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建杰 郭东颖 尹子伊

近年来， 世界各国都越来越重视软实力建设。 根据“软实力”概念提出者约瑟夫·奈的观点， 软实力是“为了获得想要的结果， 通过形塑议程、 说服和引发正面吸引力等同化的方式从而影响他人的能力”。①Nye J. S.: The Future of Power， Public Affairs， 2011: 20.因此， 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 感召力、 影响力，基于他国公众对本国文化、 政治价值观、 外交政策等方面的高度认同。 文化作为重要的软实力资源，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软实力效果。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古代曾出现过“万国来朝”的盛况， 进入新时代， 中国正在探索一条有自身特色的软实力建设道路。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 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又有了新的工具和抓手， 这也进一步拓宽了中国文化传播的全球空间。 根据国际最权威的软实力调查“波特兰报告”， 2019 年中国软实力在文化维度中排名上升了一位， 名列第八。②USC Center on Public Diplomacy: The Soft Power 30: A Global Ranking of Soft Power 2019， https: / /www.uscpublicdiplomacy.org/sites/uscpublicdiplomacy.org/files/The%20Soft%20Power%2030%20Report%202019.pdf，2019-10-24.尽管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同意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已显著增长， 但这并不一定能转化为对中国的好感。③Pew Research Center: People around the Globe Are Divided in Their Opinions of China， https: / /www.pewresearch.org/wpcontent/uploads/2019/09/FT_19.09.30_China_Topline.pdf， 2019-09-30.因此， 从效果入手， 考察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情况， 既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认清和把握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现状， 又有助于明确今后的软实力建设方向。

一、 研究综述

自古以来， 中国讲究以文育人、 以文平天下。 “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修文德以来远人”等正是重视文化软实力的传统体现。 时至今日， 文化软实力的柔性作用， 成为更多学者的共识， 以文化资源所特有的柔性力量化之， 继而产生内聚力、 吸引力。①夏 晓华: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构的源头、 内涵与体系——政策科学的视角》，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3 期。

让接收者认同是文化产生软实力效果的必要条件。 认同作为一种关系， 包括认同者和被认同者，二者之间必然是双向互动的。 理解文化认同有两种视角: 一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视角， 指基于共同的文化符号、 文化理念、 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 个人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共同文化的确认， 这一过程划分了“我们”和“他们”的界限。②崔新建: 《文化认同及其根源》，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4 期。另一种是以文化他者为核心的视角， “一带一路”就蕴含着这样的文化认同观。 伴随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各种文化相遇、 碰撞成为必然， 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必然面对各种不同的文化场景， 因此要在现实关系层面和符号关系层面建构文化意义上的认知，也就是获取文化认同。 在这一过程中， 要避免文化他者由于思维定式和偏见造成的认知偏差， 也要提高凝聚性和吸引力赢得文化他者的同一感和相互承认， 最终才能让沿线国家民众认为“一带一路”是具有普世性的、 符合其在地体验的存在。③赵永华、 刘娟: 《文化认同视角下“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路径选择》， 《国际新闻界》2018 年第12 期。本文从第二种视角出发， 侧重于考察文化他者在认知和情感层面对中国文化的感知和评价。

在文化认同的内涵界定和维度划分方面， 弗里德曼将文化认同分为生活方式认同、 现代族群认同、 传统族群认同和种族文化认同。④Friedman， J.: Cultural Identity and Global Proces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1994: 30.张国良等把文化认同归纳为文化认知、 文化情感和文化行为三个阶段， 从语言、 城市、 饮食、 生活方式等 21 个方面测量了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程度。⑤张 国良、 陈青文、 姚君喜: 《媒介接触与文化认同——以外籍汉语学习者为对象的实证研究》，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5 期。吴世文和石义彬将中国人的本国文化认同分为文化认知、 文化情感和文化行为意向三个层次。⑥吴 世文、 石义彬: 《我国受众的媒介接触与其中国文化认同——以武汉市为例的经验研究》，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 年第1期。楚雪和张国良的研究也基于这三个层次分别考察了留美中国学生对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认同度。⑦楚雪、 张国良: 《互联网使用对留美中国学生文化认同的影响》， 《新闻大学》2019 年第5 期。

