最重要的知觉形态。see、watch、sight、gaze、vision、visual、visionary、observe均有此意，中文有观视、视观、观看、凝视、观瞻等表述，“看”这一真理性认知方式比其他感官更显著地作用于人们的知识观念。纯粹意义上的视觉媒介少有，大多是具备不同比例感觉的复合媒介，但也依然存在以视觉为主的媒介，如印刷术、电影电视、互联网等。视觉媒体是一种清晰、直接、看似透明的传播形式——学者周蕾称之为“技术化的视觉性话语”，“它们在某一观察主体面前被安排成指涉体系，宣示自己仅是客体，仅是指向其他事物的‘指涉符号”。[1]

人们越来越依赖于图像富裕带来的公共图像文化狂欢，视觉媒介技术已激发人类交流传播的必然性和自觉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西方介绍、探索、分析和批评视觉文化的文献已十分丰富，但视觉媒介技术的迭代在观看与认知层面生成了许多新领域。《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成为眼前现实，而信息时代正在改变看的方式，可以说“视界是屏的”，屏幕成为眼睛和他物之间的媒介。提出了图像转向概念的美国学者米歇尔认为，图像是视觉性、机器、体制、话语、身体和喻形性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观看行为可能与阅读的注重形式是同等深奥的问题，而基于文本型的模式难以充分阐释视觉经验或“视觉识读能力”。[2]（44-49）鉴于以上问题域，本文将图像技术诞生后的数百年视觉传播过程中以视觉技术媒介为传播载体、以受众视知觉为生理条件的观视类型统称为技术化观视，并尝试在媒介技术哲学视域下思考如下问题：第一，总结视觉传播及其视觉认知的嬗迭进路，梳理映射、具身以及人机连接下的视知觉共性与差异;第二，探问技术化观视的转向，即不同的技术性带来怎样的观视方式与视知觉惯习;第三，基于映射—具身—赛博视觉的混融，思考新媒体视觉场带来怎样的人机关系和人机文明。

一、技术化视觉的进阶：映射传播中的视觉面相与观视效能

现代科学创立于17世纪，技术进化有其组合和递归特征。技术哲学家唐·伊德认为“任何单一影像的意义与效力，总是毗连着这负荷过度的多元感官环境，也毗连着居住在此环境之中的观看者”。[3]（39）直觉和观看历来被理解为一种混沌、模糊、难以描述的感知经验，因此有了神经科学等的加入。丹麦学者延森考察了三类物质媒介的原型特质：作为人际交流媒介的身体、大众媒介以及信息传播技术，三者相互交融、不可割裂，对应的具体传播形态是：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的分析框架。延森认为，从物质向媒介的转变过程中，可供性、嬗变性以及技术动量都在起作用。[4]（67）当图像技术走向可机械复制的摄影摄像，再走向智能传播的合成图像，借助各种机器眼，从工业革命到信息时代，从自然观视到技术观视，媒介技术谱系改变着人的感觉平衡、心理作用和视觉思维。

1. 镜：图文时代偏向于注视的直观映射

关联着认识论的映射功能是传播技术最基本的功能可见性，古典时期以金属机械为技术、以印刷书写为媒介的信息方式，其观视体现为语—图关系中的注视与直视。图文的前身是人类早期面对面的图腾文化，这是人类视觉能力、文化原型、原始信仰的体现。外物进入人眼的视域，是一种自然知觉的原初视界。古希腊哲学的艺术模仿说之后，美学家用镜子来表明艺术的本质，如欧美文论家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之喻，美国哲学家罗蒂称之为“我们的镜式本质”。中国古代的视觉意识注重人与世界的互构维度，它不是一种剥离了经验层面的理念观照，而是通过身体契入时空境域之中，形成一种当下化的或悲或欣、或执迷或彻悟的构意机制，如“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或“人看花，花看人。人看花，人到花里去;花看人，花到人里来”，儒家所强调的“以礼观之”或“以心观之”中包含着“敬”。从西方公元前15世纪的腓尼基字母到苏美尔文明的楔形文字，从中世纪的羊皮纸之眼到1450年的古登堡印刷术，读写文化推动了阅读等级制度的不断松绑，18世纪的阅读革命构成了现代教育体制的基石，与其说图片变成了文本（视觉阅读），不如说是文字文本成了图片。明末清初以后，随着西洋望远镜、显微镜、地图、解剖图、暗箱、幻灯、照相术等光学器具进入中土，视觉媒介拓宽了新的视界及视觉意识。

