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亮，王 进

（山西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山西 太原030006）

一、引言

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背景下，优化投资结构、提升投资效率是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从微观视角出发，投资作为企业当期流动资金配置的主要手段，是企业未来现金流的组成基础以及企业平稳发展的核心动力，关于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一直是当前公司研究的热点。在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下，股东和经理人的代理问题被认为是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诱因”（罗付岩和沈中华，2013）［1］。“委托—代理”理论提出，股东和经理人有着不同的利益目标函数，经理人很可能出于“投机心理”而损害股东的利益。经理人出于构建“商业帝国”的考虑，可能进行过度投资，使股东和企业的财富流向非效率投资项目甚至净现值为负的项目（Sh⁃leifer and Vishny，1989）［2］；此外，出于巩固职位以及维护自身声誉的考虑，经理人在其较短的任职期间内偏好于“消极投资”，导致企业错过净现值较高的投资项目，造成企业的投资不足。同时，实务界的大量证据表明，经理人的投机以及偷懒行为是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例如，万科自2014年实行项目跟投机制以来，管理层将自身利益与投资项目进行捆绑，截至2018年共有715个项目被引入跟投机制，不仅造成了投资过度，还使得股东利益流向管理层受益的项目。由此可见，对经理人行为进行有效监督是规避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键。董事会作为股东的代表，是企业的决策与控制中心，其治理水平与投资效率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