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文超

关键词 自我呈现；表情包；拟剧理论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06-0007-03

1 相关概念分析

1.1 表情包的概念

人类之间的沟通通过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来进行，对符号的理解因其复杂性会引起不同的反应。社交媒体上的表情包不仅是非语言的虚拟化沟通方式，也以其符号特性拓宽了表演的载体。随着社交媒体的繁荣，与之相伴的表情包被广泛使用。对于更加注重个人形象管理的年轻群体来说，表情包因其直观性、对语句意义的修改性和UGC性[1]，使得表情包日益成为印象管理和自我呈现的重要载体。

而表情包的概念，现今学界还未给出一个清晰的解释。已知的是“表情包”这个概念于2008年前后出现，但是出处暂不可考证。学者林晓冬对表情包概念的解释是：“多个同类型表情组成的系列表情的集合，用以表达使用者所需要传达的特定含义。”[2]通常是由用户所抱有特殊印象的明星、网络近期流行的语录以及视频截图等为素材来源，加之一系列的流行文字等要素组成。结合林晓冬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表情包可以被解释为满足特定含義并且表达情感、情绪和态度的，以图片为主的表情符号或表情符号的组合。

1.2 拟剧理论下的表演

“拟剧理论”脱胎于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一项实地研究，亦被称为“自我呈现理论”。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将缘起于芝加哥社会心理学派的“形象互动论”纳入日常生活自我呈现的微观分析中，抽丝剥茧地梳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角色扮演和印象管理。其对“表演”的阐释为“特定的参与者在特定的场合，以任一方式影响其他任何参与者的所有活动。”[3]8

传统时代，人们的自我呈现大多是具有现场直播性质的面对面呈现与表演，这种表演具有及时性，随着面部表情、动作、语态等的变化，交流双方会实时接受到身体语言传递的信号，从而根据相关符号在意识中搭建他人画像。而在智媒时代，正如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媒介即讯息”，一个新媒介的出现，不仅给我们带来拓新的传播工具和传播渠道手段等等，它更大意义上，是为社会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尺度、新的标准、新的建构从而对当下社会的传播脉络进行结构化的设计。在这层意义上，建立在新型电子媒介上的表情包，嵌入日常生活使用场景后，催生了具有新特性的媒介交往空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原场景的消解，使得我们因越发缺少空间、社交和时间界限难以保持清晰的社交场景划分，而这将给我们的自我呈现和印象管理带来哪些新变化？同时，这些变化又为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带来了哪些挑战？

基于上述疑问，本文尝试从戈夫曼拟剧理论出发，将微信表情包作为一种表演载体，放在社交媒体中重新渲染，在互联网语境下对“拟剧理论”进行新的扩展和解读，研究新的传播手段带来的自我呈现和表演方式的嬗变，希冀有助于对印象管理在新媒体时代的发展新变化有新理解。

2 表情包使用的表演方式解析

2.1 表演目的：自我展览与复合发展

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了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他认为，表演的目的在于印象管理，但人们之间为什么要进行印象管理，为什么不以最真实的面目示人？以往的面对面互动时代，个人之所以表演，是因为自身并不完全具备呈现形象所具备的品质，所以在表演的过程中，一方面压制自身的本性以服从社会规训，另一方面通过符合社会期望的表演来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安全感。譬如，鹿群在遇到危险时，会装死以避免被抓走；变色龙会将自己身体的颜色变成跟周围颜色一样，最大限度的防止自身被暴露。这种表演作为安全与自我实现的需要，很可能也是人的生物性的表现之一。

但在“非面对面互动”的新媒体时代，其表演目的有了一定程度的变迁。双方参与者之所以用表情包进行社会互动与印象管理并非仅为自身与所期望的角色之间相去甚远，或者植根于生物特性的保护自我需要，而是为了有更跨越时空的互动认同感，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达成社交目的的同时，更多是提供娱乐与自我实现的需要。譬如，毛良斌等人在用元分析的方法进行社交媒体自我呈现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分析时发现，“ 积极自我呈现和真实自我呈现均能显著提高主观幸福感”[4]可以看出相较于以往，作为非语言符号的表情包不仅为展现自我形象的重要工具，其积极使用带来的积极自我呈现将在一定程度上比以往更能提升人主观幸福感并提供娱乐功能。总体上，智媒时代，表演目的呈复合化方向发展，自我呈现的心理动机也愈加复杂。