现代媒介是一种自然之镜的可视化存在，无论16世纪的威尼斯手抄小报Gazzetta，还是当今的现代媒体，都是人们心目中直接映射客观、为世界祛魅的自然之镜。按照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观念，形象和观者建立起来的是一种镜映、臣服或支配的关系，并且是双重镜反的，“绝对大写主体占据着唯一的大写中心位置，按双重镜映联系的方式向其四周把无穷的个体唤询为小写主体，以至于这些小写主体臣属于大写主体，而同时将这些小写主体交给大写主体，使各小写主体能够在大写主体中注视审思自身的图像……成为确实关乎他们和大写的他的保证”。[2]（67-68）19世紀后半叶的电子媒介、20世纪的影视传播获得极大发展，从实体立场出发，英尼斯、麦克卢汉等人把大众媒介视为人体器官赋能后的扩展，如印刷媒介是视觉的延伸，广播电视是视听觉的混杂延伸，这种判断并非建立在严密的科学测量、精确设计的基础上，而是发凡于范式想象和洞察路径的一种思辨性推论。与此相反，香农与韦弗则把人脑比作电脑，认为人脑是包含着感受器、效应器、记忆和加工器等关键元器件的信息加工系统，是一面刻录、放送各种客观世界信息的自然之镜，并不彰显人类心智关于信息分析、加工的综合作用。

2. 窗：影像时代偏向于远视的时空映射

影像时代源自模拟信号传播技术的极大盛行，机械复制、光电技术带来了照片、广告、影视等媒介高度饱和的情形，德国思想家基特勒将其描述为“话语网络1800/1900”的断裂节点，即1800年左右书籍变成了影像和录音，浪漫主义向数据流分化过渡，尤其三种关键技术媒介——留声机、电影与打字机造成了话语的系统性断裂，这三种技术铭刻体系是身体的镜像，此三者对应着拉康关于真实界、想象界和象征界的方法论区分的理论版本：“模块化、变形、同步;延迟、储存、调换;倒频、扫描、绘图：所有这一切都将抹杀传统意义上的媒介概念。”[5]美国艺术史学者乔纳森·克拉里的《观察者的技术》作为当代视觉性的一部史前史，将视觉表征的问题与视知觉的科学描述交织在一起，并坚持把观看者的不同模式置于中心位置。克拉里剖析了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暗箱视觉到19世纪立体视镜观察者的位置变化及其“看”的变迁。他用客观性和对主观性的压制来描述暗箱的观视，认为暗箱的单眼装置是主体对客体的单向度把握，从而建立了一种知识与观看的组织方式或强制性的认知场域，这可称为哲学上的笛卡尔透视法。而这一切在19世纪发生了断裂：光学器具、医学影像的敞视取代了暗箱，转为一种主观的、身体介入的、内化的视觉，观者被赋予了身体。克拉里说：“形塑19世纪观察者的最大影响源，在于主观视觉模型成为优先……19世纪发生在观察者身上的正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他或她得以进入新事件、新动力和新体制的星丛之中。”[3]（16-19）这是人类知觉性质的关键性演变，视觉机制和知识秩序都发生了转变，观者通过看确立了主体位置，视觉中心主义的大生产配合着消费欲望的策略性观看，炮制或聚焦重大事件以获取对核心注意力的抓取，如3D立体电影热潮，或在广场上安装超高亮度的全彩LED大屏幕;电子媒介带来全球传播、宗教梦想和公众意识，被学者刻画为“奇观社会”（居伊·德波）、“媒体奇观”（凯尔纳）、“全景监狱”（福柯）等种种场景。