关于文化认同的影响因素， 前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是原生人口特征。 李丽虹对大湄公河次区域五国华人华侨的研究发现， 大体上看， 年龄越小的华人华侨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越低。⑧李丽虹: 《GMS 五国华人华侨中华文化认同研究》，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1 期。另有学者发现， 家庭收入的差异会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⑨李志英、 郝宇锋、 摆小林、 李鸿雁: 《家庭状况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认同的影响》， 《北京教育(高教版)》2008 年第9 期。二是原生文化背景。 不同国家有着各具特色的外交政策、 宣传内容和文化传统， 进入新文化环境后， 人们的双重文化认同会受到所处社会的历史、 经济、 政治背景以及第二文化的社会环境的影响。⑩Huynh， Q. L.， Nguyen， A. M. D.， ＆ Benet-Martínez， V.: 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 In Handbook of Identity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Springer， 2011: 827-842.三是媒介因素。 徐剑等人的研究发现， 电视的接触频率会显著影响美国民众的对华好感度。①徐剑、 刘康、 韩瑞霞、 曹永荣: 《媒介接触下的国家形象构建——基于美国人对华态度的实证调研分析》，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 年第 6 期。楚雪和张国良的研究显示， 互联网使用行为、 动机、 自我效能以及通过互联网与家人联系的频率都会显著影响留美中国学生对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认同。②楚雪、 张国良: 《互联网使用对留美中国学生文化认同的影响》， 《新闻大学》2019 年第5 期。另有研究发现， 学校环境和同辈群体是影响回族大学生本民族认同及中华民族认同的共同因素。③严宇: 《回族大学生民族认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西安地区部分高校的调查》， 《民族论坛》2017 年第2 期。

总的来看， 大部分研究以抽象层面的概念提炼和类型划分为主， 近年来， 也有学者基于实证材料考察和评测文化认同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但在研究对象上， 大部分学者以中国人为考察对象，关注他们对本国文化或外国文化的认同， 较少有学者以外国人为考察对象， 关注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 文化在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加强他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对于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至关重要。

文化软实力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连续的过程。 关世杰认为这个过程由文化资源力(基础变量)、 文化传播力(传导变量)和文化影响力(结果变量)三者构成。④关世杰: 《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调查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 第81 页。刘澜认为软实力存在着“两次权力转化”:第一次是甲国潜在的软实力资源在乙国的目标对象中产生吸引力， 转化成真正的软实力资源。 第二次是乙国目标对象心中的吸引力转变为乙国制定利好甲国的政策行动， 这意味着软实力资源转化为软实力行为和结果。⑤刘澜: 《中国文化软实力有多大》，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年版， 第44 页。我们认为， 文化软实力基于文化资源产生， 通过文化传播的形式， 使受众形成文化认同进而产生文化实践， 是一个向外释放吸引力的动态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一方面， 文化认同已经能在相当程度上呈现软实力的现实效果， 是衡量软实力大小的重要依据； 另一方面， 认同是实践的前提， 从意愿到行为， 文化认同也是软实力建构动态链条上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

本文根据文化资源力到传播力再到认同力的动态逻辑， 以在华外国人为研究对象， 对他们的中国文化认同开展实证研究， 试图呈现其中国文化认同现状， 并从动态生成的角度分析其影响因素，为下阶段进一步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提供针对性建议。

二、 研究设计

本文围绕三个问题展开: 外国人的中国文化认同现状如何? 不同区域外国人的中国文化认同是否有差异? 文化资源和文化传播对外国人的中国文化认同分别产生怎样的影响?

(一)测量指标

文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 人类学家泰勒认为， 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 信仰、 艺术、 道德、 法律、 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⑥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第1 页。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称: “文化可以被认为是人类社会产品的积累， 包括物质对象的使用、 社会制度和行为方式。”⑦威廉·费尔丁·奥格本: 《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第29 页。不同学者尽管在表述上对文化有不同的理解， 但基本上包含了以下共识: 首先， 文化是一种集体现象； 其次， 文化通过后天习得， 并由成员间的交流传播得以延续和传递； 再次， 文化最初是为了应对特定的外部环境而产生， 不同社会具有不同的文化； 最后， 文化是有结构的， 文化结构大致可以分为物质技术层、 制度行为层、 心理观念层等。