2.2 表演区域：横向扩大与纵向伸缩

在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中，最为知名的一对概念便是前台与后台。所谓前台，可谓是“人们有意向他人展示的层面”；所谓后台，与之相反，是“那些被竭力抑制，表演者确信观众不会突然闯进来的地方”[3]22。对于前台和后台的操纵，便是“印象管理”。

社交媒体的兴起促进印象管理部分作用实现的线上转移。典型如微信，由于便捷和低成本的沟通形式，使得人际传播更具想象力并打造了一个前台，横向扩大了表演区域。在这个前台中，个人头像（面具）、微信聊天框（舞台布置）、文字（台词）、表情包（道具）等组成了表演的要素。其中，表情包的前台偏向很明显，是个人在线上表演期间通过符号系统有意的向他人展示的层面，以此来打造具有社交资本功能的自我呈现，集中体现新媒体环境下的自我呈现“给予”强化与“流露”弱化的趋势。

给予和流露，便是戈夫曼所提出的另一组概念。我们有意传达的那部分信息是给予，而我们无意间传达的信息为流露[5]，借助电子交往空间的隐匿性，用户借表情包掩饰情绪，发送标准化的带有个人理想自我色彩倾向的信息将比较容易。但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可永久存储表情包于云空间，线上交流者很容易通过对方不同阶段所发表情包的种类和数量对比，来区别不同阶段对话者对某人某事的心境与态度，从而重塑对彼此的形象建构，这就使得用户的表演区域因技术的可追溯性于时间维度纵向伸缩。基于此，新媒体环境下的异步展览，“给予”强化的同时，“流露”也因数字痕迹的留存而增加暴露的可能性。

易言之，于空间维度，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横向扩大了前台表演区域，于是伴随着对自我形象管理掌控欲的增加，用户对着屏幕建构一个“经过精心设计后的理想自我”便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但在时间维度，因可追溯技术带来的表演区域的延展与收缩，其个人印象管理也一定程度上更具弹性与张力，个人身份与自我呈现不再在一个单一时间框架内被一劳永逸地建构，而是动态、连续的过程[6]。

2.3 表演主体：个人控制与剧班共谋

2.3.1 个人控制：精准表现与理解偏差

社交语境里的表情包传播作为场景传播的一种，针对不同场景，用户可用各具特性的表情包在日常交流中进行个性化传播，精准服务于自我形象管理，比如可爱类型的奶茶鼠、蜜桃猫等系列表情包的使用就会打造可爱而人畜无害的社会形象，在社会交往中以低幼、单纯和柔软的形象出场；专业类型的创意手绘或以自身形象3D建模打造的个人形象表情包，更具有个人品牌广告的特征，缩短距离感，更容易打造幽默、亲切、专业的形象。

尽管对表情包的积极使用，自我呈现会更精准，同时也要考虑到，表情包的自我呈现受限于具体语境框架限制的。由于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同成长环境的人对于表情包的理解不同，表情包的使用有时存在理解偏差的可能。

比如说微信经典的微笑表情包，在年龄较大的长辈眼中是友好微笑的表现，但对年轻人来说，该微笑表情眼白过多、笑容冷漠，被视为假笑，所以在同一场景下，同一符号系统的表情包面对年龄差距较大的受众是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偏差，导致自身想要塑造的形象有了一定的扭曲和异化。可以说，虽然表情包等更丰富多元的虚拟化符号拓宽了表演载体内涵，但也更依赖于传受双方的意义空间相通，最大限度的使得编码和译码过程趋于一致，否则将比人际传播更易造成传而不达、印象管理控制权丧失等问题[7]。

2.3.2 剧班共谋：社群认同与角色张力

戈夫曼笔下剧班被定义为一个集合体：“它与社会结构或社会组织无关，而与维持相关的情景定义的互动或互动系列有关。”[3]101这一概念突出了个体表演者之间的合作和协调， 其研究价值也涉及到剧班成员为了共同表演一套常规程序而相互配合和内部一致。

这种群体认同演化至社交媒体发展的今日，社群化发展的表情包已经成为了不可忽视的现象，如粉丝群体明显喜欢用含有其喜爱明星形象的表情包、 兽医群体以动物素材为基础制作独特表情包、家族微信群的集体平安富贵的表演等。“表情包分类的社群化，不仅是对应社群垂直化文化生产和交流的表达，也反映了特定群体内部的认同感。”[8]这种以表情包为载体所流露出角色扮演的群体共识，亦是各个表演者基于内在群体认同感与从众安全感的需要所进行的社会互动的反映。