相较图文而言，影像使文献变得更为精确与丰富，其镜像本质也更为明确，但总体而言是一种充分打开的、超越时空的远眺观视，正如超长焦镜头同时具备镜像和后窗功能，电视媒体在威廉姆斯那里是“流动的藏私”，在梅罗维茨那里是“消失的地域”，在麦克卢汉那里是“地球村”，吉登斯称其为“脱域机制”。英国艺术史家约翰·伯格认为，影像是重造或复制的景观，脱离了当初出现并得以保存的时间和空间，其保存时间从瞬息至数百年不等。每一影像都体现出一种观看方法，[6]如视觉暂留做出了科学解释，视觉媒体能展示出超自然世界、微观世界的丰富细节、角色和叙事，见微知著成为可能。

3. 屏：虚拟时代偏向于共视的技术映射

相对于传统媒体偏重于认知的特性，新媒介更多体现为实践性，虚拟时代即是互联网技术的冲击，戴锦华将这次技术革命表述为“完全未经抵抗、几乎不曾讨论”。技术依赖使得人们的视知觉正在经历演变，屏有公共屏幕和私人屏幕之分，正在成为镜和窗的融合，其视觉文本、视觉建制成为当代视觉文化研究的新领域。赛博时代的信息处理是随意进退、多任务处理，其观视本质是快速浏览、刷屏、对视、共视，即互看，多数人看少数人（网络KOL、直播UP主、流量明星等）的观看，数字影像、VR、AI技术带来了用户的沉浸感、临场感与交互感。法国哲学家维利里奥认为，知觉自动化是视觉机器和合成视觉的时代，他在《视觉机器》中区分了图像形式逻辑的实在性（18世纪的绘画、雕刻、版画、建筑等）、图像辩证逻辑的事实性（19世纪的摄影、电影、照片等）、图像悖论逻辑的虚拟性（20世纪的电视录像、电脑发明等），认为知觉自动化最重要的特质是事实性（或操作性）和虚拟性的相对融合/混合，物理学层面的真实受到质疑。他提出盲性是幻象机器的核心部分，动摇了几何光学关于可观察和不可观察的传统概念，无形幻象的生产是强烈盲性的再生产，最终会变成工业化最新最后的形式：非凝视的工业化。而数字光学几乎是统计光学，它产生的一系列视觉幻觉是影响人们的理解力和推理力的理性幻觉，社会陷入了自愿盲性的黑暗之中，数字权力的意志最终污染了视觉和知识的范围。[7]

由此可见，不同的视觉技术都会重组人类的感觉比率、视知觉方式。彼得·布雷瓦区分了三种类型媒介：记忆的媒介、观察的媒介和虚拟的媒介。[8]笔者认为，它们分别带来的媒介想象也对应着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中的讨论，斯蒂格勒基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三重综合”的表述，在西蒙栋、吉尔、古兰的技术和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使用“第三持留”和“代具（即义肢）”来分析现代技术统治的现象学本质。“第一持留”是一切时间客体的组成部分，属于感知的当下时刻，即康德所说的“领会的综合”;“第二持留”是在想象过程中通过回忆而激活的持留，它构成了意识的过去时刻，即再现的综合。斯蒂格勒将客观性记忆的所有形式，如电影胶片、摄影胶片、电视、文字、油画、雕像等称为“第三持留”，“第三持留”是意识流的未来时刻与终点的投映，即认定的综合。“文化工业以工业的形式系统地使‘第三持留的新型技术投入运作，‘第三持留是意识的代具。没有这一代具，就不会有思想，不会有记忆的留存，不会有对未曾经历的过去的记忆，不会有文化。”[9]这说明媒介技术往往和权力、利益机制纠缠在一起，对于看的控制越来越明显，并诉诸观众智识中最感性的无意识层面，使人们对此习焉不察。

