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代小说开始出现有意使用虚构手法的现象。其虚构手法可分成两类：第一种是为了将故事情节趣味化的虚构手法，第二种是作者将心中所思所想具象化而使用的虚构手法。唐代小说可区分为三类：一是继承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作品，二是盛行于中唐时期以男女恋爱为主题的小说作品，三是汇整于中后唐时期的一系列小说、笔记作品。裴铏《传奇》大体属于第三类，是以展现诗才、史才、议论之才为目的而编写的，它所运用的是单纯的第一类虚构手法。《传奇》采用了不少六朝小说、笔记等作品中的情节，但对其内容表示否定的态度，同时又对唐代第二类传奇小说表示一半肯定、一半否定的态度。

关键词：裴铏《传奇》;唐代小说;虚构手法;《柳毅传》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1.03.09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开头，便指出了“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①。具体地说，从像六朝时期叙述粗略、仅陈事件梗概的小说文体，到了唐代却有了一大转变。在唐代，出现了极尽地描绘细节及具备完整情节的小说作品。且鲁迅又指出，到了这时期，小说开始有意地使用“幻设”来创作作品。“幻设”一词出自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用现代的词汇来说，即“使用虚构”的意思。

鲁迅所指出的六朝小说和唐代小说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文体”与“使用虚构手法”的这一观点，大致上是没错的。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有意使用虚构手法”的现象是始于唐代的这一见解。六朝志怪小说里记述的鬼神或灵异，大多是现实生活里不可能存在或者不会发生的。对我们来说，其故事的内容是假的、虚构的。可是，除了为了吸引人们到宗教为目的的唱导活动里，僧人向人们诉说地狱故事等特殊的情况之外，传述这种故事的人或将这种故事记录下来的人所持有的根本态度是相信这些故事是真的，或者可能是真的。相对于此，唐代人构成故事时，有意识地运用虚构手法创作出与现实世界不同的、作品内部的独立世界。读者们也神游于这个架空世界，并且把在这架空世界里收受到的感想作为核心，深化自己对现实世界的看法。这样看来，我们可以说小说文艺是到此时期获得独立自主的。

本文为了进一步探究唐代小说的特征性格，则欲针对鲁迅指出的虚构手法使用的具体情形以及虚构手法具备的功用，做深入探讨。说到虚构，也有不少种类，其叙述手法也五花八门。然而，本文仅欲粗略地将虚构手法分成两大类：一种是为了将故事情节变成饶富趣味而使用的虚构手法（第一类虚构），另一种是记录者将自身心中所思所想具象化而使用的虚构手法（第二种虚构）。其中主要是第二种虚构手法的使用，导致了笔记小说迈向文学境界，打开唐代传奇小说能夠获得丰富内容的道路。

这样一来，我们在此需要探讨的是：如何有意地使用虚构手法才能开辟文学世界的具体内涵？为了讨论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了解唐代人对虚构这一手法怀有怎样的认识。

在此提出一个例子。《太平广记》卷三一一引用的萧旷的故事，可能成为了解唐代人对虚构手法怀有怎样认识的一个线索。《太平广记》标明这条萧旷故事引自《传奇》（《广记》有的版本写作《传记》）。这《传奇》可能是裴铏所编的小说作品田松青校订：《裴铏传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收录于历代笔记小说大观《宣室志 裴铏传奇》）。。我们不太清楚编者裴铏的生平经历，只知道他大约在咸通至乾符年间（9世纪下半叶）曾在静海节度使高骈幕下担任过掌书记，后来当上了成都节度副使。

《传奇》所收录的萧旷故事概要如下：

太和处士萧旷，自洛东游，夜憩洛水之上，遇到洛浦神女。神女告诉萧旷自己即甄后，并且详细地叙述了自己因为慕陈思王（曹植）之才调而被魏文帝（曹丕）幽禁至死，以及后来她的精魄在洛水之上遇到陈思王，陈思王因感之而作《洛神赋》等事。萧旷问神女：曹植的精魄现在在哪儿？神女回答：他成为遮须国王了。就在此时，又来了织绡娘子。她是洛浦龙君的爱女。萧旷问她有关“柳毅灵姻”的事，还举了几个和龙有关的故事而问其真假，也问了龙的本质为何。针对萧旷的疑问，织绡娘子回应说有关龙的传言有不少都有错。天快亮时，神女与龙女分别赠诗给萧旷，萧旷也作歌回赠;神女与龙女再各自赠送给萧旷宝物之后，便离去了。萧旷后来遁世而不复见。参见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三一一，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459-2461页。