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文化指与经济、 政治并列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 传统唯物史观把社会生活分为经济、 政治、 文化三方面， 其中的“文化”即取狭义， 一般也称为“精神文化”。①郑广永: 《由狭义、 广义文化观到新文化观——兼论文化观与唯物史观的关系》， 《学习与探索》2003 年第1 期。广义的文化指与自然相对的具有属人性质的一切活动及产物， 涵盖了物质的、 制度的、 精神的各个层面， 即人类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是文化。 经济和政治， 本身不是文化(狭义)， 但一个国家和地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经济、 政治领域形成的某些传统、 共同价值准则、 信念和情感等， 是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在人们精神领域的投射， 亦属于文化(广义)的一部分， 即经济文化、 政治文化。 基于此，我们从广义的文化意义出发， 把中国文化认同具体分为政治文化认同、 经济文化认同和精神文化认同， 其中“精神文化”即指狭义文化。

参考了相关文献并结合本研究的目的， 我们设计了具体的测量指标: 政治文化认同由“政府公信力”“政府领导力”“外交影响力”三项构成； 经济文化认同由“政策友好力”“经济生命力”“产品吸引力”三项构成； 精神文化认同由“文化(狭义)包容力”“文化(狭义)创新力”“文化(狭义)亲和力”三项构成， 分别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询问受访者对上述方面的评价。 政治文化认同、 经济文化认同、 精神文化认同的α 系数分别为0.827、 0.749、 0.812， 信度较为理想。 对上述九项进行因子分析， KMO值为0.838 且Bartlett's 球状检验sig 值小于0.001， 说明存在因子结构。 结果表明， 存在三个因子，每个因子分别对应上述各项目， 三个因子可解释的总方差为70.67%。

文献回顾发现， 原生人口特征、 原生文化背景、 文化传播等均为影响文化认同的可能因素。 如前文所述， 文化软实力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 文化资源是基础和前提， 经过“传播”这个中介后产生效果——文化认同。 文化资源力是文化软实力的源泉， 表现为中国拥有文化资源的丰富程度。 文化传播力是文化软实力得以实现的传导机制、 中介要素， 是文化传递、 扩散的能力。 文化资源、 文化传播都是文化认同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 基于上述原因， 我们主要从两方面来设计自变量。 文化资源认知通过测量文化形象资源、 文化生活资源、 文化思想资源的认知获得。 每类列举八种文化资源， 受访者回答多选题“你认为以下中国文化符号中， 哪些可以代表中国文化”， 勾选一项得1 分，不选得0 分， 一级指标最高为8 分。 文化传播通过“传播频率”和“信息评价”来考察， 分别代表传播的数量和质量。 传播频率设置“大众媒介频率”“人员交流频率”两个指标， 通过多选题询问受访者“你通过哪些方式了解中国”， 计算每一类总分并除以下设指标数， 获得两个指标的最终得分。 信息评价通过五点李克特量表让受访者对“中国媒体信任度”“中国人信任度”分别打分， 获得对大众传播、人际传播质量的评价。 性别、 年龄、 学历、 是否发达国家、 是否周边国家作为控制变量， 一并纳入影响因素分析模型。

(二)数据来源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5 月， 课题组在北京、 上海、 济南、 青岛、 杭州、 宁波、 贵阳、 徐州等地， 针对外国在华留学生和海外游客开展问卷调查。 留学生调查主要通过各校国际交流学院实施，以立意抽样方式覆盖10 所高校的不同国籍、 专业、 年级、 学历层次留学生， 每所学校100 名受访者；海外游客问卷发放由调查员在相关城市主要景区实施(共200 人)， 以偶遇抽样进行。 共发放纸质问卷1200 份， 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033 份， 有效填答率达86.08%。 有效受访者中， 男性占50.4%， 女性占49.6%， 平均年龄24.96 岁， 在华时间超过一年者居多(40.9%)， 本科以上学历者占81.8%。他们来自全球89 个国家， 其中来自发达国家的占56%， 来自中国周边国家的占36.3%。

三、 在华外国人的中国文化认同现状

表1 呈现了受访者的中国文化认同现状及不同群体之间的比较。 各指标均值都超过中值3， 说明受访者对中国文化较为认同。 得分最高的前三项为“政策友好力”(3.98)、 “经济生命力”(3.83)和“政府领导力”(3.71)， 得分相对靠后的是“产品吸引力”(3.16)、 “文化包容力”(3.39)和“政府公信力”(3.44)。 这三个指标分别属于“经济文化认同”“精神文化认同”和“政治文化认同”， 说明在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各个方面， 目前都存在某些弱项和短板。