二、技术化观视的转向：体验哲学影响下的具身传播及认知迭代

身体是认知的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基础，身体经验和心智加工形成认知世界的范畴、概念和体系，是传播实践的人类共识。西方哲学中的身体观念从贬抑、隐没到松绑、出场，身体走过了一条长达两千多年或隐或显的遮蔽史、受难史与复兴史，认知科学领域的离身—具身理念也有過一条消隐、显影、嵌入的身体行动逻辑。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中表明人具有被动、能动的两用，一是适应复杂（受外界影响），二是驾驭复杂（对外界做出行动）。缘于媒介史研究中身体的长期缺席，身体重返传播世界的议题受到关注，刘海龙、孙玮等学者已经做了一些先期讨论，从媒介考古学、控制论、后人类主义等理论资源出发，勾勒出传播中身体研究的大致主线。新媒体语境下的新视觉、新思维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身体在场是理解当下人与媒介、人与社会关系的关键因素。

1. 体认之“体”：身体哲学转向下的具身传播实践

从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到后现代哲学的身心一体说，其间的转折在于启蒙运动之后现代意识的觉醒，存在主义哲学家尼采用“一切从身体出发”“重估一切价值”为身体松绑，德勒兹将其延伸为欲望机器，用欲望、无意识、身体来反抗意识哲学的独断性，是体验哲学分析的前提和基础。20世纪下半叶，多种影响促进了从现象学到心理学的发展，身体的现象学意义是知觉身体。胡塞尔现象学的核心是意向性，认为人是通过与世界的关系去认识自身及世界的，要回到事物本身;海德格尔提出了主体的基础存在论即“在世存在”;法国知觉现象学创始人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的思想基础上，关注知觉与世界的关系，从意识现象学转向含混的身体现象学，他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眼与心》等著述中阐发了意向性在身体—世界这一复杂统一体中的关键作用，其感性诗学对新闻传播学产生了潜在的影响。慕尼黑艺术家罗泽认为，人类至少拥有三个身体及三个空间：一是处在自己的血肉之躯的中心，二是处在虚拟的、通过机器眼和机器声的屏幕看到的空间，三是处在另一个仍然真实的、机器人占据中心的空间。[10]应该说，所有的人类传播都是与身体有关的，延森审视了具身化传播与技术化传播之间的区别与界限，他将身体及其工具延伸称为第一维度的媒介，目的是将现实和世界具象化;将媒介技术的出现称为第二维度的媒介，可复制性的设计拓展了信息扩散的潜能;把数字媒介称为第三维度的媒介即元技术，传播再次拥有了人际传播中的互动与多元化的交流模式特征，并倾向于回归一种雅典式集会的基本传播模式。[4]（69-74）如微信推出的“拍一拍”功能，就是对具身传播的某种重返。

2. 体认之“认”：认知科学推进着具身知觉的理解

今天对于认知科学的回望，学界普遍认同20世纪50年代第一代正统认知和20世纪90年代第二代具身认知的划分。其间，信息论、控制论、神经科学、数学和计算科学为认知科学提供了有效工具，联结主义以认知可计算主义为研究纲领，看重发生在脑中的计算，较少关注人的身体与环境的交互，具有离身性。第二代认知科学建基于海德格尔主义的具身—嵌入认知心理学，梅洛-庞蒂强调了体认的知觉方式，用体验性、具身的主体性、身体图式等概念来阐释知觉、身体和世界的统合。他认为，人的身体是在世界上独立存在的媒介物，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并非世界的镜像，而是身体构造和身体感觉运动系统塑造出来的。具身认知（涉身认知）受到杜威、后期维特根斯坦以及罗蒂的哲学渊源影响，坚持身心一体论和身心辩证统一论，具身心智经过了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新行为主义的一步步论证，其基本纲领是“把认知置于大脑中，把大脑置于身体中，把身体置于世界中”。[11]瓦雷拉、汤普森和罗施合著的《具身心智：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被视为一个研究的原典，他们用鸡和蛋的关系作比，形容世界的独立与心智的参与，而具身行动是二者的中间立场，既不是客观性的独立于知觉和认知能力而“外在于那儿”，也不是经验性的独立于世界而“内在于这儿”，世界与知觉者是彼此规定的。[12]这说明了具身心智依赖于身体，植根于环境，通过感觉—运动通道来体认和觉知世界。技术决定了什么被显现或者被看见，具身是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技术是一种文化嵌入性，具身认知重构了身心关系。