作为小说，这篇萧旷故事称不上令人满意的作品。它主要节录先前就存在的笔记、小说中的情节，东拼西凑来编成一篇故事。不只这一则故事有这种特征，《传奇》所收的故事里有不少部分是以先前就有的笔记、小说情节为基础而写成的。其所引用的笔记、小说，不限于六朝时期的作品，也包括唐代初期的小说。例如孙恪的故事（《太平广记》卷四四五）里，便有这样的一句叙述：

昔日王君携宝镜而照鹦鹉。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四四五，第3640页。

这句话是根据王度《古镜记》而发的。古镜照亮婢女鹦鹉时，她的原形（老狸）毕露，结果她唱了哀歌后，便去世了。

《传奇》里的故事是积极地采用先前的故事情节而成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上述的织绡娘子的发言所示：作者却对这些带有民俗性质的传说故事，常常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这是什么缘故呢？

萧旷故事一开始记述甄后所说的自身与曹植的恋爱故事，其故事情节较之《文选》卷一九《洛神赋》李善注引用的“记曰”更为详细。李善注所引的这条“记”，有人认为就是《感甄记》;但有关《感甄记》这一作品的成书时期及其性质尚未明确，因此无法有进一步的探讨。接着萧旷问了身为洛浦龙女的织绡娘子有关龙的性质等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个部分就是继承自先人传说故事的部分。至于萧旷向织绡娘子提起的“柳毅灵姻”这一话题，因它涉及本文想讨论的关键问题，所以延至后面再细论。

萧旷继续提起的话题，如龙怕铁、雷氏子的佩剑堕入水中而化成龙（可能来源于雷次宗《浔阳记》）、纺织用的梭木化成龙（《异苑》）、生病的龙得到马师皇的治疗（《列仙传》）、龙喜好燕血等来自民间习俗的传说故事，对于这些民俗性质的传说，身为龙女的织绡娘子一直抱持着否定的态度。例如“龙喜好燕血”这一民间说法，织绡娘子便说“无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诞妄之词尔”以否定之。此即意味着，著录在《梁四公记》这一笔记小说作品里的这个故事是凭空捏造的可参照《太平广记》卷四一八“震泽洞”条引《梁四公记》（第3404-3406页）。《梁四公记》没有说龙爱好燕血，只说它爱好烤燕肉。《博物志》也提及了龙爱好烤燕肉的事（见《太平广记》卷九二二引）。。织绡娘子所说“无信造作”的“造作”，指的是作者无根据地、随意地制作出来的故事情节。

另一方面，我们可从织绡娘子的回答得知，她对于龙的了解是极为形而上的。例如对于剑堕入水中而化成龙这一说法，她的回应如下：

旷又曰：“雷氏子佩丰城剑，至延平津，跃入水，化为龙，有之乎？”女曰：“妄也。龙木类，剑乃金。金既克木而不相生，焉能变化。岂同雀入水为蛤，野鸡入水为蜃哉？”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三一一，第2460页。

这是用五行相生理论来回答的。再如织绡娘子谈及龙的本质时，如此说道：

振迅修行，脱其体而入虚无，澄其神而归寂灭。自然形之与气，随其化用，散入真空，若未胚腪，若未凝结，如物有恍惚，精奇（寄）杳冥。当此之时，虽百骸五体，尽可入于芥子之内，随举止，无所不之，自得还原返本之术，与造化争功矣。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三一一，第2460页。

织绡娘子使用老子的理论和词汇来显示龙的本质在其超越万物之不凡，但其结果褪去了原本龙的神话、传说故事所带有的民间习俗因素。这种民间习俗因素可以说是形成六朝志怪小说所收录故事的骨干部分。

这一连串针对龙的质疑当中最需要留意的是织绡娘子谈到柳毅灵姻时所说的话：

旷因话织绡曰：“近日人世或传柳毅灵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尔，余皆饰词，不可惑也。”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三一一，第2460页。

“柳毅灵姻”指的是唐代传奇小说《柳毅传》，讲柳毅与洞庭龙女的恋爱故事。萧旷向织绡娘子提起最近世间流传的柳毅灵姻故事以作为话题，织绡娘子则回应说，故事约有四五成是真的，但其他都是胡扯的。织绡娘子所说“十得四五”是微妙的数字，我们不太清楚究竟是如何得出的。但这句发言，很值得深入思考。