表1 在华外国人中国文化认同均值及比较

进一步比较不同群体的情况后发现: (1)除了“文化包容力”外， 其他指标上， 来自发达国家的受访者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受访者均有显著差异。 其中， 除“产品吸引力”和“文化创新力”两项指标外，发展中国家受访者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度都显著高于发达国家受访者。 (2)尽管周边国家受访者的中国文化认同评分大体上略高于非周边国家受访者， 但除了“产品吸引力”外， 其余指标均未达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我们还计算了“政治文化认同”“经济文化认同”“精神文化认同”三个大项各自的均值， 分别为3.59、 3.66 和3.58， 经济文化认同度显著高于其他两项。 需要指出的是， 在所有分类评价中， 发展中国家受访者、 周边国家受访者对“政策友好力”的评价都超过4 分。

四、 影响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因素

我们分别以政治文化认同、 经济文化认同、 精神文化认同三个大项各自的均值作为因变量， 采用层次回归策略， 把控制变量、 文化资源、 文化传播三个模块的自变量依次放入回归模型， 结果见表2。

表2 外国人中国文化认同的层次回归结果(非标准化系数)

(一)政治文化认同的影响因素

模型1a 仅把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 整体解释力为0.086， 年龄、 学历、 是否发达国家是显著变量。 控制了其他变量， 年龄越大、 学历越高的受访者， 越认同中国政治文化。 较之于发达国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受访者更认同中国政治文化。

进一步纳入“文化资源”模块后， 模型1b 的整体解释力上升了0.044， 达到0.130。 文化资源模块中的文化形象资源、 文化生活资源为显著指标。 越认为文化形象资源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受访者， 越不认同中国政治文化； 越认为文化生活资源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受访者， 其中国政治文化认同度越高。

模型1c 进一步增加了“文化传播”模块， 整体解释力比模型1b 上升了0.212， 达到0.342。 控制变量中， 年龄的影响不再显著。 “文化传播”模块中， 属于“信息评价”的两个指标均达到显著且影响方向为正， 说明无论通过大众传播还是人际传播， 对信息质量评价越高的受访者， 其中国政治文化认同度也越高。 通过比较两个ΔR2的值， 我们发现较之于文化资源， 文化传播对文化认同的影响力更大。

(二)经济文化认同的影响因素

模型2a 显示了仅把控制变量纳入的情况， 整体解释力为0.033， 控制了其他变量， 发展中国家受访者对中国经济文化的认同度显著高于发达国家受访者。

模型2b 显示， 当增加“文化资源”模块后， 整体解释力上升了0.023， 达到0.056。 文化资源模块中， 文化形象资源和文化生活资源是显著变量且影响方向一负一正。

继续把“文化传播”的诸项指标纳入回归模型2c， 整体解释力进一步上升了0.120， 为0.176。“文化资源”模块中， “文化形象资源”的影响不再显著。 在“文化传播”模块的四个具体指标中， “中国媒体评价”“中国人的评价”是显著变量且影响方向均为正。 比较ΔR2的值后发现， 较之于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感知， 文化传播更能影响受访者对中国经济文化的认同度。

(三)精神文化认同的影响因素

当只有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时， 模型3a 的整体解释力为0.016， 年龄和是否发达国家为显著指标。 控制了其他变量， 年龄越大的受访者对中国精神文化的认同度越高； 较之于发达国家受访者，发展中国家受访者对中国精神文化的认同度更高。

增加了“文化资源”模块后， 模型3b 的整体解释力上升了0.020， 达0.036。 在该模块的指标中，文化形象资源、 文化生活资源是显著指标， 影响方向为一负一正， 与“政治文化认同”的情况一致。控制变量中， 是否发达国家的影响不再显著。

模型3c 中， 继续加入“文化传播”模块， 整体解释力又上升0.162， 达到0.198。 控制变量均不显著， “文化资源”模块的“文化形象资源”的影响也不再显著。 在“文化传播”具体指标中， 两个关于“信息评价”的指标均达显著。 无论通过人际传播还是大众传播， 对信息质量评价越好的受访者， 其精神文化认同度也越高。 比较两个ΔR2值可知， 在受访者精神文化认同的形成过程中， 文化传播的作用同样明显大于文化资源。

五、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文化认同理论， 实证考察了在华外国人的中国文化认同现状， 并通过层次回归， 遵循文化软实力建构的动态过程链规律， 从文化资源、 文化传播角度， 探究了影响文化认同形成的因素。研究的主要发现有:

第一， 在华外国人的中国文化认同度较高， 其中， 他们对经济文化的认同度最高。

在本文测量的三个大类九个具体指标中， 在华外国人的评分均值都超过中值3， 说明他们的中国文化认同情况较理想， 大家对中国文化普遍持有积极的态度。 其中， “经济文化认同”得分显著高于“政治文化认同”和“精神文化认同”。 这也充分说明， 近年来以坚持独立自主为中心、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并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方案”得到了较普遍的国际认可， 在普通外国民众心中有较大的吸引力、 感召力。

与此同时， 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文化认同领域的三个相对弱项: 产品吸引力、 文化包容力、 政府公信力。 这些弱项分属于“经济文化”“精神文化”和“政治文化”， 表明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认同方面， 目前没有完全的强项。 中国产品吸引力不足， 长期以来“中国制造”被打上“廉价、 低端、 山寨”等标签。 尽管近年来我们也出现了“传音手机占据非洲近50%的手机市场份额”等现象级产品， 但与欧美、 日本等传统制造强国相比， 中国产品质量依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高端品牌较少。 随着全球传统制造业逐渐由中国向东南亚、 非洲等地区转移， 我们要抓住机会， 实现升级换代， 努力实现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 文化包容性方面， 一般认为， 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传承至今的只有中国， 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 以及生命力背后的同化力、 整合力。 以佛教为例， 佛教两汉时期传入我国， 几百年后， 一部分变为中国式的佛教(如禅宗)， 一部分消融于宋明理学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在国际交流越来越频繁的今天， 如何既坚持文化自主性又兼顾包容性， 的确值得深思。 此外， 外国人对中国政府信任度偏低， 也说明“政治文明”建设任重道远。 进入媒介化社会， 提升政府公信力， 特别要注重信息公开机制落实、 电子政务系统完善、 强化公共决策中的公众参与， 以及加强行政问责、 完善政府绩效评估、 提升公务员素质等制度和人员保障。

第二， 中国文化对发展中国家民众具有明显的认同优势， 但在“中华文化圈”的优势不显著。

从实证结果看， 无论中国政治文化还是经济文化， 或者精神文化， 发展中国家民众的认同度都普遍显著高于发达国家。 近年来， “中国方案”举世瞩目。 2016 年习近平在新年电视讲话中首次提及“中国方案”并在当年“七一”讲话中又重申了这一思想。①布成良: 《中国方案: 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选择》，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 年第5 期。中国成功的现代化建设不仅为世界各国人民提供了现代化途径的新选择， 而且为发展中国家在保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又能保持独立自主提供了样板。②章忠民、 魏华: 《中国方案拓展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途径选择》，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 年第12 期。我们的研究显示， “中国方案”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普遍认同， 今后， 我们要有更强的信心去阐述、 传播、 推广“中国方案”。

值得重视的是， 尽管有学者认为同源文化所带来的内聚力和向心力， 以及共同文化特质的历史认同功能和文化亲和功能可以助力国际合作③张骥、 刘中民: 《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 近年来， 中国的对外政策、 文化传播等也有意识对周边国家和非周边国家进行区分， 但从本研究结果看， 这种区分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未得到实证支持——是否周边国家的受访者， 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度并没有显著差异。

尽管未达显著， 但周边国家受访者对大部分测量指标相对更认同。 地缘上的接近， 意味着他们与中国有更多的往来， 也更容易了解和感受中国文化， 反过来也降低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新鲜感”。与之相反， “距离产生美”， 非周边国家的民众接触中国文化， 更容易感受到与其本国文化的差异性。但这种“新鲜感”未必能拉近“文化距离”， 非周边国家的外国人在中国的跨文化适应相对困难， 这可能降低他们的中国文化认同感。 因此， 快速补足短板不失为一条增强中国文化认同度的有效路径。针对周边国家公众， 传播主体应从文化创新和国家形象塑造入手， 采用柔性策略， 传播中国现代文化， 塑造和平友好形象， 提升中国文化总体认同。 针对非周边国家公众， 需从提升中国政府信任度、领导力和外交形象入手， 淡化意识形态差异， 努力提升中国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认同。