3. 看与被看：身体观视及其消长的权力关系

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全视机器的出现，引发了哲学界对久已存在的视觉高贵性的反思与焦虑，尤其拉康的镜像理论、福柯对于注视/监视建制力量的分析、德里达等人将视觉中心主义和现代性、主体性相联系等，成为人们理解视觉文化的癥候式语境。凝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用于电影理论的技术话语，现泛指观看视觉媒体人物形象的方式，凝视通常指涉某种权力的心理关系，是一种反映性别化的、带权力的观看，凝视者优于凝视对象。过去在讨论身体传播中的看与被看时，总是依从女性主义视角，持续着性别意识形态的陈规：总体而论，男性在看而女性被看。今天，大众用手机互看，既“看女色”也“看男色”、看顶流明星也看素人网红，但看与被看依然囿于一个权力化的象征场所。譬如，一个普通个体也可能被沦为“集体视奸”的对象。身体观视层面的可见与不可见，谁被看见？谁不被看见？显然那些出位的、出列的、文化标出的异项是容易被看见的;而哪些人群、哪些事物被打造成出位和出列，涉及权力关系、媒体资本和文化工业的过滤，看什么和如何看，成为科学话语、表述体系和权力话语的认识对象和管理对象。

随着技术全球主义的推进，在全球征服以及国内治理的双层架构上，技术与资本结合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即技术的非中立性逐渐明显，身体与体制、话语权力之间形成了新的关系。克拉里认为：“一旦视觉被重新安置到观察者的主体性中，两条彼此纠缠的道路就展开了。一条道路导向视觉主权和自主性的多重肯定——这一主权和自主性乃衍生自此一新近在现代主义及其他地方被赋予权力的身体。另一条道路则是由于对目视之身体的认识，而逐渐加强对观察者的标准化及管控，并朝向依赖于视觉抽象化和形式化的权力形式。”[3]（225）克拉里在另一著作《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中梳理了注意力的谱系之后，认为现代注意力问题已经成为一种有生产力、可管控主体的新制度建构的核心课题：在现代性内部，视觉构成了一定范围外在技术捕捉、塑造或控制身体的一个层次，但与此同时，视觉又能够成为回避体制性围剿，能够发明新的形式、影响及紧张关系的身体的一部分。[13]19世纪的注意力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的诞生，而20世纪至今的景观社会，被全面数据化、消费化的注意力是否意味着人的消失？显然，具身的主体既是权力的场所，也存在着抵抗权力的潜在可能，这也是现代性视觉机制走向丰富情态的一种生动注脚。

三、智能传播中的观视：技术化视觉融合中的知觉重塑

当前，“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在20世纪40年代的理论研判面临着信息革命的新场景，20世纪晚期兴起的NBIC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认知科学）研究正当其时。人机组成的赛博格进一步改变了身体封闭自足的内在性，这是一种胡塞尔意义上的交互主体性，物质与信息相混合，肉身身体走向了仿真身体，学者凯瑟琳·海勒等人强调的后人类主义成为眼前现实;“赛博格之眼”是对自然视觉的增强、修改甚至替换，呈现出的后人类视觉有其新颖的观视、行动、互动与连接方式。信息技术下的视觉学迥异于肉眼对自然的直接观察，也不同于影视、摄影的逼真呈现，随着奇观社会的数字延伸，观察者对仿真的体认知觉也随之变化。

1. 在本体论层面，赛博观视重置了体认传播的现实感知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体验认知是基于体验哲学而提出来的，其首创者拉考夫和约翰逊归纳了体验三原则——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和思维的隐喻性，他们认为意义是人类在对客观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的。当媒介融合进入新阶段，媒介在行动中融合，行动借由媒介而融合，发展了实践的媒介化程度，提升了实践的传播性。