在萧旷这则故事里，织绡娘子一方面否定了魏晋南北朝小说里常见的有关龙的民间习俗因素，另一方面又针对唐代传奇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柳毅传》的内容真实性，提出了半真半疑的评价。这两种分别与“承袭自六朝志怪的作品”及“代表唐传奇精华的作品”大相径庭的评价，无疑展示出编者裴铏对当时的小说作品内容提出的整体性看法。

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认为《传奇》等小说是为了温卷而编纂的作品。其说如此：

唐之举人，先藉当时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愈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35页。

《云麓漫钞》说《幽怪录》（即牛僧孺《玄怪录》，为避宋皇祖讳字而称如此）和《传奇》即是为了行卷和温卷而创作出来的作品。据程千帆教授的研究参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云麓漫钞》的记载有些尚待厘清之处。依据当时的史料，考生们一般都会采取如下的一连串行动：首先考生整理自己的得意作品制作成卷子，将它呈送给当时社会上具影响力的名人显要，这称作“行卷”;几天后，再次献上自己的作品，则称作“温卷”;受到名人显要的赏识，再由名人显要把自己推荐给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接着考生将自己的作品呈送给主考官，这称作“省卷”。

《云麓漫钞》认为《玄怪录》《传奇》等小说都是为了行卷、温卷而汇整的作品。这样的看法能不能成立，还需要谨慎地考察，不能马上断定。我们只不过同意这些小说是为了展现作者的史才、诗才、议论之才而编成的作品。首先，我们可从《传奇》所收的故事里看到显示“史才”的例子。《太平广记》卷三四七引用的赵合故事里有如下的描写：

元和十三年，曾守五原，为犬戎三十万围逼。城池之四隅，兵各厚十数里。连弩洒雨，飞梯排云，穿壁决濠，昼夜攻击。城中负户而汲者，矢如猬毛。当其时，御捍之兵才三千。激励其居民，妇女老幼负土而立者，不知寒馁。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三一一，第2749页。

单就跟志怪小说的文体比较，这段记述将事件的曲折说明得很详细。

有关“史笔”，在此又可举一个例子：《太平广记》卷四十引用的《传奇》里陶尹二君的故事是以秦始皇时代的人物自述形式，记下了他经历的种种事情，后来他进入山中，勤于服食木实而得以活到唐代。他自述的秦代经历概要如下：

当始皇帝好神仙术，命徐福带着童男童女千人前往找寻仙岛时，自己也是坐在前往东海船上的童男之一。当始皇帝焚书坑儒时，自己也是应该被杀掉的儒生之一。当始皇帝筑长城时，自己也作为役夫而备尝辛酸。当始皇帝駕崩，皇室欲穿凿骊山修建茔墓时，自己也是工匠之一，应该被关在陵墓中陪葬。然而他都藉由奇谋妙计（怎样妙计，未详记），顺利地度这些难关，得以保全性命。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四○，第253-254页。

这则“陶尹二君”故事是以曾为秦朝宫女的“毛女”故事（见《列仙传》）作为底本而写成的。作者创造出一个亲自经历秦始皇时期大事件的人物，但并未藉登场人物的行动或台词，表明自己对于时代或社会的看法，只是随手地写出有一连串有趣的故事。这里使用的虚构手法可以看作属于上述所提及的“第一类虚构”。

至于“诗才”，《传奇》这部小说里专以与仙女应酬的七言诗来表现。在这部作品的不少故事里，都把长生观念与跟仙女邂逅的故事密切地结合。《太平广记》卷三一○引用《传奇》里张无颇的故事，其中有如下的一句叙述：

大娘曰：“某有玉龙膏一合子，不惟还魂起死，因此亦遇名姝。”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三一○，第2451页。

通晓《易》的袁大娘所说的这一句话，把长生不老之术与遇到闻名遐迩的美女当作有相互关联的一件事。

以与仙女有来往关系为中心的神仙观念似乎成了《传奇》这部小说作品的一种基调。这种神仙观念可能继承了道教上清派初期潮流的特征因素。我们在《传奇》里看到许长史（许谧）、清灵裴真人（裴玄仁）、鲍姑（鲍靓之女）、上元夫人等道教上清派形成时期的著名人物或神仙的名字。我以前讨论过初期上清派道教运动促使《汉武帝内传》等神仙故事作成的情况小南一郎：《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第四章，孙昌武译，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传奇》里所收的不少与神女来往的故事，都与番禺等岭南地区有关。因此本文大胆推测：这种充满神仙观念的故事，是作者裴铏作为静海节度使高骈幕僚时，接触到以罗浮山等为中心的道教宗派，而从他们的宗教传承里采取来的。