该集合体由不特定人数的互动松散又随机的聚集，又可能因任何一个“不协调角色”的出现而面临表演失败的危机，这就要求剧班里的演员有一定的忠诚度，谨慎地按照约定俗成的规则进行表演。值得探究的是，尽管此类剧班没有导演统一进行指挥，剧班成员依旧在拥有做“不协调角色”的自由，却努力通过表情包取得表演的一致性，除了社群内部的认同感还有什么因素趋势呢？

正如戈夫曼所指，演员内部有一定的权力结构，沟通地位高的人将获得权力来指导或影响戏剧行为的进程。所以当交流发生时，处于优势权力地位人的表情包偏好会被得到优先满足，因为权力结构已经预先支配了沟通的走向，所以作为承担印象管理作用的载体，表情包等虚拟符号也会顺应特定权力结构中的交往预期从而促成深层次相互尊重，而尊重意味着承认对方权力的交往姿态和角色担当。

3 结论与反思

本文以欧文·戈夫曼的拟剧论为理论框架，以表情包为表演载体，发掘在互联网语境下对“拟剧理论”新的扩展和解读。其中，相较于以往，表演目的呈现复合化发展趋势，从单纯的自我展览、自我认同内涵延展出娱乐与自我满足属性；从表演区域来看，因移动网络与社交媒体为人们对自我形象的整饰和管理提供了技术可供性，于空间维度，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横向扩大了前台表演区域，在时间维度，因可追溯技术带来的表演区域的延展与收缩使得自我呈现建构过程更加凸显连续性与动态性；就表演主体而言，在个体控制与剧班共谋两个维度上，针对以个性展示为分类标准的表情包，体现了社交媒体的虚拟空间中自我呈现的精准性与认知偏差，而以爱好、位置、专业、血缘等标签分类的社群在表情包的使用上也展现出了戈夫曼笔下“剧班”角色的一致性、内部权力结构导向等种种特点，在发掘社交媒体自我呈现也需要考虑到不同受众的需求、偏好及影响效果的同时，也拓宽“剧班”等群体性概念的应用维度。

个体对印象管理的控制权因技术产生了偏向性转变，暴露的可能性增加，而剧班在社交媒体中的若隐若现，也展现拟剧论的独特魅力。很多学者会担心表情包在交流过程中的过度使用，长此以往会造成语言文字能力的退化，但正如戈夫曼在探讨角色外的沟通行为时指出，“表演并非对情境自发地、即刻地反应，它并非倾注全部精力，也没有构成他们唯一的社会现实”[9]，表情包的使用仅仅作为一种沟通技巧，建立亲和关系的润滑剂，是达不到群体失语的程度的。

因此，需要理性看待表情包的印象管理功能，人生是个大舞台，但表演是手段而非目的，表演是局部而非全局，善意的表演亦蕴含着深刻的道德性，让表情包等虚拟符号作为自我呈现的载体，其使用也是不断取得自我认同的道路。而尊重他人或另一个群体使用表情包表演的自由，同时意味着承认彼此对权力的交往姿态和各自角色担当的尊重。

参考文献

[1]刘江浩.“斗图时代”：表情包在网络传播中的意义与作用[J].新闻爱好者，2019（5）：81-83.

[2]林晓冬.新符号文本的创造与解释：新新媒介下的表情包[J].大眾文艺，2016（19）：176-177.

[3]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8，22，101.

[4]毛良斌.社交媒体自我呈现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元分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8）：141-148.

[5]董晨宇，丁依然.当戈夫曼遇到互联网：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与表演[J].新闻与写作，2018，（1）：56-62.

[6]余成峰.信息隐私权的宪法时刻规范基础与体系重构[J].中外法学，2021（1）：32-56.

[7]王元欣.拟剧论在社交媒体研究中的创新阐释：述评及展望[J].现代视听，2020（9）：45-48.

[8]申思远.替代的在场自我的呈现：以大学生线上社交表情包的使用为例[J].新闻传播，2021（1）：33-34.

[9]杨建华.论四种类型的发展[J].浙江学刊，2014（2）：204-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