赛博观视是一种怎样的观视？当前虽然多种视觉技术并存，但赛博是视知觉的主导技术，成为搭载长中短视频，融合大中小屏、横竖屏的观视平台，赛博观视是以人类心智为信息加工平台的主客观聚合路径，是在“体（互动体验）”和“认（认知加工）”基础上形成的全息知觉。AI、VR视知觉技术越来越人性化，带来时空一体的超验感。在全民短视频时代，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头部平台适度开放了个人的私人空间，模糊了戈夫曼所说的前台后台阈限，满足了受众观视的窥探欲望。技术的可见性生产是对原初黑暗空间的敞亮，空间从黑暗状态走向透明状态、从模糊状态走向开放状态、从重大时空走向碎片时空、从过渡状态走向自成体系的单元状态，虚拟与现实混界为一种畅爽的深度沉浸感，所谓“抖音5分钟，人间2小时”。

赛博体认的间性关系是一个从对自我凝视到对外观察的过程，也是从外到内、又从内到外互相印证的过程。如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云监工、云课堂、云讲座、云面试、云办公等云端服务成为视觉信息的主体。孙玮认为，融媒体生产带来人类的感官重组和知觉再造，也挑战了现实与想象区隔的既有方式，进而勾连人的社会关系网络。[14]如微博上标注的“新”“沸”“荐”“爆”成为无意识观视的自动筛选机制，网络围观以身体缺场的方式实现意识在场，心物合一的人机共同体是互联网的价值核心，技术与身体出现了双向驯化：人可以能动地塑造技术，使其趋于人性化，过去认为的机器没有自我意志（机器格）的观念面临修正;技术也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人的感官、习惯和思维，5G、万物皆媒带来了“高技术、低生活”的现实感知。

2. 在认识论层面，赛博观视改变了受众的注意结构

早在1948年，拉斯韦尔的两篇论文《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注意结构和社会结构》收录在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成员莱曼·布赖森的《观念的传播》论文集中，拉斯韦尔较早注意到受众的注意（认知）是作为传播效果的主要表现，他关于人类社会的注意结构被学界忽略很久。拉斯韦尔将注意过程视为一连串的注意框架，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都属于注意力集合体。[15]其认为，并非每个人都是世界公众的成员，当一个人企盼他想要的东西能影响公共政策时，他才从注意力集合体的成员过渡到公众成员。按照这一逻辑，网络视频使得注意力的焦点凸显出来，围绕于此所形成的观视集合体，很多时候并不导向公共事件而是导向娱乐事件。

诺贝尔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早在1971年就提出了注意力资源短缺的问题：信息的丰富导致注意力的缺乏。澳大利亚学者罗伯特·哈桑在其著作《注意力分散时代》中认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信息传播技术革命相互渗透的加速数字时代，人们在信息洪流中的软弱正日益变成一种病态，即慢性注意力分散，这对认知和思考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美国学者米切尔·高德哈伯于1997年发表《注意力经济——网络的自然经济》一文，提出注意力经济时代的财富以新的方式分配，出现了新的两大基本阶级——明星和追星族，形成了以名人为核心的普遍明星体制，他们是注意力資本家。2020年6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微博热搜进行整治，其重要原因就是在资本操控的背后，低俗色情的持续炒作挤兑了公共话题的资源。

