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慧

（1.中国人民大学体育部，北京100872；2.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100872）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人类从诞生伊始，就随着生命历程逐步实现了由生物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人际交往的网络体系也随之建立。这种观点是基于对记忆社会性的强调，正如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所提出的集体记忆理论所强调的“集体记忆的生成是以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的群体（身份）为载体，脱离了这个载体就切断了记忆与建构其本身的社会环境及精神生活之间的联系，由此具体的记忆内容也将不复存在”［1］。受到涂尔干以及法国早期年鉴派学者的影响，莫里斯·哈布瓦赫首次在其著作《记忆的社会框架》中建构了记忆研究的集体框架。在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认知体系中，个体的记忆形成是依托于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如果脱离社会框架，记忆不可能存在。

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在德国思想家扬·阿斯曼的理论体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扬·阿斯曼提出了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的概念。交往记忆就是记忆承载者与同时代的人共同拥有的记忆，也可以理解为代际记忆。交往记忆的承载者同样产生于社会群体之中，并随着它的承载者产生和消失。有历史学者指出：“交往记忆的边界值是80年，40年是一个重要的门槛，交往记忆的传承一般在三到四代人中延续。”［2］人类产生交往记忆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生物体存在的双重性特征，即人既是个体动物又是群体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