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幅员辽阔，方言众多，可谓世界一绝。全国书可同文，然语不同音。

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梁启超讲粤方言，将“考”说成“好”，把“高”说成“苟”，光绪皇帝听不明白，彼此不能达意。据说光绪皇帝原本准备重用这位25岁的维新新锐，擢为侍从之臣。然因难懂广东方言，仅赏六品顶戴，叫他去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当然，也算“专业对口”“才尽其用”了。

20世纪初，中国驻纽约总领事离职回国，纽约市商会为他设宴饯行，请汉学家夏德教授做翻译。夏德先生身为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不便推辞。然而当这位总领事起身致辞，夏德教授却大为恐慌，因为总领事说的是福州话，他一句都听不懂。夏德教授又不能向商会方面解释：中国方言太多，于是装出洗耳恭听的样子，默不作声，大记笔记。当总领事说完，夏德教授起立用英语译曰：我这次离纽返国，心里充满一喜一悲的矛盾。喜的是即将重返祖国，能见久违的亲人;悲的是与纽约诸新交旧识从此握别。如此这般。情文并茂。当他“译”完，全场热情洋溢，掌声如雷。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夏德教授将这事讲给他听，胡适绝倒，直至晚年记忆仍新。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认为这一类的笑话太多，中西方都有，好事者如收集之，可编出一部真实的《笑林广记》，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趣事，甚值一做。

20世纪20年代，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执教，学生听课并不踊跃，语言是一大障碍。起初，选鲁迅课的学生相当多，旁听的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