视觉中心与边缘的问题、专注力的衰减一直是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赛博观视中的瞥视、刷屏、浏览、快速出入，使信息难以产生深刻的记忆存留。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凯瑟琳·海尔斯提出了两种注意力模式——深度注意力和过度注意力，深度注意力是注意力长时间集中于单一目标之上，并在维持聚焦时间上表现出高度耐力;过度注意力是其焦点在多个任务间不停跳转，偏好多重信息流动，追求强刺激水平，对单调沉闷的忍耐性极低。深度注意力趋于传统纸质文化一端，过度注意力趋于电子文化一端，这在富信息社会中表现明显。[16]青少年的视觉注意力往往只有在长时间打电子游戏时才呈现，但这种注意力并不是学习层面的深度注意力，只是一种毫不费力的对游戏通关的迷狂，文字、图片、图像、动画、视频等多模态组合更易导向玩家的沉浸。当短视频、浅阅读、轻传播盛行，过去那种对自然的凝视变成了围观网红、去网红地打卡，人们不是用眼睛去静观默照，而是通过手机镜头去看，通过美颜之后再发朋友圈，手机就成为横在我者和他者之间的技术化观视。可以说，人们发明照相术，是为了追求更真实的观视;人们又发明滤镜，是为了躲避并修正肉眼可见的绝对真实。注意力散光、短期记忆、即时体验成为互联网观视的常态，远程交流、虚拟现实、云计算、云存储等记忆外包解放了人的记忆、认知、感知与体验能力，仰仗集体记忆的文明进路发生了转向。

1958年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在《人之研究》中以默会认知理论来描述人类知识的身体根源，默会知识（意会知识）是与明言知识（言传知识）相对的、尚未成形的、难以言传的知识，是技术内化和熟化的结果。[17]（111）波兰尼强调默会维度的优先性，即人（认识者）的凸显，其基本原则是在人类的总体认识结构中，“默会认识是逻辑在先的”。当认知成为一种静观和在对象重点中发现有我的“欢会神契”时，认识就达到了全部认知过程的最高点，即“我—我”之境界。[17]（16-29）默会认识本质上是一种理解力，是一种领会、把握经验，重组经验，以达到对理智的控制能力。而赛博观视中的默会有所消解，“存在感”“看新鲜”“怕错过”“错失恐惧症”胜过人们学知识的心态，信息过载、认知盈余、热点搭乘加深了网络成瘾行为，知识的胶囊化、碎片化、速成化成为学习领域的新迷思，算法引导、机器人写作、程序作诗、机器深度学习等已成现实，网民的默会认识受到“信息茧房”、算法推送等过滤塞的影响而出现认知固化、认知闭锁，“奇怪的个人知识”有可能增加了，但未必是公众共识，很多时候有反智倾向。关于网络文化民粹主义的诸多研究证明，在众声喧哗的网络表达中，社会撕裂感在加大加深。

3. 在价值论层面，赛博观视带来不确定感中的史观重塑

体验哲学兴盛之下的身体在互联网找到了合适的出口，但身体仍不过是承载信息代码的容器，被技术所控制的主体成为数字劳工，后人类主义者更直接擦除了主体性的身体。荷兰学者穆尔称其为“赛博空间的奥德赛”——奥德赛的还乡之旅是一场冒险的旅行，互联网中的身体同样会遇到种种诱惑与险境。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最大的社会变量，存在着技术活性释放的不确定性、用户行为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人为干预不确定性、科学认知不确定性等因素，心灵史在认识幻象中遭逢了重构的可能。媒介是人类想象力的发生场所，媒介观念在心灵和大脑中得以延伸。PS技术、AI技术、换脸技术等打破了眼见为实的观看逻辑，虚拟嵌入现实的极端化，使感官迟钝而陷入某种后现代的视觉虚无主义。当鲍德里亚所提的“生产之镜”成为斯蒂格勒笔下的“数字之镜”，这种新型数字化镜像比镜子反射更使人入迷，马尔库塞的技术批判思想“单向度的人”亦已成为互联网时代“存在之痛的人们”的前世回音。从大处而言，技术化视觉带来了中国视觉现代性的到来;从小处而言，阅读和写作开始退出中心地位，从精英阶层的社會记录（如电影）到大众生活的日常代言（如抖音、快手），当信息视觉技术对日常生活进行了深度殖民，受技术抬举、被尊称为用户的人们实际上成了“屏奴”，数字潜意识、数字精神政治正在形成新的监视、控制和影响。