第三， 文化资源对外国人的中国文化认同的作用有限， 必须换位思考文化资源的适用性。

研究发现， 相较于只有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 引入“文化资源”模块后， 政治文化认同、 经济文化认同、 精神文化认同的模型拟合度分别提升了0.044、 0.023 和0.020， 比较ΔR2的大小， 研究发现“文化资源”在三种文化认同方面的影响力均小于“文化传播”的作用。 具体到文化资源类型， 文化生活资源对三种认同的作用均达到显著且影响方向为正。 较之于文化形象资源和文化思想资源， 文化生活资源中以春节、 中国食物、 中国医药、 茶叶等为代表的“传统生活符号”， 以微信、 共享单车、移动支付、 高铁等为代表的“现代生活符号”， 既是中国当下对外传播的重要文化内容， 也是公众比较容易感知和接触到的中国元素， 这些元素与公众生活有高度关联。 文化形象资源对三种文化认同的作用为负， 说明长城、 鸟巢、 东方明珠、 故宫等“地标符号”， 中国龙、 大熊猫、 孙悟空、 兵马俑等“象征性符号”， 在一定程度上对外国人的中国文化认同有“抑制”效应。 可能的解释是， 除中国以外的大部分国家， 当地民众对上述符号的解读与我们不同。 比如长城、 故宫， 在国外很多镜头中多与中国的封建传统相联系， 而“中国龙”通常被翻译成“dragon”， 被视为暴力和邪恶的象征。 至于以孔子、 太极、 书法、 功夫等为代表的文化思想资源， 往往因过于抽象而不为国外普通民众关注， 其对中国文化认同的作用自然就不显著了。

鉴于这些发现， 今后的跨文化传播中， 一方面要多从受众视角去选择资源， 提高文化资源的“适用性”， 充分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现状， 做到“外外有别”。 另一方面， 要充分筛选出最适合传播的文化资源， 减少文化误读。 很多当下广为流传但未经筛选的中国文化符号， 进入其他语境后被误读的情况时有发生。 本文所选取的20 个最广为人知的中国文化符号中， 受访者熟知的前五位是长城、 大熊猫、 中国功夫、 中国龙、 微信。 即使是这些认知率最高的文化符号， 也经常发生被误读的情况。 长城的英译中“Wall”一词经常被解读为中国隔绝外界的围墙， 被打上了保守、 固步自封的标签。 在外国影视作品中， 中国功夫也时常蕴含着强烈的攻击性。 因此， 在对外传播中，我们不仅要选择那些有可能被外国受众接纳的文化符号， 更要正确解读这些文化符号， 在专注自我表达的同时， 尽可能地去阐释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让外国人更理解这些文化符号产生的历史语境和社会背景， 在平等的文化互动中消解他者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和偏见。

第四， 文化传播对外国人的中国文化认同度影响显著， 未来对外传播的重点是提升传播质量而非数量。

研究表明， 在中国政治文化认同、 经济文化认同、 精神文化认同的影响因素中， “文化传播”的作用均为最大， 对模型解释力的贡献也最多， 分别达到了0.212、 0.120 和0.162。 研究还发现， 同属于文化传播， “信息数量”对外国人的中国文化认同度基本无显著效应， “信息质量”却发挥着显著的正面效应。 可见， 信息的质量远比数量重要。 反观中国对外传播的现状， 当下诸多与传播有关的软实力提升策略多停留在扩大大众传播、 人际传播的数量层面， 缺乏对传播质量的关注。 主流媒体的对外传播内容， 往往陷入形式单一、 接近性差、 内容生硬等窠臼， 难以唤起国外普通受众的认同。

改善传播质量的本质是提升传播效果。 中国的文化资源能否被他国受众接纳， 还得从满足需求入手。 传播主体要排除意识形态偏见， 以我为主， 兼顾受众特点， 传播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资源。在操作层面， 首先要扩充对外传播渠道， 重视“接触点”管理， 能传播中国文化的媒介不一定只有新闻媒体， 文化产品也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有效载体， 近年来， 中国影视剧、 综艺和电影的海外影响力也在逐步提升， 伴随着渠道畅通， 内容“出圈”也带来了“文化出圈”。 其次， 要精准分析和把握中国文化的内涵与输入国价值观的共通之处， 实现传播内容本土化、 国际化、 在地化的兼顾。 同时，也要注重从民众的日常生活入手， 努力做到传播形式多样化、 内容日常化， 着力打造更具亲和力的中国形象。