有关“议论之才”，从上述萧旷故事里讨论龙的本质的部分，可见一斑。可是其内容仅只是为了议论而议论，并没有特别精彩。

以上论述仅是以《传奇》为例的分析，当然还需要加入同一时期的小说作品一并分析讨论。虽然研究讨论只进行到一半，但就目前考察结果来谈的话，应可归纳如下：

裴铏《传奇》采用了不少六朝小说、笔记等作品中的情节，但在对其内容展示否定态度的同时，又对唐代传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柳毅传》表示一半肯定、一半否定的态度。本文为了厘清或理解这样的一个事实和它的意义，尝试把唐代小说作品切分成三大类，再以这三大类为基础，思考《传奇》这部小说作品的定位。

将唐代小说区分为三类的话，第一类是继承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作品，这一类的唐代早期作品所运用之文体虽然比魏晋南北朝更加成熟精炼，但就题材或故事情节而言，和魏晋南北朝的作品并没有多大差异;第二类是盛行于中唐时期，以男女恋爱为主题的小说作品，这一类作品是唐代传奇小说的精华;第三类多是汇整于中后唐时期的一系列小说、笔记作品，如《传奇》《玄怪录》等作品都属于第三类。

我们可从萧旷故事里龙女所说的话，得知第三类小说作品《传奇》的编者对第一类继承魏晋南北朝小说的作品抱持着否定的态度。第三类小说实际上是以南北朝小说、笔记为基础而展开的，但编者强硬地否定先行的同类小说作品，这种态度可能源自第三类小说的作者怀着他们的作品已超越过第一类小说作品这样的自信自负。然而，从客观观点来说，这只是“近亲互相憎恶，异端比反对派更可恨”的心态而已。另外，《传奇》对于第二类的传奇小说作品采取了一半肯定、一半否定的态度。如上引萧旷故事里，对第二类作品《柳毅传》的内容有四、五成被认为是真的;至于是哪一部分被认为是真的，尚待进一步分析讨论。

第三类小说作品运用的虚构手法，便是单纯的第一类虚构手法。我们可从上述所举的《传奇》里生于秦始皇时代的人物的经历记述，窥知一二。相对于此，第二类的传奇小说作品的情节核心部分，可说是十分活用了第二类虚构手法，只是有关第二类虚构手法的实质样态与它的功能，则需要结合个个作品来更深入考察参考小南一郎：《唐代傳奇小说论》，童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在此书里，我把第二类小说作品为主要对象，讨论作者们胸怀的向往及其无法实现而产生的悲哀。第二种虚构可被认为是为了把这种向往和悲哀形象化、结构化而使用的手法。。

本文将唐代小说作品粗略地分成三大类，并以运用虚构手法这一观点来探讨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是这种分类方式并不严谨。例如裴铏《传奇》这一作品，大体属于第三分类，是以展现诗才、史才、议论之才为目的而编写的，但是其中的聂隐娘故事不一定是以夸耀自己的诗才等能力为目的而写成的，而且这则有些异质性的故事大概是在《传奇》这部小说集里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部作品聂隐娘的故事也收录在袁郊《甘泽谣》里。有关这则故事第一次刊登在哪个小说集的问题，以前就一直有争论，还没有得到最后结论。我暂且认为现在通行的《甘泽谣》文本是从宋到明时期的人，从《太平广记》抽出佚文来编成的。在进行辑佚工作时搜集的佚文，却达不到《郡斋读书志》等宋代目录里所说的九条之数，因此即采用聂隐娘故事来凑足这一数字。。因为有关裴铏的经历过程不是十分清楚完整，我们不能得到决断性的结论，却可推测裴铏是从南方来到中原担任节度使幕僚职务时，以在幕府里听到的故事作为基础来编写这一则故事。那时他好像已经摆脱了第三类小说的框架。

至于在第二类传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莺莺传》里，张生与莺莺之间应酬往来的诗歌，以及张生展开《尤物论》的部分也许能看作包含展示诗才和议论之才的意思。《莺莺传》的创作好像跟行卷没有关系。这样看来，如何厘清第二类小说作品和第三类小说作品之间的关系等许多与唐代小说息息相关的待讨论课题，将留于未来解答。

附记：本文译为中文时，承蒙陈俐君先生的帮助，在此表示由衷感谢！

[责任编辑 孙 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