当前，赛博观视带来的价值题域正在不断扩展，不仅融合于东西方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情态之中，也带来了新史观的意义型构。史观可以是整体的编年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也能是个体的艺术史、心灵史等，因而要重新理解互联网时代人与机器、人与自然等种种关系，进而重新理解新型关系基础上的经济基础、社会组织、政治生态和生活样貌。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迈思在1979年访问中国时，以《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的报告表达了对消费主义进入中土的忧虑，当前，赵月枝将这一问题修正为21世纪的《手机之后，是什么？》命题，以此反思数字革命与下层民众面临的日益深化的经济不平等与社会不公正具有的内在关联，这一问题不仅和中国有关，也和全世界相关。

结语

近年来欧洲学者开始关注媒介化理论框架，如丹麦学者施蒂格·夏瓦注意到媒介作为传播的载体（中介化过程）对文化与社会的长期制度化变革所带来的影响（媒介化过程），即媒介融入其他社会制度与文化领域的运作中，同时其自身也相应成为社会制度。拓展视知觉体认逻辑的研究维度，将对技术发明与人类关系调适有所建言。

首先，视觉技术媒介从镜到窗再到屏的功能，敞开了原本不可见的那一部分，并越来越受人们青睐。从非技术观视进入技术化观视之后，传播技术可视为三个路径：映射传播、体认传播、智能传播，它们之间有大致的时间分野，其轴线是线性发展的，新旧传播之间并非完全取代，而是共在并存的重叠关系。在看的演进上，从纸面（书本）、墙面（影视）、桌面（PC端）再到掌面（手机），“视界是屏的”终于到来，屏幕从实在屏幕走向虚拟屏幕（如AR、VR技术），当前是大屏、中屏、小屏、横屏、竖屏、跨屏的观视融合。

其次，要把握用户的注意力，资本、机构、媒体乃至国家就要把握技术化观视的特点与趋势。与映射传播、体认传播和智能传播相对应的技术化观视，可命名为映射观视、体认观视、赛博观视，总体而言越来越偏重于人在认知中的直接操作性，即心身统一体，人的主体是心与身的总体。当前，赛博观视正在成为技术化观视中的重头戏，液态现代性中的流动的影像虚像成为现实场景，但极具个人主义的展演与高自由度的观瞻也并不意味着观视本质的革命性改变，观视依然是视觉乃至心脑严厉受控的那一部分。

再次，当信息技术越来越成为公共意识的一部分，抽象的人间社会成为具象的屏间社会，技术化观视的嬗迭带来传播学的想象力和社会学的想象力，也带来了美学内涵和文化仪式的降维，非礼勿视等传统伦理被消解。当前媒介化已成为一种认识论的变革，“互联网+”“短视频+”开始影响社会构型的过程，正在铺开的国家新基建也指向这一趋势，新一轮的网络建设所带来的赛博视觉文化及其认知重置，还有待持续观察、论证与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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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sual Field is Screen"： An Application of  Technical Viewing and Embodied Cognition of Visual Sense and Perception

CHEN Wen-min1， LIN Ke-qin2（1.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China;2.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Visual media always has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seat frame of percep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mediating， particularly when the development of screen has come into the era of Internet technical seat frame， which means the viewing mode produced by technical cultur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visual sense and perception are almost revolutionary. Based on the processing of visual sense， viewing depending on machine eye of visual technical media has become technical viewing. Scrutinizing the history of visual sense as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re are three distinctive viewing characters： graphics and text technology， portrait technology as well as virtual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embodiment， technical viewing includes two basic paradigms of reflective viewing and embodied-cognitive viewing. Cyber viewing is a blending of the above visual sense and perception paths. Contemporary information visual technology has a deep effect on human being's daily life. In terms of intellectual communication， body is implanted into the transition of media technology， the attention change of technical viewing and new visual system is taking shape， which potentially impact social spiritual history.

Key words： technical viewing; technical philosophy; embodied mind; embodied-cognitive communication

基金項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视频转向背景下主旋律新闻叙事的视觉传播力研究”（19YBA282）

作者信息：陈文敏（1972— ），女，湖南株洲人，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媒介文化、新闻叙事;林克勤（1966— ），男，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认知传播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认知传播、新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